1999年底，余杰写了《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一文，该文在《大舞台》杂志发表后，迅速被多家报刊转载，并收入其最新的一部杂文集《想飞的翅膀》之中（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余秋雨在千禧之旅归国之后读到此文，对其中的许多论点和论据都有不同的看法。于是，他写了《答余杰先生》，以公开信的形式就该文中所涉及的某些问题与余杰进行探讨。（该文及余秋雨针对此事的访谈录见2000年2月1日《中国新闻周刊》）
关于余秋雨在“文革”期间的隐痛，在学界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论题。没想到的是，“二余”之争发生后，文化界的许多人突然对余杰的思想路径和文风问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单以广州为例，不久前，就有《羊城晚报》发表《余杰，你为何不忏悔？》一文，指责余杰批评余秋雨的文章有抄袭的嫌疑，3月25日的《新快报》又刊发祝勇的《余杰需要忏悔》一文，认为最需要反省的是余杰自己。如此叫人心惊肉跳的反问，余杰如何面对呢？
1、细节与真实
记者：我发现，你和余秋雨之间最重要的分歧在于：忏悔作为一种精神资源，是否适合当代中国、尤其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为此，余秋雨不惜大谈自己在“文革”期间的经历，希望由此表明，他不是你所指责的那种人。
余杰：余秋雨先生比较详细地谈到自己在“文革”中的经历，这在他此前的文字中是罕见的。就此而言，他不再像以前那样遮遮掩掩，而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真诚。但是，对许多具体事实的陈述，我个人认为有大量避重就轻、自相矛盾甚至颠倒黑白的地方。就他的公开信和访谈录中所涉及的具体事件、具体人物和相关细节，我觉得有必要作出我个人的追问、质疑和反驳。当然，我在这篇文章中要展开的，是我对忏悔精神的体认以及我所认为的忏悔精神在当代中国不可或缺的意义。我一再表明，我对余秋雨的批评仅仅是一个契机，我想引发的是全民族对我们自己所创造的一部血迹斑斑的历史的深刻反思和对我们国民性中劣根性的无情揭露。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在新世纪的阳光中过上真正健全的、自由的、民主的、配得上称作“人”的生活。
记者：余秋雨先生在给你的公开信中说：“犀利必须以真实为基础，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我又不希望您在考证、调查中忙碌，而且事实证明，很多细节真实也会组成一个大不真实。我只建议您固守两点：辨轻重、合常理。这比细节真实重要。”这一点你怎么看？
余杰：对于这一观点，我不敢苟同。我认为，整体的真实是由细节的真实构成的，没有细节的真实，整体的真实就无从谈起。我们对一个宏大历史事件的叙述是以对细节的点点滴滴的描述开始的。我在阅读英国大历史学家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的时候，就惊讶于书中那无穷无尽的细节。从宫殿建筑的装饰特色到帝王将相的日常饮食，吉本都不厌其烦地进行细致入微的描写。正是有了大量细节的真实，他才能够对细节进行归类、总结和提炼，最后找到罗马帝国衰亡的根本原因来。我认为，我们在面对文革这一历史事件的时候，也应当有像吉本这样严肃而科学的态度。只有这样的历史才称得上“真史”和“良史”。
对历史的歪曲正是从对细节的歪曲中开始的。那些善于掩盖历史真相的人，正是从掩盖细节的真实着手的。余秋雨先生建议的两点“辨轻重、合常理”，我当然同意。但是，如果没有对细节的研究和核实，“辨轻重、合常理”又从何谈起呢？究竟什么是轻、什么是重、什么是常理呢？没有对细节的考证和核实，所谓“常理”只能是空中楼阁。
2、历史的伤痕
记者：你对知识分子的忏悔问题的思考，是建基于怎样的一种事实基础和心理疑问？你如何进一步向民众证实，当历史的脚步已经远去，忏悔依然是必须而迫切的？
余杰：我认为，刚刚过去的一个世纪是中国人多灾多难的一个世纪。灾难和伤痛远远多于辉煌与光荣。百年来，中国人至少留下了四道至今没有愈合的伤痕：一是本世纪上半叶军阀、党派之间先先后后、大大小小的若干次内战，在内战中国力遭到严重的削弱，更有数千万同胞死在同胞的枪口之下；二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死于抗日战争的中国军民超过了3千万人；三是五六十年代之交所谓的“自然灾害”（实际上乃是“人祸”），活活饿死、病死3－6千万人；四是1949年以来从“反右”到“文革”的若干次残酷的政治运动，剥夺了数千万人的生命、特别是绝大多数本民族最优秀分子的生命。对于这四道至今仍然血淋淋的伤痕，我们却没有作出任何有分量的反思来。我们在跨越新世纪的门槛的时候，企图将这四道伤痕抛弃在旧世纪，但这能做到吗？假如忘却灾难，对未来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应当以更大的勇气和耐心，来面对我们的伤痕、我们的耻辱。有的人认为，以上的四大伤痕已经远离我们，我们不必斤斤计较，我们应当“放下包袱”，全心全意地来应对新时代的挑战。可是，我认为，正是因为伤痕与耻辱没有得以彰显，所以我们依然生活在它们的阴影之下，它们随时可能卷土重来。
记者：可是，在谈论自己的造反派同学的时候，余秋雨的反驳是：“即使他们应为此负责，他们所受的苦难已经够多了，下到农村，几十年的压抑，难道他们的罪行还没有抵消吗？我不希望这种苦难继续延续下去。”
余杰：我感到迷惑不解的是：罪行难道是可以抵消的吗？罪行就是罪行，难道因为受到了命运的惩罚，罪行本身就不存在了？如果罪行可以抵消，那么那些被吃掉的“地、富、反、坏、右”们的冤魂归该依何处呢？人人都认为罪行是无足轻重的，于是在商业化大潮汹涌澎湃的今天，以黑芝麻为代表的黑色食品便打上了“黑五类”的商标，以一种后现代玩笑的话语方式来言说当年的血腥。喜剧在不知不觉之间取代了悲剧。这种“戏说”的态度，将记忆的功能重重包裹起来，正是悲剧再次得以产生的肥沃土壤。
记者：同样的问题，也许不仅经历过“文革”这种惨烈事件的人需要面对，像我们这些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恐怕也需警惕，否则，很可能我们在反对“文革”的时候，不知不觉也用上了“文革”的思维方式。我注意到，这一段，许多人对你的指责，都与这一点有关。
余杰：就我个人来说，虽然没有经历过“文革”，但“文革”以及半个世纪以来意识形态教化的毒素同样深入到我的语言、行为乃至思维方式之中。在包括《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在内的许多文字中，我都不由自主地流露出“文革”的语言和“文革”的思维方式来。例如，我在文章中轻率地使用“文革余孽”这样的词语，充满了个人的情绪化，偏离了文化批评的界限，这也是我想向余秋雨先生表示歉意的地方。我相信，这是每一个中国当代的写作者和思想者都面临的一个困境。要痛苦地把这些毒素都从自己的血液里清除出去，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以崭新的、健全的理念来支撑自己的批评，从细部的修辞到表达的方式都遵循宽容的原则，避免独断论的、二元对立的思路，这是我努力追求然而远远还没有达到的境界。在我写作和思考的过程中，我希望得到所有的师长和朋友的批评――在这方面，许多师长朋友已经给予了我们不少严厉的批评，我衷心地感谢他们。
3、为何要忏悔
记者：余秋雨先生在与我的对话中谈到，忏悔是个人内心的事情，忏悔不能由别人来强迫，别人强迫的忏悔就不叫忏悔了。我觉得他说的这一点，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余杰：我同意他的这一观点，并且为他的真诚所感动。我最担心的并不是余秋雨的不忏悔，而是本来内心并不想忏悔，仅仅是出于维护自身形象考虑而进行“假忏悔”。这才是最可怕的一种结果。因此，余秋雨先生强硬的“不忏悔”的态度反映了他相当程度的率真。同时我认为，余秋雨有不忏悔的权利，而我作为一名普通公民，也有批判他不忏悔的权利――只要我没有利用权力来强迫他进行忏悔。
记者：那么，你所说的忏悔，你自己又给它一个怎样的界定呢？
余杰：我所说的忏悔不是惩罚，也不是侮辱；我所说的忏悔与爱、与宽容紧紧相连。余秋雨先生一听到“忏悔”，就想起文革中暴风骤雨式的批判来，因而感到恐惧和担忧，这是因为他误解了忏悔的本质。忏悔的目的乃是在人与人之间重新建立起信任和尊重，重新让每个人获得安宁和自尊。忏悔既是一种回顾，又是一种前瞻。忏悔是对自己的爱，也是对他人的爱。爱是忏悔的核心内容。
忏悔的前提是认识到我们都是有罪的。如果一个人认为自己无罪，那么忏悔也就无从谈起。与余秋雨先生迥然不同，我是坚信我们都是有罪的。我们为什么有罪呢？
人有罪的因为人的有限性。近一个世纪以来，人类遭受了若干巨大的灾难――奥斯维辛的烟囱、南京的大屠杀、苏联的古拉格群岛、红色高棉屠刀下的白骨以及“文化大革命”中的鲜血……这些惨绝人寰的悲剧的诞生，正是因为人不承认自身的有限性，人开始不择手段地去追求人的完美无缺、人的无限性和人对神的取代。近一个世纪以来，人类开始变得越来越狂妄自大，尤其是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人类自认为能够掌握自身的命运。然而，事实证明：所有的一切发明并没有让人类在精神上更加自由和幸福。人的苦难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反而大大地加深了。人认为自己是无罪的、可以为所欲为的，人就为自己也为他人制造了一个地狱。
记者：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他们顶多只承认自己犯过错误，要他承认自己有罪，似乎是决无可能的事，这大概也算得上是一种“国情”吧？
余杰：中国人一直都没有搞清楚“罪”、“恶”、“过”三者的区别。“罪”是由人的有限性决定的、人生而有之的一种状态；“恶”是罪的结果，并且超越了一种状态，特指某些由罪而来的严重行为，例如杀人、放火、奸淫、偷盗、贪污等；“过”是在中国特定的语境中被广泛使用的一个词语，也就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过失”。中国人能够认识到什么是“恶”，却故意用“过”来取代“罪”。我们在使用“罪过”这个词语的时候，其实我们的重心已经转向了“过”。因为是“过失”，所以忏悔也就显得没有必要了；因为是“过失”，我们也就无须去获得他人的谅解。
说到底，忏悔问题的根源在于信仰问题上。中国是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信仰资源的稀薄，正如空气中氧气的稀薄一样，在新世纪来临的时刻，已经被越来越多有远见的中国知识分子所意识到。
记者：要想让人普遍理解你的这种悲悯情怀，看来还需假以时日。你还想对余秋雨等人说点什么吗？
余杰：我还想告诉余秋雨先生的是：忏悔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忏悔属于我们每个人。我们需要建构我们自己的信仰，我们需要认识我们自己的罪行，我们需要开始我们自己的忏悔。为了历史，为了现实，也为了未来。
4、编后语
关于“二余”之争，关于忏悔等问题，令我想起阿道夫?艾希曼――希特勒对犹太人实行种族灭绝的主要工具之一――20世纪60年代在耶路撒冷受审的情形。思想家阿伦特小姐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书告诉我们，艾希曼在法庭上为自己辨护的一个重要论点是：“没有外在的声音来唤醒他的良心。”正如另一个高级纳粹分子恩斯特?卡尔登勃鲁纳于1946年在纽伦堡审判的被告席上所哭诉的：“我只是履行了情报机关应该履行的职责。我拒绝做希姆莱的替罪羊！”这些言辞虽然不能为他们洗刷滔天罪行，但它对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每一个人的挑战是极为有力的。至少，它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思想路径：在一场有共谋意味的民族性犯罪里，个人承担罪责的最后限度在哪里？艾希曼不是普通的罪犯，他的暴行是否普通的法庭可以审判得了的？
纽伦堡审判时，许多纳粹都辩解道，作为一个军人，执行法律和服从命令是天职，何罪之有？这确实是一个思想的难题。而艾希曼说，没有外在声音来唤醒他的良心，所以他所做的不能全由他一个人来承担，何况在那种境遇里，他没有理由不执行元首的意志。这个辩护在普通情况下肯定是荒谬的，因为艾希曼作为一个成年、健康而有自由意志的个体，必须为自己所作出的每一种选择负道义和法律的责任。而事情却没有这么简单。今天回过头来看，许多的历史事实证明，当一个民族的多数人都卷入一场犯罪时，也许真的存在一个良心需要被唤醒的问题，因为个体在整个时代的压力下会更多地凭巨大的惯性活着，而难以作出独立、正义的选择。就像我国的“文革”时期，许多人都在偶像崇拜中变得疯狂、盲从和非理性一样，事后让人觉得难以理喻，它决非“上当受骗”这四个字所能简单概括的。回想起来，即便像顾准这样的人，若非过早就被体制抛弃，身陷囹圄，要产生那些有反叛意味的清醒思想，怕也是难的。
由此我想起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战后的反思：“我们全都有责任，对不义行为，当时我们为什么不到大街上去大声呐喊呢？”雅斯贝尔斯从哲学的角度对每一个人发出了质问，意即在一场民族性的黑暗面前，光审判几个艾希曼是不够的，只有每个人都完成一次内心的自我觉悟之后，民族精神的救治才可能有效。当然，说“我们全都有责任”，并非鼓励秋后算帐，而是希望由此给罪恶设定一个最低限度的防线，它指的是，我们对已发生的劫难有责任记住，对未来不致重犯类似的罪恶有责任防范。一个没有记忆的民族也就没有未来。索尔仁尼琴在暗中写作《古拉格群岛》时，许多人劝他“让过去的过去吧”，并说：“如果常常牢记过去，会失去一只眼睛的。”索尔仁尼琴回答说：“这句谚语的下一半却是：忘记过去，你会失掉两只眼睛。”
每个个人如何面对历史，大概算得上是一个复杂的哲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