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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被媒体炒红的十大恶心名人

禁忌的归途 发布于 2004-05-23 07:27 · 23 回复 · 1,194 浏览 锁定

被媒体炒红的十大恶心名人
文章提交者:西北狼 加贴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cat898.com



百家杂谈



  一、余秋雨。
余老师很多年前就是明星了,不过很少娱乐,甚至还有点倒霉,让一个二十啷当岁的余杰天天逼着低头认罪,穷追不舍。余老师会知道文革的那点勾当见不得人?死要面子活受罪,就不说话,最后逼急了,就开始打官司,一连打了七八场,不过就是没有余杰的事,我估计是余老师嫌余杰段位太低,要么就是顾及五百年前是一家,饶他一条小命。不过那也成就了余杰。二十几岁就成了思想家,三十岁就开始出全集。《香熏草》的胡言乱语我怎么看怎么和凯氏的《勾引家日记》差不多。
  说远了,接着说娱乐明星余老师。十几年来,余老师风尘仆仆,一路走来,比腊月三十的烟花还热闹。从西亚回来,余老师又干了三件大事:一是给歌手大奖赛当知识评委。现在的歌手,上完高中的都难找,让大学者余老师评判他们,太稀松了,太小菜了,太豆芽了。在一个个胆战心惊的未来娱乐明星面前,余老师充分展示了一个老娱乐明星的风采。他问一个歌手:托尔斯泰“幸福的家庭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句话对不对。歌手哪敢说老托不对呀,说,对。余老师气坏了,说,你理解的不对,不幸的家庭是相同的,只有幸福的家庭才是不同的,托尔斯泰没有体验过幸福的生活,所以不知道幸福的生活是五彩缤纷的。天哪,余老师就差一点拿他自己举例子了,全国人民的幸福生活里,可不是每个人都有一个明星老婆,所以幸福生活各不相同。紧接着余老师又做了大专辩论会的裁判长。正好那天几个人聚一起打牌,我一边打牌一边看电视,又听到了余老师的一片宏论。辨手的辩论我听懂了一点,余老师的点评却让我笑得从椅子上摔了下去,从地上爬起来,我不得不说了一句:“这个xxxx余老师,越来越幽默。”然后余老师就去了铁岭,去铁岭干什么呢?去考察中国著名表演艺术家赵本山的成长背景。我晕啊我晕啊我晕晕晕……不过余老师这一趟倒让我想起他是一个戏剧家了,赵本山的小品和戏剧沾点边,赵本山的成长经历能不和余老师休戚相关吗?想到这里,我就想明白了,余老师本质上和本山大哥是一样的,就是想方设法逗大家龇牙咧嘴乐一乐。


  二、金庸。
金大侠制造了不少的娱乐明星,十五部武侠小说就是一个造星工厂,金大侠就是厂长。金大侠近朱则赤近墨则黑,眼瞅着一个一个娱乐明星被群众的眼球磨得逞亮,自己也不甘寂寞了。七十多岁的人,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基本上都退休了,金大侠却当起官来了,到哪个大学的文学院当了个院长。不过前段时间金大侠说了句实话,他这个院长不管什么事,一年也就做那么两三回报告。我就奇怪了,你不管什么事当什么院长呀,想当官的人那么多,你一大把年纪了和他们争个什么呀。


  武侠小说实在不是什么新鲜东西,武侠小说在中国要比其他小说出现的还要早。用白话文写作,各类小说都出了大家,就武侠没有,就这样,成就了金大侠。武侠小说满足了普通人的想象欲望,所以喜欢的人很多,说到底,想想拉倒,娱乐而已。这道理金大侠自然明白,要不在他的授权下,一个《射雕》就给改编了七八回。然后金大侠一句“没有最满意的”都给否了,重打鼓另开张,一元钱把令狐大哥给卖了,大家正叫好呢,每集二十万,他又把靖哥哥给卖了。全国人民还没开始骂靖哥哥呢,金大侠就开始骂了,拍的什么破烂玩意儿,我就奇了怪了,既然对第一部已经“非常不满意了”,那还一部又一部卖它干吗?这不段少爷已经又成交了,下一个肯定是韦兄弟,这是赚钱呢,还是赚吆喝呢?


  金大侠闲不住,稍一寂寞,就打起电影的主意来了,批评张艺谋不尊重人性,我就糊涂,张艺谋乱箭射杀了无名不尊重人性,金大侠把一个好好的老爷们练功练成了“二姨子”就是尊重人性了?难怪这回连“金迷”都说金大侠没说到点子上。


  最近金大侠肯定很忙,因为他和一个出版社定了个出全集的合同,版酬是18%,18%啊,连我这个不大爱钱的人看着都眼红。然后金大侠宣布要修改他的武侠,金大侠看了一遍《古兰经》,决定要陈家洛加入穆斯林,我傻我傻我傻傻傻,天哪,金大侠要是再看一遍《圣经》还不让韦小宝信基督教呀。那倒不一定,因为金大侠说他想让韦小宝的七个老婆统统离开他,因为“这斯实在不该尽享齐人之福”“小朋友看了会不好的”,我又一次晕倒了,且不说娶七个老婆到底是不是就是 “齐人之福”了,你金大侠你都让人家小宝幸福了,你还人造的让他不幸干吗?你这不是逼良为娼反过来又骂人家是个婊子吗?


  我坚决不相信改过的武侠会比原来的更好,回头再看看18%的版酬,终于明白了,金大侠这不是要真心实意改武侠,他是在给出版社那82%、自己的18%做广告呢。


  三、李牧遥。
李牧遥是谁?开始我也不知道,当报纸杂志铺天盖地宣布作家李牧遥的《别用眼睛瞟我》的时候我还真糊涂了,中国有点名气的文学类杂志一个月我少说也看个七八类,就是没听说过还有个角李牧遥的作家。过了没几天,知道了,呵呵,就是李怡青,切,她呀,不就是十万元征婚的那丫吗?我还以为丫的在哪个豪宅里花天酒地呢,谁知道没有,丫的埋头苦干写书呢。不过这书写的也有“料”,十年前十万元征婚原来是假的,是报纸的一个“策划”,真佩服一些人的脑子,什么玩意儿都能“策划”出来。


  这个世界有时候真的有点怪,一个正而八经角色没演过居然成了明星,一篇正而八经文章没写过居然成了作家。让我这个认识几个字的人晕头转向。一般说来都是作家成了明星,这几年有点怪,明星都成了作家,我就想不通,你说你们明星每天吃香的喝辣的傍大款玩风流,这样还不够吗?还非要朝出版社里搀和,和我们这些吃不上饭打不起车玩不着酷哥靓妹的码字的骚人抢饭碗,还让人活不让了?


  不过,李牧遥没有这么恶劣,要不李牧遥就用李牧遥这个名字,不叫李怡青了。用她的话说就是为了避免炒作,不过这一次我没那么傻逼,因为傻子都知道,这避免炒作不就是炒作的一种吗?果不其然,没过两天,李作家丫的裙子一撩,背心一脱,大叫一声:“你们看看,我李牧遥就是李怡青。”这可咋办,你说《别用眼睛瞟我》,又要我看看你,你这不是难为我们这群老爷们的吗?不让我用眼睛瞟你,那我用什么瞟你?哈哈,嘻嘻,哼哼,嘿嘿,难道,你想,让我用那东西“嫖” 你?


  四、王石。
我对王石打心眼里敬佩,哥们从一袋玉米发家,居然做到了中国房地产的龙头老大,“南王北潘”的名号相当于当年的山西钱庄。有了很多钱的王石当然是优秀人才,古时候人是“学而优则仕”,现在人是“作而优则秀”,简称作秀。这就难怪王石董事长做广告了,要怪就怪这个“作秀”的时代,要么就见怪不怪,要么就谁也不怪。“秀”风飘扬,“秀”风吹拂,“秀”风呼啸,“秀”风飞越,人间何时不做作,天涯何处无秀风。王石那么优的一个人能不“秀”?要不怎么叫优秀人才呢。给人家别的公司做广告,老百姓居然没记住那个公司的名字,王石自己倒闹得家喻户晓,知名度最少上了三层楼,也不知道这是谁想出来的馊主意。然后王石背着个小包,随从抬着个飞机,从一个山崖上滑翔了下来。这回没有做广告,却有树碑立传的嫌疑,美其名曰“挑战自我”。要说挑战,前段时间登珠穆朗玛峰算是个大挑战了。同事很吃惊,说,王石能爬上珠峰?我说,肯定能,还用他爬吗?抬也把他给抬上去。同事说,为什么呀?我说,人家有钱呀,谁知道这回给登山队捐助了多少。奇迹都是人创造的,等有一天要是有个瘸子也登上珠峰了,你可别把眼珠子掉下来。


  还有一个叫张健的同志,从渤海这边游到那边,一下子就成名人了。不过瘾,跑到英吉利海峡,把有的人给激动得,中央电视台居然直播了好几个小时,知道中央电视台的价格吗?一个酒厂做七秒种的广告曾经花了两个亿人民币。人民币人民币,反正是人民的币,花吧,你们就糟蹋吧。张健热闹了,成功了。就在张健成功后两个小时,一个英国小伙子从张健上水的地方下水,然后在张健下水的地方上水,时间比张健少了近一半,人家不热闹,寂寞,没有记者,没有直播,没有救护,就那边几个朋友等着。寂寞地游完,寂寞地离去。这也难怪,呵呵,谁让英国的娱乐事业没有我们发达呢。


  五、郝海东。
郝海东现在不叫郝海东,叫郝董。还是在上届足球世界杯的时候,我看中国队大名单,发现一个叫郝董的,奇了一大怪,虽然我看见中国足球就没屁放了,这一次倒有点兴趣,毕竟,要踢世界杯了呀,不喜欢中国足球也得喜欢中国不是。所以那段时间中国队里傻的牛的笨的二旦的会不会踢球的我都能叫上名字来,可是就是不知道这个郝董是谁。同事乐了,孤陋寡闻了吧,郝海东呀,沿海集团董事长,简称郝董。把我给噎得差点没背过气去。


  世界上最牛逼的足球运动员是谁?罗纳尔多?克雷斯波?奇达内?小贝?否否否,非也,中国著名足球明星郝董是也。他们谁敢在国家队里不训练?郝董敢;他们谁敢骂教练?郝董敢;他们谁敢和记者横?郝董敢。怎么了?连训练都不能正常参加,人家照样是中国第一前锋,还是永远的前锋。郝董牛逼呀,在牛逼的道路上一路狂奔,奔到世界杯赛场上就不知道东南西北了。也就中国的环境能产生这样的怪胎,也就中国的球迷宽容这样的怪胎,也就中国的足协拿这怪胎没办法。


  郝董和米卢关系不好,不过我看,郝董却是米卢“快乐足球”最好的践行者。我想练就练,想怎么练就怎么练,想踢就踢,想朝哪儿踢朝哪儿踢,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想骂就骂,想横就横,还有比这更快乐的足球吗?郝董是这项娱乐活动的超级明星。不但超级,而且永远。找几个托儿给自己树碑立传,名字就叫《永远的前锋郝海东》,我真想不明白,连罗纳尔多都能回到中场,好董却是永远。这书一家伙印了五万本,让一个公司一家伙买走了四万本,一打听,沿海集团,郝董在那里当董事长呢。也不知道郝董的公司一共有几个人,四万本,我估计人手十本是够了,员工们不用再干活了,就看书吧,从第一本看到第十本,然后大家再换着看,管它一样不一样呢,瞻仰郝董的光辉业绩,还能怕郝董不发工资?逢年过节再来个“郝董知识竞赛”,优胜者一人再奖励它五本《永远的前锋郝海东》。哈哈,这绝对符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不是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吗?郝董就让一部分人先娱乐起来。


  我在书店还真见过这本书,那一会儿手不痒所以就没动,不过另一本也是关于足球的书我倒翻了翻,李响的那些“非说不可的故事”,我倒不是想知道那些故事,主要是封面那几个字让我想入非非“我和米卢零距离”,“零距离”这个距离让我心动,是我和好多异性的理想距离,“零距离”不就是没距离吗?李响和米卢紧紧地贴在一起,“零距离” 了。我倒也想和李记者“零距离”一回,当然,要是水乳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那就更妙了。不过这个号称“美女记者”的记者好像不是美女,让我这个“美女杀手”英雄无用武之地。


  边缘娱乐明星就是边缘,娱乐的个中滋味不是靠牛逼和无知就能体会得到的,最后送给郝董一句话吧,当然这句话也不是我说的,是老牌娱乐明星刘大姐说的 永远不要相信永远。


  六,伏明霞。
中央电视台我就坚持看一个节目,晚上六点钟的“体育新闻”,报纸一般不看,看的那些也都是几天十几天前的,都是吃饭或者上厕所或者开会的时候随便拎一张两张,所以我虽然知识渊博,但我知道的东西一般都是“晚间新闻”。所以,梁爷把伏明霞的肚子都搞大了,我还不知道有这回事呢。


  伏明霞绝对的民族英雄,金牌给中华民族拿了好几个,连奥运会的金牌都敢拿。不象俄罗斯的那个库娃,球技远没有胸脯高,我们小伏胸脯虽然不高,却站得高,十米跳台冠军。


  我是拥护韦祖国争的荣誉的人上大学的,人家为了祖国的荣誉从小连学都不上了,长那么大就会写好两三个字 自己的名字,还写的大部分人都不认识。退下来,上大学,应该,上北大清华我也觉得应该。伏明霞就上的清华,上了清华伏明霞却不好好读书,清华校园一共有几棵柳树还没数清呢就宣布要进军娱乐届。我那个气呀,多好的学习机会你怎么就不珍惜呢?想当年因为我没考上清华我妈不知道数落了我几顿饭,你上了清华还折腾什么呀,一上火,我差点给伏明霞写封劝告信,可惜老婆看得严,未能得逞。


  伏明霞进军娱乐届靠的是冠军的名气,大家都恭喜祝贺,真到了要拍片子选演员的时候,没几个人敢让她担负重担,谁愿意打这个赌呀?这不是和自己过不去吗。所以她也就拍了两条广告,另外就是穿了一条“脏裤子”,让大家伙乐了好几天,然后回答了一个关于卢沟桥的问题,让大家伙骂了好几天。这两件事一出,伏明霞沉默了半年,我还以为她在背英语单词或读中国简明革命史呢,谁知道没有,丫的在干大事呢,和香港财政司梁爷谈对象呢。据她自己说梁爷勾引她是从教她养电子宠物开始的,最后伏明霞也终于成了梁爷的宠物。


  梁爷会不会宠爱伏明霞呢?这大家尽管放心,伏明霞虽是他梁爷的老婆,可也是全国人民的宝贝,梁爷敢得罪全国人民吗?她要对小伏不好,时时处处不能满足小伏,首先我就不答应。不过有点烦心事我还真替伏明霞发愁,你说现在梁爷五十多岁,可能还挺好使,可再过十年呢?梁爷六十多了,他又那么瘦,身体估计也好不到哪里去,那时候咱们小伏三十多岁,可正是如狼似虎的年龄,这日子可该怎么熬呦!


  七、卫慧。
我坚决不同意“美女作家”这个称谓,看看那些被称为“美女作家”的少妇们有几个长得像人样的?要知道天使的面孔魔鬼的身材才是美女啊,这条件在上帝造人的时候都是清醒的时候捏出来的,上帝一年有几天是清醒的?太少了,否则世界还会如此黑暗?美女可是稀有动物,随便出来个女人裙子一撩背心一脱就是美女?切,傻吧你。再说了,美女会写作?这下三烂的东西美女才不屑一顾呢,别说美女,象杨钰莹那样不美的甜女都少见,人家还不写作,美女就干一件事:傍大款。所以以后别用“美女作家”误导劳苦大众了。我建议用“身体作家”这个词。


  卫慧是“身体作家”的祖奶奶,不但用身体写作,还把自己的身体贴在封面,还说明白了,那就是“我”。这玩意儿真爽,一边看里面的性交情节,一边还能看性交的身体原型。不过,可惜那身体是背面的,要是换成正面的,更爽。


  我这个人俗,看了卫慧的成名作,什么都没记住,就记住她参加一个“派对”,让一个外国人在卫生间把她给解决的事了,还记住一句话:他那东西太大了,弄得我很疼,我忍不住大叫起来。卫慧的身体挂在封面,再用文字涂抹一下,立马就吸引了整个文坛,甚至国家,一时间车水马龙摩肩接踵。几乎所有有志于文学事业的人都得了红眼病,一方面是看卫慧裸体看的,一方面是急红的。


  接着就是棉棉,可惜这女人没脱了卫慧的窠臼,也没弄出大声响。要说还是人家海归派厉害,知道中西合璧,从新加坡回来的九丹小逼一分,大笔一挥,“妓女作家”就风流诞生了。再搔还能骚过九丹吗?从英国回来的虹影自有妙计,另辟蹊径,出一本书打一场官司,风卷云涌,那个热闹,一下子就把前辈给埋了。


  这个世界只要还需要女人,卫慧们就会象春天的韭菜,甚至可以丢掉娱乐的过程,让娱乐的欲望直抵身体的内部。


  八、安妮宝贝。
据说安妮宝贝是大陆最成功的网络作家,不知道网络作家是个什么概念,宝贝的那些东西却能看懂一点。


  也有看不懂的地方,我翻翻《八月未央》,不明白为什么每篇小说的女主人公都叫“安”,男主人公都叫“林”,可能是安妮宝贝没工夫想别的名字,名字单调名词却不单调,几乎所有和暧昧、颓废有点关系的词语都用上了,我还发现宝贝最喜欢用的词是“宿命”,哪篇文章要不用个三两次就好像她不了解命运是什么东西了。不过这样的文章也有好处,让我容易总结:有点爱情,有点旧事,有点寂寞,有点感悟,再用几个外国词,搞几个省略句,名词动化或动词名化,成了,等着畅销吧。


  宝贝这一畅销不得了,连一群老作家都痒了(到底哪里痒我就不知道了),铁凝赶快脱了衣服《大浴女》,张抗抗要把自己当《作女》,池莉对我说《有了快感你就喊》,连一向稳重的毕淑敏都要《拯救乳房》,这这这这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也编一段吧:灵静静地坐在清洁平和的欧伏失酒吧,等着寒的派赛鞋拍打大理石光洁地面的声音。老唱片正播放MJQ的VENDOME。现磨的星巴克咖啡 BAT。藤萝传送PETIT GVERLATN。灵寂寞地犹豫着时间。寒在树荫下徘徊。哈哈,可惜我不会法语,要是能在这里面加上两个法语或葡萄牙语,那我肯定比安妮宝贝还牛逼。


  九、刘仪伟。
这个小光头曾让我妈喜欢得不得了。把一个炒菜节目弄得比“综艺大观”都逗人,你说他娱乐不娱乐?


  在学中乐,乐中学,给生活欢笑和乐趣,这就是刘仪伟的本事。突然有一天变成一个相声演员炒菜了,虽然也挺逗人的,可是感觉就是少了点味精。


  我妈问我,刘仪伟干什么去了?我说,人家成大腕了,还能天天给你炒菜呀。没三天,小刘同志主持“综艺大观”去了;没半个月,去“心连心艺术团”去了;过一个月,去“挑战主持人”去了;过了半年,又去给足球开球去了。


  天哪,刘哥哥,你的普通话练好没有啊?


  十、韩寒。
小家伙绝对一人才,谁知道以后修出什么果呢。你看现在都让人看不懂了,“象**啦飞驰”,以我二十多年认识汉字的功力,连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写的一本书的书名我都看不懂。我真不知道是我语文学得不好,还是着书名是病句。人家书都成畅销书了,怎么可能是病句呢?只能说我笨,比小韩寒笨,反正我活到现在骂人也没这哥们敢骂,最少我就只骂过我们班主任,没骂过我们校长和教导主任。小家伙有本事,骂校长,骂主任,骂老师,骂同学,全国人民不但不批评,还叫好。


  不过也有点可怜。早熟,人生中平白无故就少了一段关于少年的记忆。小小年纪非要摆出一副洞穿一切的架势,故弄玄虚,装腔作势。


  不过有人不在乎,前段时间说一个捡破烂的八岁的儿子也写了本小说,我还没来得及感叹呢,又传来消息说北京一个三岁的女孩要出诗集了,这这这……让我怎么说好呢,你们是不是非要我这个三十岁还一事无成的大老爷们羞愧死才善罢甘休是不是?


  看来我要成名成家是没什么希望了,只好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回头一看,儿子也四岁了,还天天“一加三等于六十二”,也没希望了,怎么办?水云烟坊的哪个姐姐妹妹发发善心吧,干脆我们制造个吧,咱让咱孩子在娘肚子里就写歌剧,还用古楔形文字写。管它真假呢,娱乐是手段,赚钱是根本。赚了钱,三七开。




[此贴子已经被Mr.Camel于2004-5-23 9:58:16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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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


第一位,,余老师,我是欣赏的。很多媒体对他的报道是很偏颇的。也是不客观的。余老师的散文是很好的,有些评论家说人家不好,我实在不能用不好来形容。他的散文有不足,比如很多人就批评他的散文太煽情。可是在余秋雨以前,中国的散文全是我们课文里学的那些当代散文(如杨朔、刘白羽之流的)那种酸腐、做作的样子,余秋雨出现之后,中国散文才有一些大的气象。也许是我的偏爱了。。。。


至于卫慧,赞成说她是“身体作家”。


还有就是寒寒,三重门看了以后,在看那个看不懂的是书名,我觉得不敢看了。


其他的不是很熟。。。。。。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4-5-23 10:13:38编辑过]

“因为理解所以慈悲”

余秋雨老师的文章我也是欣赏的,从文化苦旅开始,到山居笔记,到千年一叹。我都看过,相对于杨塑那一批人,当然是好看多了。不过的确有熵情之嫌,那些不好的评论大都是针对他在文革里的一些行为发出的,余杰写了个《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就是对他的明确的批判。对于他的散文的负面的评价还是较少。只是有人说散文应该有真实性,而他的想象的东西比较多。

卫慧和棉棉应该属于同一类,我也看了,比较新人类吧。而且文字上的感觉也是怪怪的,不太欣赏。

韩寒的东西我也看过,《三重门》的确很不错,难得的是他的结构也非常好。不过到后来《象少年啦飞驰》,那简直就是垃圾,几乎通篇模仿石康的,有些甚至原封不动的照抄。到后来的《毒》,我在书店里看到,我翻了一下,当时的感觉是:这家伙完了,他再也写不出好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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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余老师在很大程度上是值得我们尊敬的 ,那么有出现问题,我们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要是以一种完美的要求去对待他,那就是一种苛求了。毕竟与老师也是做为和我们一样的肉体之身啊。再者在问题上,余老师并没有说不能提出来的。一种严肃理性客观的批评是可以让人乐于接受。

看来禁忌兄就是禁忌兄,应该不是我以为那人。。。。。。。。。

“因为理解所以慈悲”

你说,我要用多少时间才能看完你们看过的书呢?

换一个说法吧,我要用多少时间才能看完你们看过的书的书名呢?

帖子图片
你看不到的疯狂,糜烂了我每一个细胞!
山居笔记是看过的,后面的几本就不怎么看了。私下觉得,余先生对于作秀的本领是大过他作学问的本事的。
自古寂寞谁如我
以下是引用yylions在2004-5-25 16:56:56的发言:
山居笔记是看过的,后面的几本就不怎么看了。私下觉得,余先生对于作秀的本领是大过他作学问的本事的。

完全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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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yylions在2004-5-25 16:56:56的发言:
私下觉得,余先生对于作秀的本领是大过他作学问的本事的。

完全不同意。。。。完全不同意。。。。。。。。。。。。。。。。。

“因为理解所以慈悲”
为何? 说来听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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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节外之事来掩盖了余老师的成就,那实在太过份。


余老师有不足之处,但他的成就是值得人尊敬的。说到做秀,为什么要说成是做秀呢?难道与媒体或者别的什么合作些事情,这就是罪过了么?难道余老师的爱好或者生活的全部就只能是散文?????


那些已经成名的人物,我们也要照样把他看做为一个正常的人!


是的,余老师的不足我们可以说,可以批评。但要是这样就把他的造诣给掩盖了,那不仅是我,也是很多人都不会苟同的。。。。个人之见。我并没有对余老师有什么特别的感情,我只是作为他的读者。说句公道话罢了。。。。。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4-5-27 16:24:48编辑过]

“因为理解所以慈悲”

偶尔呀,我说他作秀不是强调他文章外的行为。

他写的许多东西,都大段大段地摘抄各地的县志,杂记,只是作者也做古,没人和他争版权罢了。所以我看了山居以后就不在喜欢看他的东西了。不知道他以后的什么长河了,什么的改了这毛病没。

他的东西叫读后感比较贴切。(别打我,呵呵。)

自古寂寞谁如我

LINOS说的挺好啊

看某些书叫YY

看某些书可以影响思想

余还没到这个地步

不过这篇文章我最反对的就是 郝董

我看球,还看的厉害.不吃不喝不睡也行

我只能用作者不了解足球为理由原谅他

去算算,进球数量,拿的冠军,进球的效率,在国家队的表现.

哪个不是排在前面

不训练怎么了,在大的俱乐部也许行不通,但是在中国--没问题.

我说的

爱到极至
豁然开朗

偶对足球的理解很肤浅。

停留在足球游戏上。

自古寂寞谁如我

如果网络也算是一种媒体的话,那么这个西北狼是不是也做了一回恶心的人!

。。。

[表情02][表情02]

呵呵……

不过郝董也的确狂的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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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了,

你们是这样理解文章的啊。。。。没话说。。。。呵呵。。。

“因为理解所以慈悲”

俺是没有达到以上诸位的高度和层次来进行一些滔滔不绝的评论(其实是想表达偶如滔滔不江水连绵不绝的敬佩)。

不管是余先生作秀也罢,摘抄县志史料也罢,我读文化苦旅,读山居笔记,只是满足我的一种求知欲。

对于贫乏的人来说,我觉得这就够了。

[表情02]
我很贫乏,我也要去看看!
帖子图片
你看不到的疯狂,糜烂了我每一个细胞!
既然你准备花时间了,我建议你看 资质通鉴 一部等与十四史。
自古寂寞谁如我

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

  80年代的思想解放浪潮落潮以后,整个90年代沦为一个彻底平庸和彻底苍白的年代。在这种平庸和苍白中,余秋雨以一本《文化苦旅》登上文坛,一时间洛阳纸贵,人人争读余秋雨。紧接着,《文明的碎片》、《山居笔记》、《霜冷长河》相继问世,余秋雨所倡导的“文化散文”被人们口耳相传,而余秋雨本人也俨然成为传媒争夺的骄子和时代文化的代言人。他滔滔不绝地谈论中国文化在当前的状况以及在下个世纪的走向,扮演着无所不知的预言家的角色。他似乎成了一驾将把中国文化拉向复兴的马车。他完全有理由这样做,因为最喜欢他作品的年轻人们早已经对他的过去一无所知了――他们至多知道他是研究戏曲的专家、知道他为了“自由”而弃“官”(上海戏剧学院院长)不做。所以,余秋雨尽可以“放眼未来”,欢欢喜喜地踏上香港凤凰卫视的“千禧年之旅”。
  
  然而,任何人的历史都是无法抹杀的,正如余秋雨先生深入中国的历史长河进行一次辉煌的“苦旅”,我也想深入到余秋雨本人所参与过的历史进程中,跟余秋雨先生进行一次真诚而艰难的灵魂对话和精神驳难。这对我本人、对余秋雨先生、甚至对所有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来说,都是必要的、无法回避的。所以,尽管余秋雨先生在许多场合宣称,谁批评他,就是想自己出名;谁批评他,就是盗版书的书商雇请的“枪手”;但是我还是愿意承受着这一“恶名”,来展开一场严肃而沉重的讨论。
  
  对我来说,“余秋雨现象”仅仅是一个个案,它背后所蕴含的人文意义,早已经超越了余秋雨这一具象的生命个体,而具有了一种普遍的“共性”。我希望通过对这一个案的分析,透视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灵魂的缺席与独立意识的沦丧,并寻找出一条精神重生之路。
  
  历史拷问与灵魂拷问
  
  在余秋雨的一系列“文化大散文”中,始终贯彻着一个鲜明的主题: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追溯、思索和反问。一个民族的历史,是这个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是这个民族的民族特性中正面因素和负面因素纠结而成的“沉淀物”。历史是走向未来的阶梯,忘却了历史,也就丧失了通往未来的立足点。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余秋雨在90年代初这一特定的时刻,把“历史”作为自己思考的核心材料,对历史进行一场艰辛的“反刍”,无疑是一种相当明智的选择。
  
  90年代文化思想的平庸和苍白,掩盖不了社会现实巨大变革的可能性。半个多世纪以前,波兰作家显克微支敏锐地感受到自己民族面临着一次十字路口选择的机遇和危机,因此他写下了一部伟大的作品《你往何处去?》。这部巨著不涉及当下的现实,而是把对历史的重新阐释作为重建新文明的第一步。他提出的问题对整个波兰民族来说是极其严峻的――“你往何处去?”其实,当今的中国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几乎所有关注中国命运的知识分子都在思索中国将往何处去的问题。余秋雨比大部分人先走了一步,他深知,如果没有对历史进行一场全新的拷问,将无法回答这个巨大的难题。他虽然没有写出像显克微支《你往何处去?》这样的作品来,但是他在《文化苦旅》等散文集中所作的思考,显然是竭尽全力的,这一态度也让人产生了某种程度的感动并对作者产生某种程度的敬意。因此,学者张伯存先生评价说:“在求索健全人格的文化良知上,在反思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和历史命运上,余秋雨是一个拷问者,他有着拷问者的焦灼、痛苦和愤激。”(张伯存《余秋雨董桥合论》,《当代文坛》1998年第2期。)
  
  既然是“苦旅”,那么在余秋雨的笔下,反复出现了许多悲剧事件与悲剧人物。在悲剧人物当中,尤以读书人为其关注的重心。余秋雨在拷问历史和历史上的人物时,的确显示出“下笔力透纸背”的功夫。然而,正是在这一面表现得太突出了,另一面就显得失衡了――1949年以后的历史在何方?作者自己在何方?我在余秋雨的散文中,很少读到他对1949 年以来的历史的反思,很少感受到他有直面自身心灵世界的时刻。两个巨大的“空洞”导致了我对余秋雨散文的怀疑。余秋雨在文字中扮演的是一个万能的“神”的角色,对他人指指点点,而自己绝不与读者“同呼吸共命运”。
  
  一面重,一面轻,结果自然是天平失衡。真正的拷问者,自己也应当同是受拷问者。由于“受拷问者”身份的缺席,使得余秋雨散文本来能够达到的思想力度严重被削弱了。历史出现了断裂,人格出现了断裂。对此,张伯存先生指出:“余秋雨太在乎自己的社会形象,他高贵的文化人心态不能不成为他传播文化时的一丝心里障碍,同时也疏远了他与作者之间的距离。”(张伯存《余秋雨董桥合论》,《当代文坛》1998年第2期。)张伯存先生说余秋雨“太在乎自己的社会形象”,这种说法是真实的,但他进一步的分析则显得遮遮掩掩,似乎存在着“为尊者讳”的心态。
  
  从逻辑上说,因“高贵”而“疏远”的说法是不成立的:高贵的形象并不是通过对自身的遮掩来确立的。尤其在文学领域,伟大的作家们往往都具备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真诚”――真诚地向作者袒露自己的心灵,包括自己心灵中的善和恶。俄罗斯大文豪们,如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无不是将自己的罪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对自身恶行的暴露中,完成对自我的深刻反思和批判,从而走向灵魂净化和舒生之路。让读者认识到自己不是圣人、不是完美的人、不是他们想象中的人,这不仅不会损害他们的高贵,反倒成就了他们的高贵。所以,我认为,在余秋雨的作品中,自我灵魂的缺席,并非简单的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社会形象,而还存在着更加深刻的原因。就连郁达夫也勇敢地袒露自己被欲望所淹没的风月生涯,那么余秋雨究竟要掩饰什么呢?难道他还存在着比这更难以直面的往事吗?
  
  同样是历史的拷问者,与余秋雨相比,鲁迅先生不仅把手术刀对准别人,也对准自己――更多地对准自己。鲁迅在一篇谈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中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将自己作品中的人物们,有时也委实太置之于万难忍受的,没有活路的,不堪设想的境地,使他们什么事都做不出来。用了精神的苦行刑,送他们到那犯罪,痴呆,酗酒。发狂,自杀的路上去。有时候,竟至于似乎无目的,只是为了手造的牺牲者的苦恼,而使他受苦,在骇人的卑污状态上,表现出人们的心来。这确是一个‘残酷的天才’,人的灵魂的伟大的拷问者。”鲁迅先生自己也是这样开始与走完艰难的文学道路的。他论事论人固然是苛刻的,但对自己更加苛刻。鲁迅在思考中国的苦难时,把自己放置到苦难之中。奥古斯丁说,没有过去、现在和未来这样的区分,只有过去的现在、现在的现在和未来的现在之分。过去和未来是现在意识对时间的折叠。因此,鲁迅深深地扎根于现在之中,正视自己内心恶的“基因”或者“诱因”,并抑制它在“现在”发作。他一生最大的敌人不是外部的小人们,而是内在于他的那条“大毒蛇”。他一生都在进行着深刻的抵抗,即“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对罪恶的抵抗。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鲁迅们,都在一点一滴地挤出自己骨髓里的毒素,向着健康的人性一步一步地迈进。
  
  为什么标榜“拷问历史”的余秋雨先生拒绝这样做呢?
  
  为什么余秋雨会让自己的历史和自己的灵魂缺席呢?
  
  这是一个偶然的原因吗?
  
  

自古寂寞谁如我
“文革余孽”
  
  近年来,许多“文革余孽”又开始重新登台亮相。
  
  沉寂了20年,他们依然还是不甘于寂寞,还是有那么多想说的话――假如他们要为当年的恶行忏悔,我举双手欢迎;然而,这群饱经沧桑的家伙们,不仅没有丝毫的忏悔之意,反而百般为自己辩解、开脱并不惜篡改历史真相,企图蒙骗后生小子。这批文革余孽当中,有原来中央文革的核心成员戚本禹、王力等人,他们如同蛟龙重现江湖,大谈自己当年如何如何与领袖亲近,自己又为人民做了多少好事云云;也有江青钦点的作家浩然,他再次宣称《金光大道》是最了不起的作品,是最真实地反映那个时代的作品,而他本人是对文革中的表现是“问心无愧”的;也有“梁效”成员周一良教授,他口口声声地说“毕竟是书生”,自己是受骗上当的,虽然写了些批判文章,却谈不上干过什么坏事……真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我不是说要剥夺他们说话的权利,但我认为必须对他们歪曲历史、掩饰罪恶、开脱自我的无耻行为保持十分的警惕并进行坚决的揭露。
  
  比这些人更聪明的另一个人,是在文革中也有过精彩表演的余秋雨先生。他干脆就“雄赳赳气昂昂”地向世纪之交跨过去,把过去的一切全都抛到脑后,管他是对还是错。他的这一策略,使他与文革之间的联系越来越淡漠,最后仿佛真的跟文革一点关系都没有了。我曾经与许多跟我同龄的、或者比我更年轻的朋友交流,他们丝毫不知道余秋雨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听了我的介绍后如同听天方夜谭,惊讶得半天合不拢嘴。可见,余秋雨的这一策略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遗忘是人类保护自我的一种心理机制。这本来无可厚非。但是,“拒绝遗忘”是更高层次的精神要求。余秋雨先生在《三十年的重量》一文中,对自己中学时代的一篇获奖作文念念不忘,这是人之常情。然而,让我疑惑的是,为什么他能够记得中学时代的作品,而完全忘记了青年时代所写的一系列御用的大批判文章呢?
  
  当年,余秋雨所效力的《学习与批判》杂志,由张春桥、姚文元所控制的“上海写作组”直接管理。这个写作组威震南方,与北京的“北京大学大批判组”和“清华大学大批判组”三足鼎立,一时间,呼风唤雨,指鹿为马,无所不为。上海的御用写作班子以“石一歌”为笔名发表大批判文章,所谓“石一歌”者,意思是11个人。(当然,由于前前后后人事方面的变动,“石一歌”的人数并非严格意义上的11个人。)这个笔名与北京的“梁效”有异曲同工之妙。(“梁效”者,“两校”也,即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余秋雨少年文章,名动公卿,当然也引起了有关方面的注意。于是,两个巴掌一拍即合,他成为“石一歌”中最年轻的、“立场坚定”、“有一定理论水平、斗争经验、分析能力和写作技巧的、有培养前途的革命青年”。据若干余秋雨当年的同事透露说,他在写作组中的态度不是消解的,而是积极的;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因为他的出色表现和突出成绩,他深受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青睐。如果不是毛泽东的去世和文革的结束,余秋雨也许会走上一条类似于姚文元的飞黄腾达之路――他写作大批判文章的才华并不比姚文元低,假如被领袖看上,定然青云直上九千尺。
  
  我重提这段往事,并不是故意与余秋雨先生过不去,或者抖出他人的隐私来给今天的人们好看。当年参与文革写作组,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我想,作为一个入世不深的青年知识分子,多多少少都是可以原谅的――在那个既“封建”又“法西斯”的时代,人的选择很多都是身不由己的。在“生存”还是“毁灭”的两难之间,绝大多数人都会不由自主地选择“生存”――即使是屈辱的、违心的、苟且的生存。设身处地地替那个时代的人们想想,确实是“选择之难,难于上青天”。假如让我生活在那个时代,当专政机器用装满子弹的枪口对准我的脑袋,逼我写文章的时候,我会不会写呢?坦率的说,我很可能、而且有极大的可能会写。所以,我认为,过分地在道德上对逆境中的人的选择苛求,本身就是不道德的。然而,当事情过去以后,自己应当怎样面对自己的历史呢?是忏悔、是反思,还是遮掩、伪饰?我认为,对过去的事情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比事情本身更加重要。
  
  令我遗憾的是,余秋雨先生断然选择了遮掩和伪饰。他在《千年庭院》一文中,似乎不经意地写道:“于是终于有一批学生脱颖而出,冲破文明的制约,挖掘出自己心底某种已经留存不多的顽童泼劲,快速培植、张扬,装扮成金刚怒目。硬说他们是具有政治含义的‘造反派’其实是很过分的。昨天还和我们坐在一个课堂里,知道什么上层政治斗争呢?无非是念叨几句报纸上的社论,再加上一点道听途说的政治传闻罢了,乍一看吆五喝六,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任何政治上的主动性。”这种表面的不经意,实际上是经过了周密的酝酿、思索和策划。这是明显地为红卫兵开脱,并进而混淆文革的本质,将文革归罪于上层少数人的政治斗争。所以,顺流而下,像他这样的参与者也不过是受骗上当罢了,无需承担如何罪责。于是,在谈到自己的时候,余秋雨则更加明目张胆了:“反过来,处于他们对立面的‘保守派’学生也未必有太多的政治意识,多数只是在一场突如其来的颠荡中不太愿意或不太习惯改变自己原先的生命状态而已。我当时也忝列‘保守派’行列,回想起来,一方面是对‘造反派’同学的种种强硬行动看着不顾眼,一方面又暗暗觉得自己太窝囊,优柔寡断,赶不上潮流。”
  
  这段文字让我无比震惊。这就是那个在《霜冷长河》中高谈阔论关于善良、关于友情、关于名誉的余秋雨吗?红卫兵真像他所说的那样无辜吗?真的仅仅是“顽童”吗?我在老鬼的《血色黄昏》、《血与铁》中读到过许多血腥的场面,全是红卫兵的杰作。如果说那是小说,当不得真,那么我们来看看真实的史料吧:研究文革的学者王友琴女士曾经写过一系列关于文革中学生打老师的文章,列举了无数残酷的事实――在中小学里,有往老师的额头上钉图钉的,有让老师吃粪便、煤球的,有一把一把地拔老师的头发的,还有将老师打死后扔进开水锅里去煮的……我相信,对于这一切,亲身经历过文革的余秋雨先生应当比我知道得清楚。但他为什么要拼命掩饰呢?他为红卫兵辩护,归根结底还是想为自己开脱。他竭力将自己打扮成一个无辜的“保守派”,然后心安理得地面对“新时代”。但是,有时导致的结果是越遮盖越张扬,污点往往越描越黑。尾巴在他没有意识到的时候露了出来。对此,张育杭先生疑惑不解地追问说:“按照并不复杂的经验提示和逻辑思路,早在文革初期就已经对‘造反’之类‘心灰意懒’,‘赶不上潮流’的余先生,何以到了文革后期竟然突变为‘笔锋犀利’且十分活跃的‘大批判’写作者和‘潮流’中人呢?”(张育杭《灵魂拷问链条的一个重要缺环》,《四川文学》1999年第10期。)
  
  巧言令色的余秋雨先生如何回答呢?
  
  我与张育杭先生一样,都在翘首以盼。
  
自古寂寞谁如我
《胡适传》:个案分析
  
  从70年代初期起,余秋雨成为上海文革的一盏明灯。他的走红并非始于90年代初的《文化苦旅》,早在70年代初他就是“理论界”的风云人物。当时,他写作了数十篇“脍炙人口”的大批判文章,这批文章的读者一定比今天读《文化苦旅》、《山居笔记》的人还要多。其中,最著名的有《走出“彼得堡”》、《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胡适传》等等。(这些文章均明确署名“余秋雨著”或“余秋雨等著”,至于其它未署名的、也是由余秋雨撰写的文章还有很多。考证出这些文章确实系余秋雨所写并不困难,因为即使余秋雨本人不承认,但很多当事人都还健在。)
  
  《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是典型的石一歌的风格,即把鲁迅先生利用来作为他们打人的棒子,恣意曲解鲁迅的作品和思想。这篇文章谈的是鲁迅的杂文《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余秋雨歪曲鲁迅所说的“永远进击”,对敌人不能讲“大度、宽容、慈悲、仁厚”,而直接移用到当时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上,强调“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坚持打击“复辟狂”――也就是邓小平所走的道路。这是鲁迅先生去世后30多年发生的对鲁迅思想最无耻的“强奸”行径之一。今天那些为余秋雨先生优美的文笔倾倒的中学生和大学生们,那些围着他签名的和一丝不苟地记录着他的讲演的青年们,有谁会想到他们尊敬的、温文尔雅的余秋雨,也会写出以上那样恶劣得不能再恶劣的文字来呢?
  
  余秋雨所写的《胡适传》收入《历史人物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5月出版)一书中。该书为文革后期名噪一时的《学习与批判》丛书之一,张春桥和姚文元相当看重这套丛书。《胡适传》作为一个典型的个案,很值得研究。自从毛泽东50年代发起批判胡适运动以后,胡适在大陆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而余秋雨的这篇《胡适传》显然是“应制之作”,语气霸道,文风恶劣,以主子的喜好为自己的喜好,以主子的厌恶为自己的厌恶,完全丧失了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
  
  余秋雨在《胡适传》中,对胡适百般辱骂,泼尽污水。例如写胡适刚刚留学美国,“对美国的一切,尤其那建筑在劳动人民白骨堆上的资本主义‘物质文明’,他实在是崇拜得五体投地。看到街上摩托车多,他就站在街头赞不绝口,看到资本家带来了老婆孩子到郊区游玩,他欣慕不已,甚至在宴会上看到晚礼服,他也要击节赞赏一番。这样,他踏上这块土地不多久,就兴高采烈地得出一个结论:‘在这个地方,似乎无一事一物不能由人类智力做得成的。’”接着他以一贯的“歪读”的方式,通过对胡适的一首诗的解读得出如下结论:“把中国‘嫁’给帝国主义,也就是‘卖’给美帝国主义,已成了当时胡适的理想。为此,他不惜以‘群侍’自比,辛勤奔波呼号了。”胡适还有一首“见月思故乡”的《百字令》。结尾是:“凭栏自语,故乡真在何处?”余秋雨先生很有读出弦外之音的本领,他分析说:“(这)就是说:故乡究竟在哪儿,在美国还是中国,他有点搞不清楚了。胡适差点就说出了‘我不是中国人’这句话。”
  
  读到这里,我简直瞠目结舌了。假如余秋雨生在雍正时代,他一定是雍正皇帝的宠臣,他来帮助雍正皇帝搞文字狱,不知道要多搞死多少文人。满清王朝根据“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两句诗而兴起的文字狱,比起余秋雨的想象力来,实在是“小巫见大巫”。我想,皇帝会放手让最聪明的文人去迫害其他文人的,而余秋雨先生也会干得游刃有余。可惜啊可惜,这么一个天才却生错了时代,在我们这个时代,他不得不写写《文化苦旅》这样的小文章来混饭吃,更大的天赋――治国安邦平天下的天赋――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
  
  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是白话文运动的先行者之一。这是历史上铁板钉钉的记载。那么,如何解释胡适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呢?仅仅是淡化是不够的,还要彻底抹杀。余秋雨是大批判文章的大手笔,当然善于信口雌黄、黑白颠倒。他写道:“要宣传崇洋媚外的买办思想和买办文化,‘之乎者也’的文言文显然不太‘实用’、不太‘方便’的。一九一六年二、三月间,胡适的‘思想上起了一贯根本的觉悟’:他决心提倡白话文。”比起秦桧当年给岳飞安“莫须有”的罪名来,余秋雨不知道要高明多少倍――你胡适虽然也是在推动白话文运动,但你是出于邪恶的目的来推动的。所以,我们照样要全盘否定你。说你白,你就白;说你黑,你就黑。这样的奇思妙想,非天才不能有也。宋高宗要是知道有这样的天才,一定会感叹说,没有跟余秋雨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否则一定要“大用”他。
  
  余秋雨在概述胡适在1921年的活动时说:“他似乎已经不是一个‘提倡白话文’的‘学者’、‘教授’,而成了一个炙手可热的政客。为了替帝国主义服务、替北洋军阀打‘强心针’,他几乎不加任何遮盖了,什么样露骨的论调都能发表,什么样反动的口号都能够提出,什么样腐朽的力量都能够勾结!”三个排比,气势磅礴,体现了典型的文革文章的风格。真个是“杀人不见血”。
  
  《胡适传》是余秋雨文革大批判文章的一个典型。当然,它还不算余秋雨最恶劣的文章。文学史家王尧先生通过对这篇传记的分析,得出余秋雨“大文化散文”的雏形早在那时就开始了孕育,真是一针见血。
  
  上海文人与“才子加流氓”
  
  鲁迅先生生前尖锐批评过上海的无行文人。他画龙点睛地概括说,这类人属于“才子”加“流氓”。所谓“才子”,就是说他们的确才气很高,诗词歌赋样样拿得起、放得下;所谓“流氓”,按照鲁迅先生的说法,“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而他的变化没有一定的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做武器的人,都可以通称为流氓。”
  
  上海是出“流氓加才子”式的人物的地方,这个城市最具有“中国特色”,同时也是中国最像西方的城市。鲁迅说,这个地方云集了一批“西崽”和“洋场恶少”。鲁迅很不喜欢这个城市,但当时他没有别的地方可去,只好在上海与“才子加流氓”式的人物们战斗着。
  
  鲁迅当年痛斥过的汉奸文人、《文坛登龙术》的作者、今年已经活到一百岁的章克标,现在又开始在上海蠢蠢欲动。这名“老寿星”屡屡在报刊上接受采访,大谈百岁老人如何睿智地看待一个世纪的风烟云云。在谈到鲁迅先生的时候,他“委屈”的表示,鲁迅当年“误解”了他,可惜先生死得早,不然会有“和解”的机会云云。而且,章克标居然还登出征婚广告,征求老伴。鲁迅先生不在了,要是地下有知,一定又会写出精彩的文章来。这个活宝,是海派文人的典型代表。
  
  鲁迅先生后继无人,而章克标却后继有人,余秋雨先生不啻是章克标精神的传人。他兼具了“才子气”与“流氓气”,并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说“才子气”,鲁迅曾经谈到古代许多著名的才子,如唐伯虎之流的才子,实际上不过是戏曲中的“二丑”的角色而已。具体到余秋雨,他从《文化苦旅》到《霜冷长河》,谈历史,谈人生,谈艺术,谈自己美丽的妻子马兰,真是无所不谈,才气纵横,就像周星驰在电影中的夸张说法――如同黄河之水,滔滔不绝。王东成先生说,他从余秋雨的散文中“能够嗅到自称江南第一才子的桃花庵主唐寅的影子和气味来”,这一评价极为准确。(王东成《江南才子的文化幽思》)说“流氓气”, 钱理群先生在分析鲁迅所说的“流氓”的概念的时候指出,本来一个人的理论不断变化,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正常的,但是如果是一个严肃的学者、思想者,即使发生转变,他也有思想发展的一个脉络,一个道理。而对流氓来说就不存在,他的变化是没有线索可寻的,你简直弄不清楚他为什么今天这么讲,明天又那么讲。但他有一个东西不变,就是维持自己的私利。所以这种人,鲁迅统称之为“流氓”。(钱理群《说“演戏”》,见《话说周氏兄弟》,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出版。)具体到余秋雨身上,他在文革中会看准时机向专制主义者们献媚,充当“官”的帮凶、帮忙和帮闲;而在90年代的怀旧热、国学热中,他又横空出世,从幽暗的巷子里杀将出来,再次成为时代的宠儿、传媒的焦点、青年的导师和中国文化的代言人。在这个时代,他则充当了“商”的帮闲,而且干得得心应手。最火爆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刚刚参加凤凰卫视的“千禧年之旅”,凤凰卫视的总裁刘长乐说,余秋雨对此“兴奋得不得了,急着要展开他第二个文化苦旅”。本来这一活动是著名记者唐师曾策划的,但余秋雨居然大言不惭地将创意据为己有。在余秋雨的主持下,“文化”与商业得达成了最佳的联姻。
  
  在各地的巡回讲演中,余秋雨装出一副宽容的态度来,胸襟广阔地谈论身边的一切,却不涉及自己。他对文革、对皇权时代的暴力很宽容,却不宽容针对自己的批评;他歌颂皇帝们,歌颂跟自己类似的才子们,却对自己身边老百姓的苦难持冷酷的态度。我想起波普的一段话:“知识分子尤其容易犯的那些罪恶:傲慢,近乎教条主义的自以为是、理智的虚荣。所有这些都是小的罪恶――不像残酷那样的大罪恶。”(波普《宽容与知识分子的责任》,见《通过知识获得解放》,中国美术出版社1996年出版。)余秋雨轻描淡写地回顾文革,就是一种罕见的残酷。所以,以上波普所说的所有罪恶他都具备了。
  
  鲁迅先生说,对付流氓的最好办法就是拿他过去说的话和他现在所说的话作对比,他最怕你比这个。所以流氓要追求一种“忘记术”,或者叫做“抹杀旧账”。这正是余秋雨不回忆、不忏悔的根本原因。鲁迅说,中国人要抹杀旧账,办法太多了,比如出过一回洋,到国外去一圈,回来,没事了;生一场病,游几天山水,开一次会,演说一通,宣言一下,或者再睡一夜觉,或者自打几个嘴巴,或者滴几滴眼泪,照样就变成另外一个人;如果还觉得这样太麻烦,就白一白眼睛,反问道:这就是我的账吗?我是这么说的吗?你歪曲我吧?有的时候连眼睛白也不白,因为白眼睛也挺麻烦的。联系余秋雨对自己的过去的叙述,简直有“孪生兄弟”一样的效果。他在《山居笔记》中说,自己在文革中因为生了病,到乡下疗养去了,所以有幸逃过浩劫;他在岳麓书院演讲的时候则对某学者的提问不置一词。或者滴水不漏,或者反戈一击,总之,运用种种手段来让自己从历史中脱钩――就像魔术师一样,即使被重重捆绑着扔到海底,也能够奇迹般地逃生。
  
  余秋雨这样绝不忏悔的人成为中国当代最有“文化”的人,这是中国知识界的悲哀,也是全体中国人的悲哀。正如钱理群先生在论述鲁迅深恶痛绝的流氓文人时所说的那样:“对于他们来说,理论、信仰、语言等等,都是随手拈来,抛来抛去,他自己则穿行于这种混乱的制度和混乱的语言当中。当一个社会发生混乱的时候,旧的秩序破了,新的秩序没有建立起来,在这样一个转型期,就会出现这些穿行其中的流氓。他们把语言的游戏性发挥到极点。也可以说,语言的游戏走到了末路。流氓的出现是一个‘末路现象’。这几年的中国正是这样一个流氓横行、沉渣泛起的时代。我们有泡沫经济、泡沫政治,还有泡沫文化,这正是意味着时代要发生变化了。”(钱理群《论“演戏”》,见《话说周氏兄弟》,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出版。)
  
  忏悔:一个缺失的人文传统
  
  余秋雨的不忏悔,不是他一个人的毛病,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患了这个疾病。余秋雨仅仅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个案而已。我“揭露”余秋雨,不是跟他这一个人找茬,而是希望通过对他的剖析透视中国的文化的传统和现实。直到今天,在中国,忏悔一直是一个缺失的人文传统。
  
  不管是文革的亲历者,还是文革后出生的人,都面临着“文革之后怎么办?”的问题,就像所有德国人都面临着“奥斯维辛之后怎么办”的问题一样。骇人听闻的罪恶已经发生,它是何以发生的?它会不会再次发生?它是否已经将毒素注射到我们的血液中了?然而,缺失忏悔传统的中国,很容易轻轻放过这些问题。
  
  洪子诚先生在谈论中国当代作家的忏悔意识时,作了三个层面的分析:“第一,在一个重大的,尤其是带有‘灾难性’的影响到广大民众生活命运的历史事件之后,个人在这一历史事件中的‘责任’问题是客观存在,不管你是‘强者’也罢,是受害的‘弱者’也罢,都不能说是与自己无关而脱离与‘历史’的关系。第二,人们对于这种‘责任’的承担与反省,却可以采取不同的态度。有的勇敢地面对‘真实’,有的则以各种方法回避(‘健忘’就是其中一种)。面对‘真实’者可能是出自外部的压力,也可能是来自个人良知的驱使、鞭策。第三,最使人感到不安和遗憾的是这样的情况的出现:最该‘愧怍’者因‘健忘’等原因而心安理得,不必怎样愧怍者有可能受良心折磨而畏缩迟疑,而继续在‘生存竞争’中落伍。”(洪子诚《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余秋雨先生正是这样的一种“心安理得者”,正是因为这种“心安理得”使得他“放下包袱,开动机器”,在“新时代”的竞争中获得了可以同当年的竞争相媲美的、甚至超越了当年的成功。
  
  而巴金先生采取的另一种态度,一种主动忏悔的态度。巴金确立了这样的原则:从解剖自己开始。反省,首先要进行对自我的审判。本来他是受害者,但毫不掩饰地暴露自己精神上的缺陷:“那些年我就是在谎言中过日子,听假话,起初把假话当作真理,后来逐渐认出了虚假;起初为了‘改造’自己,后来为了保全自己;起初假话当真话说,后来真话当假话说。”(巴金《随想录》)与巴金先生的良知和勇气相比,余秋雨卑琐的人格昭然若揭。本来他在当时充当的是打手和帮凶的角色,他比巴金先生更应当忏悔和反思,但是他却轻易让自己过关,当年他是戴着白手套“杀人”的(被他所写作的大批判文章直接或者间接地害死的善良的人,究竟有多少呢?),今天他只需要轻轻松松地把沾满鲜血的白手套摘下来就算与历史“拜拜”了。
  
  对于文革,余秋雨当然算不上罪魁祸首,还有许许多多比他负有更大责任的政治人物至今仍然逍遥法外。知识分子在整个文革中,处于受迫害的一极,即使是像余秋雨这样的“红人”,也不过是被利用者罢了。对于历史,我们应当尽量抱宽容的态度,正如波普所说:“宽容是认识到我们人的可错性的必然结果:人孰无过,我们一直在犯错误。因此让我们互相谅解对方的愚行。这是天赋人权的第一个原则。”(波普《宽容与知识分子的责任》,见《通过知识获得解放》,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6年出版。)但是,这种宽容是建立在自我忏悔的基础上,对于那些犯有罪行却死不忏悔的人,我们不能一味地宽容――纵容了恶的力量,也就伤害了善的力量。
  
  在西方,近半个世纪来已经发展出一整套“奥斯维辛以后的神学”来。这种神学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永远不忘奥斯维辛遇难者的惨叫……奥斯维辛是,并且永远是一场对我们认为神圣这的一切所犯下的暴行。”然而,在中国这个缺乏宗教传统因而也就缺乏忏悔意识的国家里,除了巴金先生以外,很少人直面文革的惨剧。正像任不寐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善于遗忘的民族必然寡廉鲜耻。德国宗教学者默茨认为:“破坏回忆是极权统治者的典型措施。对人的奴役,是从夺取其回忆开始的。……受难回忆总是重新面对政治权力的现代犬儒主义者。”(默茨《历史与社会中的信仰》,三联书店,1996年出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余秋雨的遗忘和不忏悔,再一次充当了专制主义的帮凶,再一次对历史犯下了重大的罪行。这一次犯下的罪行,甚至比当年参加文革写作班子的罪行还要严重。他由于自身对责任承担的恐惧和道德的缺陷、理性的软弱,陷入了毁灭记忆的疯狂之中,从而成为一具行尸走肉,我不禁想起了肖斯塔科维奇的一段话:“没有回忆的人不过是一具尸首。这么多的人在我眼前走过去了,这些行尸走肉,他们记得的仅仅是官方许可他们记得的事件――而且仅仅以官方的方式。”(肖斯塔科维奇《见证》,花城出版社1998年出版。)
  
  一个不忏悔的人,一个缺乏起码的良知的人,一个履历充满肮脏的记录的人,一个在遗忘中再次犯罪的人,却奇迹般地成为新一代青年的“偶像”,成为这个时代最有“文化”的学者,成为年轻人的“人生导师”――他在文章中教育大家要有理想,有良心,要做善良的人、真诚的人。他的文章是优美的、流畅的、有感染力的。喜剧以正剧的方式登场了――这才是时代最大的悲剧。
  
  任不寐先生在论述忏悔意识时,特别强调自我的忏悔。忏悔意识不仅用批判理性批判分析他人,更多的是用批判理性反省自己。在这样的意义上,鲁迅先生是中华民族最具有忏悔精神的人之一。任不寐认为:“只有当我们意识到罪恶同样内在于我们自己的灵魂中时,我们才能从根本上回避和抗拒罪恶;只有我们意识到我们面对罪恶的懦弱是如何可耻时,我们才会表现出抵抗罪恶的道德勇气;只有我们意识到自己也可能犯同样的罪恶或至少萌动同样邪恶的欲念时,我们才能最有说服力最公平地拯救罪人(无论是通过法治还是宗教宗教)和开展理性的批评。”(任不寐《向自由忏悔》)
  
  假如所有的中国人都不忏悔,那么中国的自由和正义只存在于“过去”和“将来”。假如我们都像余秋雨先生那样失去了对苦难的记忆、对罪恶的记忆、对责任的记忆,那么我们所期盼的幸福和详和的生活便永远没有保障。假如我们的历史还是像积淀了仇恨、愚昧和迷狂并且反复释放的《二十六史》,那么我们的将来也必然是其中某个章节的重演而已。
  
  这就是我“不放过”余秋雨先生的根本原因。
自古寂寞谁如我

实际上,以前我没看过余杰的文章。甚至不知道余先生有怎么一段历史。

对他的反感仅仅停留在他作秀式文章上。
看了上面的争论很感兴趣地找了余杰的东西看。

自古寂寞谁如我

当时看到这个的时候,刚好看到余秋雨写的一篇关于文革中知识分子遭遇的文章――我们的知识分子在劳累一天之后,拧干棉衣上的水,然后就着篝火偷偷看自己带来的科研书籍,而此时,外国的学者正在窗明几净的条件下做同样的研究工作。最后我们的知识分子做出了更大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