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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强弱是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的-兼答禁忌归途的某些回帖

yylions 发布于 2004-05-09 10:57 · 81 回复 · 6,509 浏览 锁定 精华

强弱是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的。正如这个世界上的另一些比较而言,上下轻重、远近、新旧等等。一切的结果取决于你采用的参照物。一定要把一个事物孤立出来看它,绝对地评价他应该是如何如何。似乎不是什么正确的科学态度。

我在宋朝与明朝孰强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也大抵如此。我们只有寻找到一个合适的参照物,所进行的比较才可能是稍具说服力的。(而事实上,争辩这个问题并没有什么绝对的标准可讲)。首先,我们无法否认的一点是人类社会的综合实力总 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时代的前进而不断提升的。这上意义上来说,拿前面的朝代与后面的朝代进行纵向地对比,是一个十分无聊地举措。假如还能比出后面朝代不如前面的朝代,这恐怕不只是做出一个发现那么简单,而是颠覆了历史的规律,开创了一个崭新的理论了。

所以,我一开始就放弃了把前后的朝代进行纵向比较的可能。而如果一定要对哪个朝代更强讲一点看法的话,只能以那朝代当时在世界上的大环境里的综合实力来做一番横向地比较。恐怕这样来衡量哪个强哪个弱会稍稍科学一点。

第一, 国家的强盛大小,恐怕首要的一点,是土地面积的大小。占有控制足够的土地,是国力强盛的具体表现之一。宋朝时,疆域面积大的北宋,恐怕向北一直没有突破黄河流域,北京(当时叫幽洲)附近的燕云十六州一直都没有被宋所控制。以当时情形来看,辽、金、元,在亚洲宋朝没有树立过霸主地位,当然无庸提及其他。而明朝的疆域,在中国历史上是居于前列的。鼎盛时期的控制范围北到黑龙江以东,西到当今的哈萨克斯坦一带。当时而言,亚洲乃置世界上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非明莫属。

所以,这个问题上的孰强孰弱是显而易见的。

第二, 经济实力也是衡量国家实力的重要标志。这方面因为没有足够的统计数据所以很难确切地给出明确地结果。但明重修万里长城,郑和七下西洋无一不是要以强劲的经济实力为后盾的。更为值得一提的是明朝中后期江南地区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这其实是经济实力的强盛的又一侧面作证。因此在某些学者看来,甚至于中国有信史以来真正在世界上能处于绝对霸主地位的仅有明中叶时期。

另外一个可以充分体现在会整体经济实力的,正是文学和艺术。宋朝乃致以前的朝代,文学艺术始终在少数的统治阶层的文人土块的圈子里发展。而明以后,小说戏曲等较为普遍地艺术形式深入到社会各阶层。讨论所谓什么艺术成就之类地毫无意义而普及性代表了衣食无忧以后的充裕和闲暇。在这个意义上而言,大众文化的兴盛正是一个社会全面实力提升的具体表现之一。

接下来,对又见天涯为了论证他的论点而提及的几个论据,提一点我的看法。

人口问题。中国古代人口在清中叶达到鼎盛是无庸置疑的。至于在以前是否像禁忌归途说得那样从没突破3000万还有待考证。但就以他的数据为采信,在下也看不出宋与明哪个强一点有什么作证意义。唐宋八大家问题,事实上唐宋八大家只是个提法问题,与此相同的提法诸如初唐四杰,竹林七贤等等。本身就没有什么太大的论据意义,因为它做为一个提法恐怕是就古文这一层面的局部归纳,很难将之看做是对当时文学艺术的合理概括。所以说去点有几个属于什么朝代毫无意义,因为谁都可以随便点出几十个在文学成就上不下于那八位的大家。所以礼教压害之类的问题。明朝确实存在礼教盛形的一面,可追本溯源,明朝引为经典的《宋子家训》一类的东西,其始作育者如宋熹之流,都是宋人。事实上宋朝对礼教大防一类的东西,宋较之明不说有过之而无不及,至少是不相上下的。

还有所谓明朝的什么昏君暴政之类的,那似乎是见仁见智的问题,归途提到的明太祖和明成祖如何评价我看并没有什么绝对的标准吧。这个问题似乎和秦始皇的评价一样,不能采取绝对否定的态度吧。举个例子,说朱元璋大杀功臣,可赵光义的烛影摇红你应该不陌生吧。说朱隶(木字旁)杀侄子取帝位,可别忘了宋朝的开国皇帝也是兵变起家呀。至于说皇帝荒诞不经更是一个很奇怪的论断。中国历史上皇帝已千百论,又有几个不是所谓荒诞不经的?

再有,说到宋朝资本主义萌芽开始产生,真是不知道能说什么。只是不由想起,前两天看报纸上说郑和的船队在马尾出发,当地政府居然有脸筹建纪念公园。又想起动不动就两军交战,阵角对圆,然后大将开大。又想起动不动让几百年前的古人拿黑棋往空空的棋盘上下。如果臆断和演义都可以拿来做历史的佐证的话,史书的存在价值恐怕和小说要不相上下了。

最后,我不知道归途引用辛大人的诗歌时是什么心情。那是个性张扬还是不得以的压抑呢?

事实上,我是不怎么喜欢这一类的讨论。目前的众多历史学家总喜欢弄点什么比较来点什么发掘之类,写一些臭气薰天的大部头。可事实上对正确认识历史,推承发扬优良的传统,明确前进方向之类的毫无帮助。正是坐以论道动以千言,临机应事百无一能。所以我将就这问题一下打住。毕竟写大量的文字仅仅满足争辩地快感而无实际的效果不是我的爱好。


[此贴子已经被Mr.Camel于2004-5-13 1:12:56编辑过]

自古寂寞谁如我

首先,我想说的是强弱的确没有绝对标准,但是总该有个相对的标准,比方说军事,政治,经济,文化。这些加起来,也就是综合国力吧。只是大家侧重点不一样,有时候结论也不尽相同而已,但在大体上应该是差不多的。我们讨论这个话题的前提是我说过的一句话――大宋是除唐以外中国古代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国家。 我想,这个就是我们所讨论的潜在的参照物吧?


如果说强弱评定没有任何标准的话,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埃塞俄比亚比美国更加强大”?


现在再说yy兄关于纵向对比的问题。众所周知,我们的中国的社会发展走的是平板型的道路,也就是某一统治阶级兴起,腐败,灭亡,被取代,然后另一统治者兴起,腐败,灭亡,被取代。随着这个过程,国家所呈现的状态就是――民不聊生,休养生息,富足安乐,困苦不堪,揭竿而起,民不聊生,休养生息,富足安乐,困苦不堪,揭竿而起――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基本是处于停滞状态。所以就有了前后朝的可比性。这也是我一直说是横向对比而不说是纵向对比的原因。然后我再根据yy兄的理论――“我们无法否认的一点是人类社会的综合实力总 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时代的前进而不断提升的。这上意义上来说,拿前面的朝代与后面的朝代进行纵向地对比,是一个十分无聊地举措。假如还能比出后面朝代不如前面的朝代,这恐怕不只是做出一个发现那么简单,而是颠覆了历史的规律,开创了一个崭新的理论了”,――这个规律对于西方是有效的,因为他们的确是这么发展过来的,但必须要指出的是这个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总会有反复,比方说强大的罗马帝国被野蛮的日珥曼人打败。这个时候历史就呈现一种倒退的趋势。


”所以,我一开始就放弃了把前后的朝代进行纵向比较的可能。而如果一定要对哪个朝代更强讲一点看法的话,只能以那朝代当时在世界上的大环境里的综合实力来做一番横向地比较。恐怕这样来衡量哪个强哪个弱会稍稍科学一点”――最强大的应该是元,而不是明。 其实在我看来,国家的强大,国土面积只是其中一个要素之一,而且并不是决定性要素――否则,现在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应该是俄罗斯,接下来依次是加拿大,中国,巴西,美国,澳大利亚,印度…………。英德意更不知道在那里。至于是否是霸主的地位,的确可以参考当时的环境,在大宋到大明早期这个历史时期,欧洲处于东西两罗马帝国的衰亡过程,整个欧洲处于教会的统治下,(当时哲学是从属于神学的)几乎没有思想的自由,宗教冲突严重。但是孕育着资本注意萌芽。而到了大明的后期,(大约十六世纪)社会发展迅速,强大的军事力量孕育着强烈的利益冲动,于是先后有荷兰,西班牙,英国的殖民寻求。我们必须注意的是他们的国土都非常小。并且这一切都是在明后期和清朝完成的。所以不知道yy兄说的某些人认为明是当时世界霸主是从何而来。不过由于大明与大宋取得政权的方式的不一样,决定他们对于扩张态度的不同,在这一点上,大明的确是富有野心和朝气蓬勃的。他们甚至把蒙古人赶到库页岛。而宋对于政权合法性的怀疑,(因为他们是自上而下的,对于旧宗室是采取拉拢以获得承认的态度)导致他们把大量的精力放在清除藩王和土豪的势力上面,不象大明,是自下而上的全面的革命。还有一点就是在中国向来是北方征服南方,而明却相反。这也是值得探讨的。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4-5-14 14:06:01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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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死,本来想码完回去吃饭,居然死机。 靠!!!

下午再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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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说说经济,人口在地广人稀的中国古代,向来是有巨大意义的,因为向来是社会发展――人口增多――社会发展,反之,社会倒退――人口减少――社会倒退,也是成立的,举个不恰当的例子,我们在玩三国时,一个城池里最为量化的经济指标反映就是人口数量,至于我所采取的数据,你可以查查梁方仲的《中国历代户口、土地、田赋统计》,宋的人口稳定在一千万到两千万户,而大明基本在一千万左右。还有一点在宋,向来是重农桑的,赋税也是以农桑为主,并且征税是以户为单位,所以地方强豪常常少报户数。实际户数可能达到三千万左右,而这也是中国清以前人口最高的统计数据。只有在人口发展了以后,才有多余的人口从土地里解放出来,从事使经济链升级的工商和服务业。而在宋之前的常年战争,使北方土地遭受重大破坏,人口南移,并且由于南方以山地为主,耕地教少,农业人口很快就达到饱和,于是就出现了手工作坊,而这正是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萌芽,(可参考游修龄教授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而不是yy兄所自以为是的明朝。希望yy在反驳别人之前,能抽点时间研究一下历史。


至于说到礼教的迫害,不错,礼教的确是在宋朝二程和朱喜发展起来的,但是真正成熟并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力,必须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元是外来文化并不接受这一套,自然到明才真正开始对社会产生无所不在的影响力。


文学艺术,我说的是真正的文学艺术――而不是所谓的“广大劳动群众所喜闻乐见”,向来是曲高和寡的,所以卡夫卡才郁闷而死,所以詹姆斯.乔伊斯的书才被禁,所以马儿克斯才要烧掉自己的手稿,所以麦尔维尔被指责为不会写小说。事实上,能提出唐宋八大家,应该是也对当时文学成就的一种总结。到目前为止,我也没有想出几个古散文写得比苏轼好的,yy兄居然能随便举出几十个,真是令我叹为观止。据我所知,中国古代文学向来是诗为上,并文,散文为次,词曲再次,小说居末流。而且对于小说盛行的原因,之前我也有描述,此处就不再多说了。


再说君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想应该先有个标准,这个标准可以包含很多方面,大家的侧重点不一样的话,可能得出稍有差异的结论。我的标准是1英明而仁慈2英明而残暴3昏庸而仁慈4昏庸而残暴。无疑,明太祖和明成祖朱棣(di)应该属于第二类,也算不错的君主,而其他的基本就属于第四类了。而太宗的”烛影摇红“可以对比的好象是李世明的玄武门之变吧?对于功臣的态度,太祖用的是杯酒释兵权策略,而朱癞子用的是狡兔死,走狗烹的策略。对于一个朝代,我们看的应该是整个朝代的君主的总体水平,在这一点上,宋仁宗可以勉强属于第一类,太宗如果不计之前的杀兄(事实上这也是野史)其余大都是属于昏庸而仁慈的,但是底下的大臣,不用担心有庭仗,不用整天揣摩那些心理阴暗的太监的陷害,才干当然容易得到发挥。


所以我的结论是:在经济和文化方面大宋比大明强,而在军事和政治方面,大明比大宋强。事实上大宋只是一只只的绵羊领着一群狮子而已。而对于百姓来说,更重要的是自身的安逸呢,还是穷兵黩武的扩张呢?这个答案不言自明。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4-5-10 14:43:35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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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yylions在2004-5-9 10:57:05的发言:

这一类的讨论。目前的众多历史学家总喜欢弄点什么比较来点什么发掘之类,写一些臭气薰天的大部头。可事实上对正确认识历史,推承发扬优良的传统,明确前进方向之类的毫无帮助。正是坐以论道动以千言,临机应事百无一能。所以我将就这问题一下打住。毕竟写大量的文字仅仅满足争辩地快感而无实际的效果不是我的爱好。


我从来就无意搞什么发掘,只是知道古人有句话说:以人为镜,可以正己,以史为镜,可以………………

突然忘了,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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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guoxue.com/economics/Special_News.asp?SpecialID=54&SpecialName=%D7%CA%B1%BE%D6%F7%D2%E5%C3%C8%D1%BF%BC%B0%B7%A2%D5%B9

归途兄你有空看看吧,说实在的资本主义萌芽之类的争论我看只有中国才会有的独特现象。我提到的历史学家当然不是说兄台你。你看看就知道我为什么有讨厌现在的某些挖掘派历史学家了。

自古寂寞谁如我
至于说你的看法吗,呵,你说得太有道理了,我不说了。
自古寂寞谁如我
表3

地点 南宋(1199―1279) 元(1290) 明初(1390年代)

苏州 1647000 2328000 2454000
杭州 1956000 1806000 1079000
江宁 588000 1133000 1194000
合计 4191000 5267000 4727000

表4

地点 元(1290) 明初(1390年代)

苏州 2328000 2454000
杭州 1806000 1079000
江宁 1133000 822000
镇江 (497000) 436000
常州 1320188 758000
嘉兴* 2290000 2332000
湖州 1189000 1003000
总计 10563000 8884000

*嘉兴包括明清的嘉兴和松江两府

表4中明初人口约为元代的84%,比表3中的相应比例(89%)低一些。比较保险的估计,应当是明初人口比元代后期盛时大约少了1/10或略多于1/10。又,据表3和表4,元代江南总人口可能在1000万左右,明初在900万左右,而南宋后期则在800万左右。在这三个数字中,明初数字的可靠程度较高,元代其次,而宋末则较差。傅宗文估计11世纪后期(1068―1085年)江南人口最多时,总数约为600万[1]。根据宋代官方统计数字,在1080―1223年间,整个两浙路的产数增加了21%,口数增加了25%,[2]。而用傅氏的估计和我们

――――――――――――――――――――――
[1] 傅宗文:《宋代草市镇研究》,125页.
[2] 梁方仲:《中国历代人口、田地、田赋统计》,161页。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4-5-11 15:20:34编辑过]

自古寂寞谁如我
归途先生教训我有空看看历史,恐怕是要和我共勉的吧。
自古寂寞谁如我
二)宋末至明初江南人口变化的地域趋势

下面,我们还将对宋末至明初官方人口统计数字所体现出来的地域变化趋势进行分析。最足以表现这一趋势的,是斯波义信根据多种来源的官方人口数字所制成宋末至明初江南各地人口密度表。兹将此表照录于下(表5):

表5 单位:人/平方公里

地点 南宋(1199―1279) 元(1290) 明初(1390年代)

苏州 196 277 292
杭州 261 241 144
江宁 83 160 168***
镇江 159 (146) 128
常州 ― 171** 98
嘉兴* ― 294 299**
湖州 ― 192 162


据斯波柳信:《宋代江南??史の研究》,146页表4。
*包括明清的嘉兴与松江两府。
**用斯波柳信:《宋代江南经济史の研究》,146页表4中面积与本文表1中人口数字计算出。
***原为116人。兹据表2与表3中有关数字改为现数字。

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到:自南宋末至明初,苏州和江宁的人口一直在稳步上升,杭州、镇江的人口则在稳步下降。此外,自元至明初,嘉兴的人口略有上升,而常州、湖州的人口则在下降。这个变化趋势表现了: (一)这一时期江南的人口增加,主要集中在东部低田地带的苏州和嘉兴(明代之苏州、松江、嘉兴三府及太仓州),而人口减少则主要是发生在位处江南西部和北部高田地带的各州府。作为这一变化的结果,到了明初,江南人口的重心已从西部和北部转移到东部; (二)江南人口重心的转移,主要取决于地方经济的发展。因此像国都这样的大都市在或不在江南,并未对这一时期江南人口变化造成重大影响(例如元代杭州和江宁的人口并不比南宋和明初少许多,就是一个证明)。尽管用官方人口统计数字所作的分析肯定与实际情况有所出入,但是这些数字所体现出来的趋势,与对更次一级地区所作的分析所表现出来的趋势是一致的[l]。因此我们可以确信:这一时期江南人口变化的一大特点,是人口重心从西部和北部转移到东部。

自古寂寞谁如我
现代中国史学的永恒主题和中国史家的执着信念

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是我国史学工作者着力最多、争议最久的重要问题之一。早在现代中国史学创立之初,这个问题就已被提出。尔后对此问题展开的讨论和论争,至今已延续了大半个世纪,尽管近来讨论热度有所下降,但仍未有接近尾声的迹象。有关这个问题的研究,不仅历时长久,而且波及面广阔。仅就过去四十年中的情况而言,不仅专门的研究论著汗牛充栋,而且但凡涉及中国近数百年历史的文章著作,也无不提到萌芽问题。关心这个问题的人士,更远远超出专业史学工作者的范围。此外,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还引发了八十年代后期的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的大争论,并且对九十年代的中国现代化问题的大讨论也具有重大影响。对一个问题的争论延续如此之长,论著如此之丰,参加者如此之多,影响面如此之广,在史学研究中实不多见。

然而,令人感到不解的是,随着讨论的进展,大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似乎不是越来越一致,反而是越来越分歧。例如,在资本主义萌芽产生时间的判定方面,在五十年代的第一次讨论高潮中,大致还只有“宋元说”和“明清说”两种,而到八十年代的第二次讨论高潮中,却出现了“战国说”、“西汉说”、“唐代说”、“宋代说”、“元代说”、“明代说”、“清代说”等多种说法。而在资本主义萌芽的具体表现方面,过去多指手工工场,但在后来的一些论著中,“泛萌芽化”的现象却越来越甚,以至形成“十步之内,必有萌芽”的盛况。尽管严谨的学者一再告诫资本主义萌芽不是指一事一物,一店一厂,但在许多论著中,但凡有雇工或市场,都被冠以“萌芽”之名,以至田舍翁多收了十斛麦拿去卖,作坊主多雇了几个帮工在家织布,都被指为“萌芽”。马克思曾嘲笑“像摩姆孙先生那样的人”,在每一个货币经济里都可以发现已有资本主义,然而在我们的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中,“像摩姆孙先生那样的人”,却远非一二。既然百家争鸣到了如此的程度,要达到一种定于一尊的共识,看来还不是短期之内可以做到的。争论越久、分歧越大,遂使人们对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认识也越来越混乱。一个对中国历史有兴趣的外行人读了各家的论著之后,不免如堕九里雾中:既然从战国到鸦片战争的两千多年中,时时处处可见这个萌芽,而这个萌芽又一直长不成树,那么中国的水土是不是太过特殊?如果真是水土不宜,那么我们又有什么根据来乐观地断定这个萌芽以后将一定会变成参天之木?因此对萌芽的讨论,必然转向对水土(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社会经济条件)的讨论;而对水土的讨论,又势必再转向对外力(西方资本主义)作用的讨论。然而,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出发点,是证明中国自己能够产生资本主义(典型的表述即毛泽东“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之语)。因此,上述一系列讨论的最后结果,却与初衷相违,因为它最后不得不承认外力在决定中国资本主义的命运上起了决定作用。正是因为讨论越深入、认识越糊涂,因此讨论也越有必要继续下去。因此之故,一位学者风趣地说:资本主义萌芽之于现代中国史学,即如生与死、爱与恨之于文学,殆已成为永恒的主题。

绝大多数参加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的学者,都对“中国历史上确实有过资本主义萌芽”坚信不移。海外有人认为国内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源于毛泽东一九三九年所写的一段话:“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是一种“奉命史学”或“御用史学”。但是这种看法是不公正的,因为这段话所表述的观点并非毛泽东的个人见解,而是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大多数中国学者的共同看法。不仅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如邓拓、翦伯赞、吕振羽、李达、华岗等)提倡这种观点,而且大多数非马克思主义的爱国学者也默认这种观点,因为这个时代的大多数学者都深信:近代以前的中国已具有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只要通过革命或改良,就必然会像欧美国家那样发展,成为近代化的强国。因此,毛泽东并没有“发明”出这种观点,而是采纳了当时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学者以及爱国学者的共同看法。也正是因为如此,到了新中国建立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确立和外国长期侵略的结束,上述观点也很快成了史坛共识。到了九十年代,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热度有所下降,但是对“中国历史上确实有过资本主义萌芽”这一观点的确信,在大多数中国学者的心中,仍然一如既往。因此在近年来关于中国经济近代化等问题的讨论中,我们仍然能够看到这种信念常常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如果”没有西人东来,中国也能出现自己的工业革命;“如果”中国自身的历史进程没有被打断,中国也会发展出自己的经济近代化,等等)。因此,相信中国历史上确实有过资本主义萌芽,已成为几代中国学者坚定不移的信念。
自古寂寞谁如我
为什么说对于资本主义萌芽的信念只是一种情结?

“情结”一词,本是一心理学术语,指的是一种深藏于无意识状态之中、以本能冲动为核心的愿望。但现在这个词汇的使用已超出心理学之外,可以用来泛指各种我们没有自觉意识到的内心强烈愿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对于某一事物的执着信念,也可以说只是一种情结,因为它可能只是一种我们没有自觉意识到的内心强烈愿望,而不一定是事实。例如,我们坚信中国历史上确实有过资本主义萌芽,可能只是我们强烈地希望如此,而不一定真是如此。在此意义上而言,我们对萌芽的信念,也就只是一种情结。

我们这样说,并不是因为我们认为中国历史上确实没有过资本主义萌芽,而是因为直到今天,我们甚至连“资本主义萌芽到底是什么”还未完全弄清。没有首先弄清这一关键概念,自然也就无法正确地判断中国历史上究竟有无资本主义萌芽。在此情况下,“中国历史上确实有过资本主义萌芽”这一命题,也只能说是一种尚待证实的假设。以假设作为基础的信念,当然也就只能是一种主观愿望,或一种情结。

可能有人会批评我们的这种说法是无知: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探索,“中国历史上确实有过资本主义萌芽”早已成为全民共识,怎么可能到了现在连“资本主义萌芽是什么”这一基本概念都还未弄清呢?!然而事实确是如此。

无论对资本主义萌芽的解释有多大的分歧,它毕竟指的是最早状态的资本主义。不清楚资本主义是什么,当然也就无从谈论资本主义萌芽是什么。然而,资本主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直到今日,在国际学坛上仍然是一个聚讼甚多、争论不休的问题。

尽管资本主义自产生之日到今天,在西方已存在了好几个世纪,但是到今天为止,西方学术界还没有人能够说清什么是资本主义。根据费南德?布劳代尔(Fernand Braudel)的考证,资本主义(Capitalism)一词,尽管是当代世界政治语汇中最重要和最常用的术语之一,但其涵义却一向不很明确。此词最早出现于一七五三年版的法国《百科全书》,尔后又于一八四二年、一八五○年和一八六一年分别出现于J.B.理查德(J.B.Richard)、路易?布兰克(Lewis Blanc)和普鲁东等人的著作中,但各人给它下的定义都各不相同。最令人惊诧的是,马克思本人从未使用过这个词。一直到了二十世纪初,这个词才忽然流行了起来,但是主要是作为一个政治术语来使用,所以保守的西方经济学家一直反对采用它。此后,这个词的运用越来越广泛,但是对它所下的定义仍然颇有分歧,莫能一是。在西方,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定义,是一九五八年版《大英百科全书》所下的定义,即:“(资本主义)是一种产品生产属于个人或私有企业的经济制度”。但是即使是这个颇为含糊的定义,也未被学者们普遍接受。一九七九年布劳代尔讨论这个问题时,仍认为到那时为止,还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定义。尔后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在西方史坛上,关于“什么是资本主义”的论争仍然在继续,但是直到如今也还没有出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定义。因此,在资本主义的西方,迄今为止,到底什么是资本主义?仍然还是一个谁也说不清的概念。

我国学术界关于资本主义的概念,以前大多是沿袭西方,因此西方学术界在此问题上的含混不清,也同样出现在中国。后来从苏联引入了新的概念,但是从今天的眼光来看,苏联以及一九七九年以前的我国对于资本主义的认识,在许多重要的方面是很成问题的,甚至是有严重错误的。例如,过去把资本主义和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视为一对孪生兄弟;认为经济现代化(或近代化)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雇佣劳动也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等等。一直到了晚近,随着我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我们也才能把那些本不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和资本主义分开来。总而言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和理论都已表明:即使到了今天,到底什么是资本主义,也还是一个需要我们去深入研究的大课题,我们还不能说我们对这个问题已经完全弄清了。

由于对“什么是资本主义”的问题,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弄清,那么对于“什么是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目前当然也不可能已经有完满的答案。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极“左”思潮的流行,更把我们对资本主义认识的错误推到极端,从而大大加剧了我们对“资本主义萌芽”理解的缺失。在那个连农村老太太到集市上卖几个鸡蛋都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时代,商品经济、雇佣劳动、私营企业也必定是资本主义无疑。由此出发去追溯根源,历史上的商品经济、雇佣劳动、私营手工作坊当然肯定也是“资本主义萌芽”了。因此,尽管大多数学者坚信中国历史上确实有过资本主义萌芽,但各人心目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实际含义相差很大。虽然治学严谨的学者认为资本主义萌芽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但也有的学者也笼统地认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萌芽。此外,在更多的论著中,资本主义萌芽实际上成了商品经济、或雇佣劳动、或工场手工业的代称。由于各人所说的并不是同一事物,无怪乎各家观点千差万别,彼此冲突,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没有共同的出发点,讨论当然也难以达到共识。不过,如果根据我们今天所获得的认识,认为资本主义与商品经济、雇佣劳动、近代工业化等不是同义语,那么资本主义萌芽与商品经济、雇佣劳动、早期工业化(或工场手工业)也不应划等号。由此出发,以往许多学者对于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研究的实际上是历史上的商品经济、雇佣劳动、早期工业化或者其他经济变化,而不是资本主义萌芽。但是,若是离开了商品经济、雇佣劳动、早期工业化,中国历史上的“资本主义萌芽”到底还存不存在?如果存在,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似乎没有人能说得清。可见,究竟什么是资本主义萌芽?我们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完全弄清。

因此,在对“什么是资本主义萌芽”这一关键概念还没有完全弄清的时候,坚信“中国历史上确实有过资本主义萌芽”,只能是一种愿望,或一种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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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情基础和认识基础的剖析

情结是一种主观的产物。决定情结的因素,既有感情方面的,又有认识方面的。仔细分析现代中国史学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情结”,可以看到它建立在一种特殊的感情基础和认识基础之上。然而,近几十年来的变化,都向许多在过去被视为正确无误的东西提出了挑战。“资本主义萌芽情结”赖以建立的感情基础和认识基础,也因而发生了动摇。

首先,从感情基础来说,这种“资本主义萌芽情结”可以说是一种特定时期中国人民的民族心态的表现。一个中国的史学家,首先是一个活生生的中国人,他决不可能完全超脱于他所处时代的民族心态之外。而自本世纪初以来,与西方争平等正是中国人民的强烈愿望。这种愿望表现在史学研究中,就是“别人有,我们也有”的“争一口气”心态:中国人不比于西方人低劣,西方能够自发产生资本主义,难道中国就不能吗?

然而,尽管中国人确实绝对不比西方人低劣(而且我们今天所取得的成就也有力地证明了:西方能作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但是我们也要指出:这种“争气”心态是有问题的。这种心态事实上默认了过去西方帝国主义者所宣扬的以种族主义为基础的僵化发展观,即一个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这个民族的优劣彼此相关,以及“优等民族”和“劣等民族”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异不可改变。如果我们不接受这种荒谬的观点,承认各个民族在某一历史时期中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别并不意味着它们本身有孰优孰劣之分,那么我们也就应当承认:中国在过去几百年中比西方落后,并不能说明中国人劣于西方人,正如中国在历史上曾长期领先于其他民族,但也并不应因此而认为中国人优于其他民族。其次,各民族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方面的差异,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从长期的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并没有一个民族能够永远保持领先地位。不同的民族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各领风骚数百年”,本是世界历史上的正常状况。一个民族是否产生过资本主义(从而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一时领先),并不具有该民族是优还是劣的价值判断意义,也不能决定它将永远先进或落后。我们的民族自尊心,不应影响到我们对于自己过去历史的判断。相反,如果一味地比附别人,难免会导致对自己历史的不尊重。

其次,从认识基础来说,“资本主义萌芽情结”是一种“单元―直线进化”史观的产物。按照这种史观,世界各民族都必然遵循一条共同的道路。资本主义是这条道路上不可回避的一个阶段,所以中国也必然要经历它。既然要经历它,当然就要有萌芽,否则就只能承认中国的资本主义完全是舶来品了。

近代中国的历史已证明了资本主义并非中国历史的必经阶段。在鸦片战争以后的一个世纪里,中国人学西方,追西方,竭力想把中国引上西方式的近代发展道路,但资本主义却一直未能在中国土地上蔚成气候;而自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便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国从来没有经历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这一历史事实,证明了资本主义并非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如果我们尊重事实,不把资本主义视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我们自然也就不必到历史中去苦苦地寻找中国资本主义的起源了。然而,为什么我们还要这么做呢?这就需要我们从更深的层面去寻找原因。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主要原因是我们思想方法上的教条主义,使我们盲从于以欧洲经验为基础的历史发展模式。作为一个整体,人类社会的发展确实具有共同的规律,而史学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探索这种规律。近代史学起源于欧洲,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过去欧洲史学家把欧洲经验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道路,是不足为奇的。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即体现“世界精神”发展的“世界历史民族”发展),从低级到高级,经历了“东方王国”、“希腊王国”、“罗马王国”和“日耳曼王国”四个阶段,就是这种史观的集中表现。而作为最高阶段的所谓“日耳曼王国”阶段,正是资本主义阶段,所以人类社会必然走向资本主义,是不言而喻的,尽管领导人类进入这一阶段的使命只能由日耳曼民族来承担。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哲学中的合理部分,扬弃了黑格尔史观中的西方(特别是日耳曼)至上论的糟粕,提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论,从而为科学的唯物史观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限于历史条件,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仍然是主要依据欧洲经验,但是他并未把这种以欧洲经验为基础的共同规律视为僵死的教条,认为无论哪个民族,都必定走一条完全相同的历史发展道路(例如,他就不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会像欧美国家那样发展)。然而到了斯大林,却将这种共同规律绝对化了,认定所有的国家和民族都必定走一条从欧洲经验总结出来的发展道路,忽视甚至否认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发展会具有各自的特点。把从欧洲经验得出的社会发展规律绝对化,从根本上来说,也是欧洲中心主义的一种形式。现代中国史学是从西方和苏联引进的,因此这些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也随之传入。而我们思想方法上的教条主义,却使得我们相信这种观点是无可置疑的真理。中国既是世界的一部分,自然也必定要顺序经历过这些阶段,所以资本主义也就成为中国历史的必经阶段。

很明显,坚信“西方有,我们也有”的民族心态和坚信“资本主义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的信念,二者是有共同基础的,即认为中国应该而且必定能够按照欧洲近代发展的模式去发展。然而,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并未如此。至于“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如果没有洋人到来,中国也会出现自己的工业革命”一类的推论,则更明显地只是一种情结。

眼下的问题是,为史学的发展,一定要摆脱这种“情结”。有人或许要问:你们说摆脱“资本主义萌芽情结”,是不是要否定过去几十年我国学者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呢?我们的回答是:决无此意。我们已明确声明:我们所否定的,是研究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情结”,而不是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本身。恰恰相反,我们对以往的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持有很高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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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二三事
作者:江太新执笔 (中国经济史论坛于2003-11-24 9:02:12发布)  阅读581次

明清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这点,学术界认识是一致的,但为什么称他为后期,说法是不一致的。我们认为,明清时期之所以称为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是中国封建社会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社会经济发展积累的产物,与前期相比,自身具有明显的社会经济特征。比如从地主经济看,在封建社会前期身分性地主比重大,到明清时期,尤其是摊丁入地以后则非身分性的庶民地主比重大,无论是从地主户所占的比例看,还是从地主户所有占有的土地数量看,庶民地主都要超过身分性地主。从地主阶层结构看,身分性地主是由发展走向衰落,而庶民地主却由弱小到壮大。?①从地主对土地经营管理来看,身分性地主多采取出租经营,或使用僮仆经营,而庶民地主则多采用雇工经营,或出租与自营相结合。从土地买卖看,前期土地买卖需要通过政府核定,确认是卖者自有土地后,方可出售。宋元以后,政府干预土地买卖现象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替之的都是民间的习俗,即土地出卖者得先让过"亲房",到明清时期,土地买卖又被"有钱则买,无钱则卖"自由交易所代替,尽管"优先权"还在起作用,但土地自由买卖趋势是向前发展的。?②从地租形态看,前期以实物分成租为主,宋代时,学田等公田出现了以实物定额租为主,到明清时期一般民田中也在推行实物定额租,至清代实物定额租超过分成租,而跃居主要地位,而且,货币地租也在发展中。地主与佃农间的超经济强制,遂逐渐被经济强制所代替。另从土地所有制看,国有土地在封建社会前期所占比重大些,至明清时期所占比重在缩小,私有土地所占比重则由少到多。土地占有形式在变化,前期土地占有形式为国有制、地主所有制、小农所有制,到明清时期,除保留上述所有制之外,又新形成了土地合股所有制,突破了过去一块土地单一所有者形式,变一块土地为多个股东所占有。即所谓"一田二主"或"一田三主"。从生产关系看,佃农经历了人身隶属关系向人身依附关系发展,而人身依附关系又在逐步松弛的发展过程。到了清代,佃农的法律地位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所能达到的最高点。?③短工、长工的法律地位也经历由"雇工人"向"凡人"转化过程。农民起义也经历了由争取人身自由向争取土地所有权转化过程。中国封建社会前后期经济关系变化,远非如此,上述仅是一些事例而已。其中最根本的变化:由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变化、发展的结果,到明清时期,封建社会的母体中已孕育着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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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中国封建社会到底存在或不存在资本主义萌芽,或什么时候才出现萌芽,学术界的看法都大相竞庭。他们的观点集中反映在四部论文集中。他们是:1957年三联书店出版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该书收集了1957年以前发表论文33篇;1960年三联书店出版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续编)。该书收集了1957年至1959年发表的论文20篇:第三部是198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论文集》,收集了1978年以来发表的25篇论文;第四部是1983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论文集》,收集1980年到1982年4月间发表论文18篇。根据20世纪50-80年代初对该问题讨论情况,我们已作了全面的评论,[4]这里不赘述。80年代以后,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已转入低潮,但有2篇文章还是值得注意:一是刘重日:《明代农业资本主义萌芽》一文(求是学刊,1994年第3期)这是沉寂多年后,再次提出研究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文章。指出研究资本主义萌芽,要着重于探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新因素,即不同于封建生产关系的部分。另一篇是吴承明:《要着重商品流通在传统经济向市场转换中的作用》。文章提出:"资本主义是可以逾越的,市场经济却不能逾越,越过了,还得补课。马克思说过卡夫丁峡谷,中国实际上就没有资本主义时代,我们把它越过了。因此,我想提出,在历史研究上,不要提研究资本主文萌芽了,与其说资本主义萌芽,不如叫近代化萌芽,即市场经济的萌芽"。[5]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是否孕育着新的生产关系萌芽,这是一个重大历史问题,对该问题进行深入讨论,有利于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并一直延续下来的讨论,是十分有意义的,尽管迄今为止仍没有结论,但开拓了人们的视野。同时,这么重大的问题,也很难在短期里得到解决。不过有一点是清晰的,即问题越辩越明白。不管人们过去对这个问题讨论中,发表过什么观点,对该问题的深入讨论,都起过积极的推动作用。前人的讨论,功不可没,劳苦功高。?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李文治先生在《明清时代的农业资本主义萌芽》和《明清时代封建土地关系的松解》[6]两书中,已作了充分的论证,这里不再就具体问题进行讨论,本文只想就这个问题,提出几点自己的看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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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判断资本主义萌芽的标准是什么?

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最本质、最核心的区别是什么?如果能把这最本质、最核心内容概括出来,那么,中国封建社会里是否出现过资本主义萌芽,什么时候出现萌芽,这问题就好解决了。经过长时间的考察,我们以为封建主义经济关系最本质、最核心的东西:就是通过各式各样的依附关系,达到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役使和剥削;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最本质、最核心的东西:就是货币持有者在流通领域购买到自由劳动力,榨取他们的剩余劳动以实现价值的增殖。即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资本必须是用于剥削自由雇工而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它体现着资本家和自由雇工之间的剥削和被剥削的生产关系。关键问题是看货币是否转化为资本,是否出现这种转化,又决定于是否出现身分自由的雇工。因此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首先要把着眼点放在自由雇工出现问题上。?

在中国封建社会时期,雇工同地主制经济几乎同时出现的。在西周时期,有用奴隶从事农业生产的;春秋战国时期改为使用雇工了,这时"庸夫"[7]之类已见记载。使用农副业雇工的主要是新发展起来的富裕农民和庶民地主,因为他们多从事直接经营。这时主雇之间仍是等级关系,雇工的地位只是比奴隶上升了一步,有较多的人身自由。这种发展变化为当时地主制经济发展变化所制约,主要是雇主身分地位变化,他们已脱离贵族地主等级身份。此后的隋唐,尤其是宋代,有关雇工记载更多。[8]宋元代时期,尤其是宋代,经过唐末五代长期战乱,土地占有关系发生很大变化,大部分土地为自耕农所占有。这些自耕农中有些劳动力充足,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力农致富,上升为庶民地主。与此同时,一些地少,劳动力少,经济条件较差农户,由于无力抵御天灾人祸,而出买土地,沦落为佃耕农或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雇工。此时,雇工中还有大量无地的客户,这时使用雇工情况十分普遍,田家夏耕秋获劳动力不足者,则需雇工,由于雇工需要量大还出现供不应求情况。[9]至于经济作物种植者,更是依赖雇工,如九陇县茶园;"每年春冬,雇召人工薅?,到立夏并小满时,又雇召人工赶时采造茶货"。[10]这时使用雇工生产的主要是富裕农民和庶民地主。这时主雇之间关系虽然还是等级关系,但由于雇主本身是劳动者,没有特权,因此雇主与雇工之间等级关系相对薄弱。雇工具有较多人身自由。由于地主制经济的优越性,宋元时代工农业生产已有较高发展,如英人李约瑟搏士在所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说:中国中世纪时期,科学技术比欧洲先进,这是由于中国封建制度比欧洲封建制度先进。李约瑟所说封建制度包括政治经济等,但核心是地主制经济体制。就宋元生产力发展状况而言,已为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只是雇工还无法摆脱封建依附关系的束缚变成为自由劳动者,他们所创造的剩余劳动还不能构成为雇主的资本,从而影响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生。?

明清时代,工农业生产及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雇工队伍进一步扩大,以农业雇工而言,从很多方面反映出来。第一、明代江南地方志书关于长工、短工记载大量出现。如弘治《吴江县志》、正德《松江府去》、《华亭县志》.嘉靖《湖州府志》、《江阴县志》以及嘉靖、万历之际的扬州、嘉兴等府州县志书,都有这类记载。到了清代前期,地方志书中有关长工、短工的记载就更多,更普遍了。其次,明代中叶开始,在封建文人的著述中多佣佃并提。如嘉靖《常熟县志》、嘉靖《吴江县志》和黄佐的《泰泉乡里》等书都有关于这方面的记载。说明出雇已成为当时无地少地农民仅次于租佃的一种重要谋生手段。第三,到明代中后期,有不少关于外地佣工记载。如福建古田县农民到外地佣工。[11]江西南丰县农民到宁都州佣工。[12]山西辽州农民"多佣力他乡等。[13]由于农业佣工成了普遍现象,而且很多客籍佣工,对这些人如何进行的约束以维持地方治安,便成为地方官府十分注意的事项。嘉靖年间(1522-1566),黄佐制定的《香山户口册》中特设"佣工"一栏,[14]万历年间山西巡抚吕坤令将雇工,佃户各由房主、地主"挨户管束",[15]反映就很清楚。?

伴随着农业雇工队伍的扩大,在有些地区出现了进行劳动力买卖的雇工市。从有关农业雇工记载考察,这类雇工市可能在明代中叶以前已开始,清代前期又有进一步发展。广东钦州,新会等州县,河南林县,拓城等县,山西阳高县,天津开原县,都有关于雇工市的记载。[16]以上这种现象是唐宋时代所少见的。这时,中国农业雇工队伍的扩大,是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导致农业经营形式的变化所产生的,这时有较多的富裕农民和地主从事雇工经营。雇工队伍的扩大和劳动社会形态变化又联在一起,就在这时开始了封建雇佣向自由劳动的过渡。?

封建雇佣向自由劳动的过渡,与雇工反抗斗争有关。雇佣案件日益增多,封建统治者开始考虑雇工身分地位问题。明万历十六年,先是解除了未"立有文券,议有年限"的雇工的封建身分义务,使其变成自由劳动者,其间包括广大的短期雇佣和部分未立文契的雇工。一般来说,法律变化很难跟得上现实生活中的变化,法律的制定,仅仅是把现实生活已发生的变化加以承认而已。实际上在法律条文成形之前的一段时间里,已经有一批自由劳动者的出现,[17]可以说,这时资本主义关系已开始萌生。?

至于农业长工向自由雇佣过渡,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据万历十六年(1588)新订律例,长工之"立有文券,议有年限者以雇工人论"。[18]对这条规定的理解,应该是指具备"立有文券,议有年限"两个条件的长工才以"雇工人"论,不书立文券的长工不应按"雇工人"论。但是此后掌握判决权的各级官吏有不同的理解,这是由身分性雇佣向自由雇佣过渡时期难免的现象。从天启朝(1621-1627)冯梦龙关于卢?打死钮成一案的构思,虽系小说家之言,但反映的应当是那时的社会现实。小说来源于生活,没有现实生活的原形,完全虚构是很难的。初判时汪县官认为卢?所示雇约文书是伪造的,将卢?逮捕入狱。后来汪县官调离,继任县官重新审理,肯定了钮成的"雇工人"身分,将卢释放出狱。[19]同一钮成,如无雇约文券,卢?须按打死"平人"(凡人)判处;有雇约文券则按打死"雇工人"判处。这虽然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仍不失为实际生活的反映。说明不书立雇约文券的长工有的可以解除法律上的身分义务关系。又乾隆年间记载:"查雇工人例以文契为凭……乃有服役数年后,犯事到官,仍以未立契约论比平人者"。[20]可与钮成一案判决互相印证。乾隆三十二年(1767)修订律例,虽然出现把未立雇约文契长工按"雇工人"定拟的规定,似乎是倒退现象。但从明代后期到清代前期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其不书立雇约文券的长工,作为"平人"判处已逐渐变成为惯例,只是没有法律上明确规定下来而已。由此可见,长工不书立雇约文券是一种过渡形式,是农业长工向自由过渡开始时期的象征。?

农业长工身分地位的变化主要发生在清代前期,这种发展变化反映于雇工律例的几次修订和刑科题本中关于农业长工的判例。乾隆五十一年(1786)把解除大部分长工法律上的身分义务关系决定下来,五十三年并写进律例。据我们接触到的前此由雍正到乾隆五十年(1785)发生的94件有关长工刑事案件,写立雇约文契的7件,无主仆名分的6件,未写雇约文契的47件,情况不明者34件。[21]按照当时惯例,写立雇约文契的当属于有主仆名分的封建雇佣,其未写立文契的可能己逐渐排除在封建等级关系之外。这就是说,在乾隆五十一年以前,已有一部分农业长工以自由劳动者的身分出现了。由这类事例可以看出,首先是实际生活中的雇佣关系发生了变化,然后封建统治者修订的雇工律例,以承认既成的事实。?

乾隆五十一年提出,五十三年正式修订雇工律例明确规定,其得以解除法律身分义务的长工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在雇主方面必须是"农民、佃户"。这里的"农民"指没有特权身分的"庶民",既包括自耕农和庶民地主。"缙绅"属于封建社会的特权等级,是不包括在庶民地主之内的。二,在雇工方面必须是与雇主"共坐共食"、"平等相称"、并不为雇主"使唤服役"之人。这里显然也把缙绅地主奴役下长工排除在外,因为他们根本不能与雇工"平等相称",更谈不上"共坐共食",其有服役性雇工的雇主主要也是这类缙绅地主。这次修订雇工律例所贯彻的这种按照雇主身分地位规定雇工身分地位原则,出发点在于维护缙绅地主的特权地位,是十分清楚的。这就是说,经过雇工律的修订,不是所有由地主所形成的雇佣关系都发生了变化,只有庶民地主和富裕农民剥削下的农业长工解除了法律上的身分义务关系。在缙绅地主奴役下的农业长工还没有摆脱法律上身分义务的束缚。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经营地主主要是庶民地主。从我们所接触到的大量刑档资料看,乾隆五十二年(1787)以后,具有主仆名分的农业长工所占比重已经极小。?

只有身分自由的雇工出现,货币才有可能转化为资本。所以,自由雇工的出现既是封建地主制经济中产生的新事物,又是产生资本主义经济最本质事物。看一个国家是否有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可能性,首先要看这个国家是否有了自由雇工存在。探讨一个国家资本主义萌芽发生在何时,首先要研究这个国家什么时候出现了自由雇工。如果把自由雇工出现作为衡量资本主义萌芽的标志,以上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至于商品经济发展,农产品商品化,只是萌芽的前提条件,因为他的发展只是数量上的增加而已,并不反映生产关系中有质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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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可不可以用对比研究方法,我们认为是可以的,史无定法吗。但选择对比研究的坐标却大有讲究。判断一个国家已经产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或者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应选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最普遍、最本质东西为坐标,即自由劳动的产生,并与货币相结合,使之变成资本。自由劳动的出现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标志,中国与欧洲概莫能外。只有牵住这一牛鼻子,对比研究才会更有意义。诸如商品经济、货币流通、地理条件、对外贸易等等当然也可以对比,但这是前资本主义社会早已存在的经济。他无法作为判断社会性质的标尺。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如果仅以欧洲某一国家作为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唯一模式进行对比,其结果势必使人得出这样的结论:凡是各方面条件对得上号的,那个国家就被认为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凡是对不上号的,就被列为不具备产生资本主义萌芽行列。这种用秤称,用尺量的研究方法,完全忽视各国特殊性,势必带来很大片面性。所以,在采用对比研究方法时,切忌随意选择坐标点。这点,对我们研究工作来说,将是十分重要的。?

我们以为,在今后历史研究中,既要花大力气研究市场经济,也要花大力气研究资本主义萌芽,两者都不要偏废。?

所谓是市场经济,是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基础上,依靠市场供求和价值规律来调节经济活动运行,配置和利用资源的一种经济形式。市场经济萌芽于奴隶社会,形成于封建社会,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得到广泛的发展。市场经济可以划分为不发达的市场经济和发达的市场经济两个阶段。[22]也就是说,市场经济是一种调节经济活动和资源配置的一经济形式,其本身不体现生产方式(或说生产关系)性质,可以为各个社会形态所运用。所以,市场经济不能用来判断一个社会性质是否在变化。同时判断不发达和发达的市场本身,也很难找出一个尺度,即缺乏标志。什么时段属于不发达市场经济,什么时段开始属于发达市场经济,很难加以划分。相对市场经济而言,资本主义萌芽却相对好把握,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前提下,自由雇工的出现,即标志封建社会母体里已萌生新的生产关系,封建经济已经进入发展的后期。如果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前提下,自由雇工始终没有出现,也可以说明中国封建社会母体里流动着的还是封建经济的东西,还不具备进入封建社会发展的后期阶段。所以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仍需继续讨论。?

二、资本主义萌芽发生过程及发展道路?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最先发生于手工业部门呢?还是发生于农业部门呢?在过去学术讨论中,各个人都有自已的说法,莫衷一是。?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首先产生于哪一个部门的提法,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命题。比如手工业有城市手工业,有乡村手工业,由于其所处环境不同,他们当中有的资本主义萌芽发生的较早,有的则发生比较慢。城市手工业由于受到行会制度的限制和束缚,资本主义萌芽发生就比较困难。鸦片战争发生三十年后的中国,已经进入近代社会,但在1872年12月14日[23]却在苏州金箔业中发生这样的一个事件:一个董司因多收了一个学徒,而被一百多人活活咬死。[24]鸦片战争三十年后,手工业行会对一个仅多收一个学徒的董司尚且如此,鸦片战争以前,手工业行会对手工业发展限制之严,也就可想而知了。城市手工业在行会制度抑制下,手工业的发展就显得艰难些,突破的碍障要更多些,资本主义萌芽在这里发生就困难些。从时间上来说,资本主义萌芽发生也就会往后些。至于在乡村中由地主和富裕农民兼营的农产品加工手工业,诸如酿酒,榨油、制糖之类,这类手工业遍布于广大农村,一开始就摆脱封建行会的束缚,获得自由发展的空间,而且这类手工业发生较早,经营者有就近收购原料的便利,在农村又有广阔的销售市场,在自由雇工刚一形成的时候,就有可能先于城市工商业者萌发资本主义萌芽,与农业资本主义萌芽同时发生。?

农业部门发生资本主义萌芽时间亦有先后之别,并不整齐划一。比如就农业经营者身分地位而言,有各种不同类型,而各种不同类型雇主和雇工之间的关系,在不同历史时期可以形成为不同性质的雇佣关系。因此,研究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就必须详审探索,在几种不同类型的农业经营中,由哪一类型雇主所构成的雇佣关系在经济关系方面首先突破传统的封建束缚,变成为自由雇佣关系。又由哪一类雇主所形成的雇佣关系在经济关系方面不容易形成为自由平等关系,并在解除法律身分义务方面会遇到严重障碍。下面,我们对各种类型农业经营者身分进行分析。?

缙绅地主是享受特权的阶层,在乾隆五十三年修订的雇工律中规定,长工要解除法律上的身分义务,雇主必须是"农民、佃户"。这里指的农民是没有特权身分的庶民,即包括自耕农、佃户和庶民地主。缙绅是属于封建的特殊等级,是不包括在庶民地主行列的。这是一。其二,在雇工方面必须与雇主"共坐共食"、"平等相称",并不为雇主使役之人。这里也很明显把缙绅地主奴役下的长工排除在外,因为在缙绅地主奴役下的长工根本不能与雇主"平等相称",更不可能与其"共坐共食"。有服役性雇工的雇主主要也是这类缙绅地主。这次按照雇主身分地位原则,来划分雇工身分地位做法,实际上是在维护缙绅地主的特权地位。这就是说,经过雇工律的修订,不是所有由地主所形成的雇佣关系都发生了变化,只有庶民地主和富裕农民剥削下的农业长工解除了法律上身分义务的束缚。所以缙绅地主这时所雇佣的劳动者还不是自由劳动者,也就是说,缙绅地主受自身条件的限制,要向资本主义经营方式过渡,需要克服自身的及社会的更多障碍,从而步履艰难。?

关于农业雇佣关系的过程,自由劳动的形成,我们认为首先是在富裕农民的经营中发生。?

]经营者如果是富裕农民,他虽然占有土地,但这类小土地所有制和地主所有制不同,他虽然也要受封建所有制的制约,但毕竟不是封建所有制。经营者如果是富裕佃农,情形就更加不同。在封建社会里,无论是富裕自耕农或富裕佃农,他们虽有较多土地或较多资金,但他们是农民阶级的成员,处于被统治地位,没有政治特权,从而反对任何形式的特权压迫。还由于他们的阶级地位和政治地位,决定了他们在政治上的平等思想,不难设想,他们和农业长工所形成的雇佣关系,尽管在法权关系方面还没有摆脱封建等级关系束缚,而在实际生活中,经济关系则是比较平等、自由的,从这里打开了封建雇佣向自由雇佣过渡的缺口。这种雇佣关系已经撕毁了过去掩盖阶级关系的传统的等级外衣,资本主义阶级关系开始表现出来。这就是说,早在明代中叶,大约15世纪时期,为生产商品而剥削身分自由雇工的富裕农民出现于历史舞台时,就以萌芽状态的农业资本家的面貌出现了。?以后又经历了约两百年的漫长岁月,到清代前期,伴随着庶民地主的发展,又在经营地主中出现了农业资本主义萌芽。这类地主,有许多是由富裕农民逐渐发展起来的,有的是工商业者把部分资金投向土地进行直接经营。还有,在地主经济制约下,由于缙绅地主和庶民地主可以互相转化和诸子田产家业均分制等,缙绅地主有的逐渐分化成众多的中小庶民地主。?

清前期的经营地主基本上是庶民地主,这种情形无论在地方志书还是清代刑档中都有所反映。景?NFEA1?、罗仑两位先生所调查的清代前期山东5家地主也说明这种关系。如一家官僚地主和一家商人地主都采取土地出租的剥削方式,而"种地起家"的3家庶民地主都采雇工经营方式。又据他们对清代后期山东地区131家经营地主所作的统计,作官起家的8家,种地及经商起家达123家。[25]后者主要是庶民地主。可见,庶民地主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经营形式的变化。?

这类庶民地主,尤其是由富裕农民上升起来的庶民地主,就其在封建社会身分地位而言,比较接近于富裕农民,和雇工容易形式为自由雇佣关系。庶民地主的发展在经营管理方面也引起一系列变化。在商品经济发展的环境下,他们的生产不单纯为了自给自足,还为了进行商品生产。他们为了增加生产,要求改善经营管理,改进生产技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就是说在不自觉地按照资本主义经济原则组织生产。从而他们对劳动生产者的榨取,不像出租地主那样,主要靠经济外的强制手段来实现。由这类经营所形成的雇佣关系逐渐向自由的雇佣关系过渡,这类经营的社会性质在发生质变。这类地主所占有的剩余劳动包含着一个利润量。?

从明代中叶出现的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富裕农民到清代前期庶民类型经营地主的发展,所显示的农业经营中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表明了中国农业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过程的特点。对两类不同类型的雇工经营不加区别,则看不出中国农业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阶段性。?

由此可见,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标志着中国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的两种不同类型的农业经营,在历史上出现的时间有早有晚,所具有的资本主义因素有多有少,带有的封建因素有强有弱。不仅富裕农民和经营地主不同,即富裕自耕农民和富裕佃农也不可能完全相同。同属庶民地主,也会因形成过程不同和占地多少差别,所具有的资本主义因素也会有程度上的差异。农业资本主义萌芽发生发展过程和发展道路所呈现的这类特点,是由中国地主制经济所制约所规定的。?

通过对中国农业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过程的考察,我们认为有四个方面值得重视。?

首先,农业资本主义萌芽在商品经济发达地区最先出现。在江南某些商业繁荣的地区,早在明代中叶就已开始了。但这里又是官僚地主集中、封建宗法宗族势力强大地区,在这种势力压迫下,地主所追求的是读书仕官,已出现的经营地主相继放弃经营,而采行土地出租的方式剥削农民。这里商品经济发展,人们所掌握的货币并没有同农业生产相结合。正如马克思所说,这种商业资本"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成反比例"。已出现的农业资本主义萌芽,在封建宗法宗族势力的压迫下,相继夭折了。?

其次,在封建宗法宗族势力相对松懈地区,商品经济虽然赶不上江南商业繁盛地区,但农业资本主义萌芽却得到发展。如浙江中部以南地区,还有福建、江西、广东、安徽诸省交界山丘地带,都出现过租佃大经营,出现过自由的雇佣关系。这类地区的农业雇工经营,基本上摆脱了封建宗法宗族势力的压迫。?

第三,在地价低廉、自耕农广泛存在、封建地主阶级遭受沉重打击的地区,实际也是封建宗法宗族势力相对薄弱地区,如四川省各州县,也曾出现富裕自耕农及富裕佃农的雇工经营。但一俟地权集中,封建宗法性地主一旦恢复,已经出现的农业资本主义萌芽又行没落。?

第四,福建、广东则属于第四类地区。这里商品经济相对发展。在农业方面,有大面积的蔗田,有茶树、果树园艺,这类经济作物与市场有着密切联系,它的男耕女织相结合与棉桑作物区不同,容易发展成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经营,而且不易夭折。在这里,商品经济的发展,在突破封建宗法宗族势力的束缚,但也只是开始。?

以上四类地区农业资本主义萌芽发生发展过程,证实了马克思这样的一个观点:商业和商业资本,"对旧生产方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起着解体作用,这首先要取决于这些生产方式的坚固性和内部结构。并且,这个解体过程会导向何处,换句话说,什么样的新生产方式会代替旧生产方式,这并不取决于商业,而且取决于旧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26]因此,我们在研究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的时候,必须要把立论的出发点建立在所有制的基础上,要十分重视封建宗法势力的作用。当然,也要注意商品经济发展对封建经济关系的冲击作用。?
自古寂寞谁如我
三、关于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又不发展原因探讨?

资本主义萌芽对封建生产方式而言,是一种新的事物。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已为它的发生、发展准备了一定的前提条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应该说是具有一定生命力的。但它的发展却很缓慢,有时甚至呈现停滞状况。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始于15世纪的嘉靖、万历年间,中间几经挫折,一直到18世纪时期,上距萌芽开始发生经历了约300年漫长岁月,才又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就是在这个时期,资本主义萌芽也没有摆脱发展迟缓的特点。该问题值得探讨。?

前人在探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有时甚至停滞原因时,提出各种各样看法:有的认为是封建专制政权的束缚,有的认为是地租侵蚀了利润,有的认为是工农结合的小农经济体制的顽固性,有的认为是城市工商业不发达之故。这些原因都有道理,都是对的。但最本质的还是受地主制经济的制约。

明代前期及中期,清代鸦片战争以前,在这二段历史时期里,地主制经济体制基本上得到正常运行。农村经济开始从废墟中重建,并逐步取得发展,经过几十年努力,达到了繁荣时期,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农民经济生活也获得改善。农民购买力也由低到高,对市场需求也由少向多方向发展,在农民对市场需求日益旺盛情况拉动下,手工业、商业、农业得到迅速发展。自由雇工出现后,一批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纷纷登上社会经济历史舞台,这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显现出勃勃生机。随着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明王朝由中期进入后期,清王朝则由前期进入后期。这时,由于地主所有制经济发展,地主制经济体制运行逐渐偏离正常轨道,地主阶级大肆进行土地兼并,地主阶级权势嚣张,自耕农失去土地,大量向佃农转化。尤其是三饷并征之后,在严重赋役负担压榨下农民经济条件恶化,农村经济走向萧条,再加上明末清初几十年战争,农民苦于战火,求生泛术,农民对市场需求由盛而衰,市场经济紧缩,则使刚刚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农业受到严重打击,而纷纷破产,农业资本家则改雇工经营为出租经营,向封建地主倒退。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转入停滞、甚至是倒退时期。这是构成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既发展又不发展深层次原因。下面再从各阶层情况分析。?

在地主制经济体制下,自耕农大量存在是封建地主制经济体制存在的基石,如果这个基石一旦动摇,这个政权就要陷入危机之中。我们都知道建立在地主制经济体制上的国家政权,它赖以生存的财政来源是农业税。而征收农业税的主要对象是自耕农。地主阶级尤其是缙绅地主,他们可以利用政治上特权来为自己逃避赋税负担,或利用飞洒、跪寄把赋税转移到自耕农身上。因此,保护自耕农的稳定是历届王朝考虑的最多问题。?

历代王朝建立之初,总是千方百计地鼓励农民垦荒,使一些少地或无地的农民通过垦荒变成自耕农。但自耕农经济又是一种极其不稳定的经济,由于耕种面积有限,经济力量极其脆弱,当遇天灾人祸时,每每频于破产边缘。政府为了保证其财政收入,往往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来维护自耕农延续。如减轻农民负担方面,政府通过赋税改革若明代一条鞭法,清代摊丁入地都曾发挥过一定作用。还有通过种种形式减免赋税,或蠲免农民负担。若赈济方面,国家设有常平仓、社仓、义仓,在灾荒年间,政府或用这些储藏进行平粜,或进行借贷,或赈济,使农民渡过难关。若抑制兼并方面,有抑制投献,商人、地主在灾年购买土地,允许农民以原价回赎,抑制绅权势力,削弱缙绅经济势力。在家庭财产分析上,以法律形成把诸子均分制规定下来,这样结果一方面使耕地细化,另一方面达到使大地产所有者化小,或者补充到自耕农行列。一般说来,自耕农或富佃要上升到地主行列,一般需要几十年时间,有的甚至需要上百年时间,而分家析产一般二十至三十年就面临一次。在这里,土地的分散远比积累来得快。当然官僚地主和商人地主除外。同时,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经济作物种植普遍,以及家庭副业发展,也使自耕农自身经济力量增强,提高了自身抵制兼并能力。但在封建社会里,贫富兼并情况则更为严重。王朝控制不了土地兼并,但他可以延缓土地兼并早日到来,为王朝长治久安而殚心竭虑。当王朝失去控制地主制经济平衡发展规律时,一场革命就会爆发,对地主制经济进行重新调整,以求新一轮的平衡发展。?

自耕农广泛存在,保证了政府田赋收入,同时也保证了国家财政收支的稳定。其次也减少了因失去土地而流向社会的人口,使社会秩序得到相对安定。社会秩序安定,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同时也为市场经济发展提供广泛的空间。但自耕农广泛存在又是社会经济发展阻碍者。自耕农经济是以一家一户为主体,耕地面积不多,经济力量薄弱的经济单位。就南方而言,多者不超过30亩,少者二三亩而已;就北方而言,多者不过几十亩,少者三五亩而已。他们除了负担国家赋税徭役外,还得承担地主转嫁给他们的赋役负担。尤其是王朝后期,苛重的赋役负担,一方面使得大多数自耕农走向频于破产的十字路口,从而阻碍了富裕农民的发生和发展,同时也抑制了他们的消费需求,从而限制了市场的扩大,限制了商品生产的发展。?

在地主制经济体制下,佃耕农大量存在,他们以一家一户为耕作单位,从地主那里租来了数量不多的耕地进行耕作。将土地上的收获物一半作为地租交纳地主,有的还要多,苛重的地租剥削不仅侵夺了佃农的剩余劳动,甚至侵蚀了佃农的一部分必要劳动。使大部分的佃农生活在贫困线上,苦苦挣扎着。这种状况存在,一方面阻碍了佃农向富佃转化,同时也抑制了佃农的消费欲望,限制了消费扩大,使市场皮软,甚至萎缩,从而限制了商品生产的扩大。?

不论是自耕农也好,佃农也好,为了弥补家庭经济收入不足,一般都要经营一些副业,或纺纱织布,或种桑养蚕,或从事一些手工编织,如竹编、柳条编等。同时也打打工。农家这种农副业相结合生产方式,为市场提供一些商品,同时也使早在明中叶就已产生的自由劳动与土地紧密结合在一起;从而抑制了自由劳动向商品市场大量转化。影响了廉价劳动力的供给。?

到了明清时期,大地主在没落,中小地主在发展。这种发展趋势为学术界所认同。根据目前我们所能完整地掌握的情况看,只有河北获鹿可作这样的统计:康熙四十五年至康熙六十年,保存下来的编审册共75甲,共有地主257户,户均占有地252.9亩。雍正四年至九年,保存下来的编审册共35甲,共有地主143户,户均占有地227.6亩。乾隆元年至乾隆三十六年,保存下来的编审册共118甲,共有地主475户,户均占有地207亩。这里的地主占地多者数百亩,少者百十亩。康熙朝亦好,雍正朝亦好,乾隆朝亦好,资料所及之处,尚未见到千亩以上地主户。[28]解放前浙江北部某县4户地主占地176?148亩,每户平均占地仅44?04亩。转见曹锦清等:《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26页。当然一些新垦区也有占地万亩以上地主,但从全国来说,大地主是处在衰落之中。?

根据陈翰笙先生调查,南方稻作区每户平均至少有6-10亩才能维持生计。[29]也有先生认为,要维持一个人起码的生活,至少需要4亩地。章有义先生和一些日本学者认为,南方地区占地30亩以上才能够得上地主。由于中小地主一般占地不多,从地租收入看,仅占耕地收入的一半,除了交纳赋税之外,所剩的要维持家人食穿、婚庆、丧葬、培养子弟、社交等。三除五扣,所能积累的资金有限。这点,从安徽徽州地区保留下来的置产簿可以看到,他们每次所购置的地产面积都很少,一般都在几分、几亩之间,所以很难有大笔资金投向工商业。有些经济实力较强的庶民地主,则向缙绅地主转化。?

缙绅地主一般来说占有较多土地,大地主主要由这一阶层成员构成,他们占有较多地产,也有条件积累较多资金,但由于当时工商业发展欠发达,投资工商业所得的回报还不如投资土地回报率高,同时变数较多,风险较大。因此,这些缙绅地主发家后,仍然把积累的资金投向土地。他们心目中,土地不怕水火,不怕盗贼,只使天灾,一年无收,当风调雨顺时,地租照样收取。即使发生战乱,土地无法扛走,战乱平息,土地仍然归我。这是一种十分保险的投资,他们还把购置土地视为一种储蓄手段,有钱则买,无钱则卖,使子孙不致于遇到困难时一筹莫展。另从地租收入而言,也是比较丰厚的,一般是二五分成,有的高达三七分成,甚至是二八分成。十年的地租收入可以偿还购地的成本,[30]利润回报率可观。这种状况存在,使工商业发展缺乏雄厚资金资助,当然,他们奢侈的生活,也给市场发展带来一些机会。但必竟这部分人数量不多,市场有限。商人发财后,一般情况而言,他们首先想到的是购买地产,在他们思想中根深蒂固的是:以商起家,以农为本。因此,他们发家致富以后,不是把盈利用来扩张工商业发展,而是把利润一部分投资于土地。另是买官,向官僚转化。有的则任意挥霍,把积累起来的资金用于消费了。工商业的发展受到资金的制约。?

外贸受阻,这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政府限制对外贸易,尤其是民间对外贸易。产品销路不畅,限制了企业的发展;二是鸦片战争后,外国商品入侵,白银大量外流,对农副产品掠夺给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以极大压力,从而萌芽发展受阻。?

在地主制经济体制下,为中国工商业发展提供了广阔天地,同时也给工商业发展以制约。?地主制经济与领主制经济相比较,领主制经济是以庄园为经济单位,在庄园内部实现产品自给,以达到庄园内部再生产。而在地主制经济下,情况则不同了。他们以一家户为经济单位,生产的主要是粮食,其他产品获得都要依赖市场,这就决定了地主制经济必然与市场联系,离开市场就无法进行再生产。所以说,在地主制经济体制下,每个经济单位都无法实现产品自给自足。以前说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看来是一种误解。在地主制经济体制下,只能是商品经济与自给经济相结合的社会。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达的最根本原因,然而农民经济的单薄,购买力的低下,又抑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使新的生产关系萌芽产生后,发展乏力,因而出现了发展缓慢甚至有时停滞不前的现象。这就是中国商品经济发展又不发展的最深刻历史根源。如果离开地主制经济去考察,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原因就无从解释,市场经济也无从谈起。


*〓本文系李文治、江太新《中国地主制经济论》书稿中的一部分,由江太新执笔。?

①〓江太新:《从清代获鹿县档案看庶民地主的发展》,《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1期。?
②〓江太新:《清代前期土地买卖中宗法关系的松弛及其社会意义》,《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3期;又见《论徽州地区土地买卖中宗法关系的松弛》,《徽州社会科会》1995年第1-2期。?
③〓经君健:《清代社会的贱民等级》,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4] 江太新:《评介中国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农史研究》第五辑,农业出版社1985年版。
[5] 吴承明:《要重视商品流通在传统经济向市场转换中的作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
[6] 李文治、魏金玉、经君健:《明清时代的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李文治:《清明时代封建土地关系的松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7]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战国策?齐策六》。
[8] 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四册,第120-127页;添侠:《宋代经济史》上册。
[9] 《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五之七七。
[10] 吕陶:《净德集》卷1《奏为官场买茶亏损园户致有词诉喧闹状》。
[11] 万历《福州府志》卷7。
[12] 魏禧:《魏叔子文集》卷7《与曾闻庭》。
[13] 《古今图书集成101职方典》卷361《辽州》。
[14] 黄佐:《泰州乡里》卷6《保甲》。
[15] 吕坤:《实政府》,《乡里约》。
[16] 乾隆四年四月四日广东巡抚王暮题本;雍正二年九月十七日广东巡抚阿尔松阿题本;乾隆《林县志》卷5;乾隆元年九月河南巡抚富顺题本,乾隆十六年十二月十日山西巡抚阿恩哈题本;乾隆三十八年八月二十五日管理刑部事务刘统勋题本。题本均见明清档案馆藏《刑科题本》。
[17] 《明神宗实录》卷191。据万历十五年(158)都御史吴时来奏:"有受值微少,工作止月日计者,仍以凡人论"。从"仍以"二字考察,短工在此之前早已以自由的身份出现了。
[18] 《明神宗实录》卷194万历十六年正月庚戌。
[19] 冯梦龙:《醒世恒言》第28回。[20] 陆耀:《切问斋集》卷13《条议》。
[21] 在清代刑档中,有关农业长工的案件很多,这里仅就我们所接触的部分题本进行分析。
[22] 王公义主编:《现代市场经济学小辞典》,中国纺织出版社1998年版。
[23] 汪敬虞:《关于中国资本主义问题的两则笔记》,见《燕京学报》新元期,第142页。
[24] 黄钧宰:《金壶逸墨》卷2,第3页。载《金壶七墨全集》,1912年版。
[25] 参见罗仑、景?:《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经济研究》,齐鲁书社1985年版。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25,第371页。
[27] 《获鹿县档案》,康熙四十五年至乾隆三十六年《编审册》。
[28] [27]民国时期有些资料亦可作参考,1929年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在陈翰笙等人领导下,对无锡农村作了一次调查,他们认为无锡县千亩以上地主占有总耕地的8?32%,中小地主占有总耕地30?68%,而每户地主平均占有土地仅仅54?5亩而已。他们还认为:即使在地权比较集中、大地主较多的杭州、平湖地区,占地千亩以上的大地主也仅占当地地主户总户数的4%。陈翰笙:《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见冯和法:《中国农村经济论》,上海黎明书局1934年版。
[29] 陈翰笙:《解放前的地主与农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0页。
[30] 李文治:《论清代鸦片战争前地价和购买年》,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2期。
自古寂寞谁如我
如果你已经耐心看完了我引用的这些文章就知道为什么我说争论什么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在什么时候是中国才会有的问题吧?所以拿这个来和我讨论有意义吗?再有我到底好歹还看过几本历史书才写东西的吧。
自古寂寞谁如我
以下是引用禁忌的归途在2004-5-10 11:36:16的发言:

首先,我想说的是强弱的确没有绝对标准,但是总该有个相对的标准,比方说军事,政治,经济,文化。这些加起来,也就是综合国力吧。只是大家侧重点不一样,有时候结论也不尽相同而已,但在大体上应该是差不多的。我们讨论这个话题的前提是我说过的一句话――大宋是除唐以外中国古代最为发达的国家。 我想,这个就是我们所讨论的潜在的参照物吧?


如果说强弱评定没有任何标准的话,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埃塞俄比亚比美国更加强大”?


你的概念里“没有绝对标准”是等同于“没有任何标准”的吗?

自古寂寞谁如我
以下是引用禁忌的归途在2004-5-10 14:39:31的发言:

而不是yy兄所自以为是的明朝。希望yy在反驳别人之前,能抽点时间研究一下历史。

我觉得禁忌先生这话现在再看恐怕是自白比较好点。
自古寂寞谁如我
中国在贸易全球化中的主导地位――16世纪中叶至19世纪初叶
作者:黄启臣 (中国经济史论坛于2004-4-6 3:01:23发布)  阅读118次

编者按:《福建师范大学学报》今年第一期刊登了题为《明清时期中国沿海区域经济互动研究》的一组论文,本坛今起陆续予以转载,敬希读者关注。(2004/4/6)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编者按:如果将明清经济看作中国经济近代化的发端,对这一时代具有历史弘度的探寻必然展现当代经济的历史原因与基本规律。《明清时期中国沿海区域经济互动研究》这一专题。聚焦于中国沿海区域在其时代的互动及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展示当前经济史学界的热点问题――明清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区域经济互动的基本规律及其对当代经济的影响,由明清经济史领域中国沿海一线知名学者撰写的这一组论文,应当能为当代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历史的参照。


中国在贸易全球化中的主导地位――16世纪中叶至19世纪初叶

黄启臣

(中山大学历史系,广东广州 510275)


摘 要:16世纪中叶至19世纪初叶,以商品流通为基础的贸易全球化是今天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第一阶段。当其时,中国丰富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极强的竞争力,对推动贸易全球化起了举足轻重的主导作用。


关键词:商品流通;全球化;国际市场;竞争;举足轻重

中图分类号:F7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童编号:1000―5285(2004)01―0001―05



当今为世人瞩目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是经历了16世纪中叶至19世纪初叶以商品流通为基础的贸易全球化和19世纪工业革命后的产业全球化两个历史发展阶段的。本文拟就中国在贸易全球化中的主导地位作一探索,以求证于方家。

一、中国是贸易全球化的大市场

15、16世纪是世界历史发展的重大转折时期。1405―1433年中国郑和七下西洋;1492年意大利人哥伦布(C.Colonbo)发现美洲;1498年葡萄牙人达.伽马(Vasco.Da.Gama)绕过好望角开辟欧洲到印度的东方航线;1519―1522年葡萄牙人麦哲伦(F.D.Magalh*aes)作环球航行等航海的伟大壮举,从地理范围上使分散隔离的世界逐渐变成了联系为一体的世界,人类历史也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为商品贸易全球化提供了人文地理的条件。

但是,作为贸易全球化所赖以运转的基础即商品流通来说,则是有赖于中国强大的商品制造能力和生产出来的丰富商品。据史料记载,从世界经济发展史的经济规模上看,15世纪中叶(明中叶)至1796年(嘉庆元年)以至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期间,中国是世界经济发达的国家。据统计,1522―1566年(嘉靖年间),中国的生铁产量达到45000吨,居世界第一位,而英国到1740年才达到2000吨川。1750年(乾隆十五年),中国工业总产量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32%,而全欧洲仅占23%;中国的国内贸易总值为4亿银两[2]。直到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中国的GDP仍占世界经济总量的32.4%[3],居世界各国的第一位。所以,“在近代以前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那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更发达,更先进”[4],“中国乃是一个伟大、富饶、豪华、庄严的国家”[5]。就是说,直到1820年左右,中国在世界经济史上是占着首要地位的,是世界经济的中心。当时中国的商品如生丝、丝织品、瓷器、茶叶、棉布、砂糖、粮食、药材等,在国际市场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具有很强的竞争力。正如当时一个西方作家报道说:

中国人有世界上最好的粮食――米;最好的饮料――茶;最好的衣料――棉布、丝织品及皮货。拥有这些主要物品和数不尽的其他次要的物产[6]。

特别是中国丝货,外国商人更是赞叹不绝,说:

从中国运来的各种丝货,以白色最受欢迎,其白如雪,欧洲没有一种出品能比得上中国的丝货[7]。

1629年(崇祯二年),荷兰驻台湾第三任长官讷茨(Nuyts)在给其国王的一份报告书中说:

中国是一个物产丰富的国家,它能够把某些商品大量供应全世界[8](p109)。

确实如此。根据史料记载。16―18世纪,中国向全世界出口的商品约有236种之多,其中手工业品有137种,占总数的一半以上。其中又以生丝、丝织品为大宗,其次是瓷器和茶叶等。

而在这个时期,欧美各个国家由于“价格革命”的冲击,加多战乱、灾荒、瘟疫流行,经济曰益萧条,各类商品极为?乏。所以,这些国家根本没有什么民生产品可以打进中国市场。它们只好携带大量银子来中国购买货物贩回国内倾销。所谓夷船“所载货物无几,大半均属番银”[9]。在1830年(道光十年)以前,当中国对外贸易经常是出超的时候,白银是不断地从印度、不列颠和美国输入中国。据统计,自1553年至1830年,西方国家到广东贸易而流人中国的白银达5亿两以上[10]。1585―1640年日本因到中国贸易而输人中国的白银达到1489.9万两[11]。可见,直到鸦片战争前夕,中国在当时商品贸易全球化中,是遥遥领先于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的[12]。全世界其它国家都来中国购买价廉物美的商品,使中国成为贸易全球化的大市场。

二、广州是贸易全球化的中心市场

15―19世纪初中,中国明清政府基本上实行“时开时禁,以禁为主”的海外贸易政策,禁止沿海商人出海贸易。但是,却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嘉靖元年(1522),“遂革福建、浙江二市舶司,惟存广东市舶司”[13]。乾隆二十二年(1757),规定外国番商“将来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14]。因此,自嘉靖元年至道光二十年(1522―1840),广东一直是中国合法对外贸易的省区,省会广州则成为全国合法进出口贸易的第一大港,而且是“印度支那到漳州沿海最大的商业中心。全国水陆两路的大量货物都卸在广州”[5](P116,序言)。因此,全世界各国商人到中国贸易,都萃集到广州。1798年(嘉庆三年),瑞典人龙思泰(Anders Liungstedt),就记述外国商人来广州做生意的实况:

广州的位置和中国的政策,加上其他各种原因,使这座城市成为数额很大的国内外贸易舞台。……中华帝国与西方各国之间的全部贸易,都以此地为中心。中国各地的产品,在这里都可以找到;……东京、交趾支那、柬埔寨、暹罗、马六甲或马来半岛、东方群岛、印度各港口、欧洲各国、南北美洲各国和太平洋诸岛等地的商品,都被运到这 里[15](P301)。

据不完全统计,从康熙二十年至乾隆二十二年(1685―1757)的72年间,到广州贸易的欧、美各国商船有312艘[16];乾隆二十三年至道光十八年(1758―1838)有5107艘①,平均每年为63.8艘。

与此同时,中国各地和广东省内各地的商人也集中到广州进行进出口贸易,名曰“走广”[17]。1629年(崇祯二年),荷兰驻台湾第三任长官讷茨(Nuyts)在给其国王的一份报告中也记述:

中国人把货物从全国各地运到他们认为最有现款购买他们货物的市镇和海港……后来他们运往广州市集上的货品的数量如此之大,以致葡萄牙人没有足够的资金购买,……参加这些市集的商人们看到他们的货卖出去,就用他们自己的船,责任自负地把货运往马尼拉、暹罗、望加锡等地去。[8](p115,109)

龙思泰于1798年(在嘉庆朝)来到广州,也看到中国内地商人云集广州经商的情形:

中国各地的产品,在这里(广州)都可以找到;来自全国各省的商人和代理人,在这里做着兴旺的、有利可图的生意。[15]

明清政府为了发展集中于广州的对外贸易,除了设置广东市舶司和粤海关进行管理外,还“官设牙行,与民贸易”[18],以至后来发展成为专门从事对外贸易的商业团体“三十六行”和“十三行”,同外国商人直接贸易。在当时外国商人不熟悉中国情况、不懂汉语以及不了解中国政府管理外贸的制度的情况下,此种商业团体的设置,成为外商与中国商人进行贸易的中介者,使外贸做得更活更好。所以,当时外国商人普遍感到在广州做生意比世界其他地方更方便、更好做。正如英国议会于1830年(道光十年)对广州贸易的英国商人进行调查后得出结论:

外国商人对于这整个广州制度(它在实践中经过种种修正)是怎样看待呢?1830年英国下议院关于对华贸易的极为重要的审查委员会会议中,几乎所有出席的证人都承认,在广州做生意比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方便和容易[19](P51)。

这么一来。16世纪中叶至工9世纪初叶,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商人络绎不绝前来广州做生意,使广州成为商品贸易全球化的中心市场,呈现出对外贸易一片繁盛的景象,正如时人赋诗称颂云:

广州城郭天下雄,岛夷鳞次居其中。
香珠银钱堆满市,火布羽缎哆哪绒。
碧眼蕃官占楼住,红毛鬼子经年寓。
濠畔街连西角楼,洋货如山纷杂处。
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
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20,21]

三、澳门是贸易全球化的中转港

澳门是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珠海市)海边的一个小渔村,古时不足为港。但自从嘉靖三十二年(1553)葡萄牙人进入和租居澳门后,他们就利用前述明清政府允准开放广东对外贸易的恃殊政策,以澳门为基地,开展对中国的贸易,并从万历六年(1578)始,得广东地方政府批准于每年春夏两季到广州参加为期数周的定期市(交易会),直接与在广州贸易的中国商人购买丝货、瓷器、茶叶等商品运往澳门,然后转运到日本、东南亚、欧、美洲的国家出售。同时,明清政府也明文规定:凡外国商船来广州进行贸易.必须向澳门的中国海关(明代的市舶司及清代粤海关设在澳门的分支机构)领取进入广州的“部票”(入港许可证),并缴纳关税,聘请通事、买办和引水员,最后由引水员引航进入广州贸易。这样一来,澳门就成为中国广州对外贸易的外港和贸易全球化的中转港。所以,从工6世纪中叶至19世纪初叶香港崛起之前的280多年,世界各个国家到中国和中国到世界各国贸易所开辟的航线,都必须经澳门港中转。下面我们将当时中国合法出口港广州经澳门开往世界各国的航线简略阐述,可见一斑。

1、广州―澳门―果阿―里斯本欧洲航线

这是16世纪中叶通往欧洲的最长航线,全程为11890海里。从广州经澳门出口到印度果阿和欧洲的商品有生丝、各种颜色的细丝、绸缎、瓷器、砂糖、中药、手工制被单等,其中以生丝为最大宗。由里斯本经澳门输入广州的商品有胡椒、苏木、象牙、檀香和银子,其中以银子为最大宗,仅1585―1591年,经澳门运人广州的白银约20万两。

2、广州―澳门―长崎航线

这是葡萄牙人进入澳门后开辟的东方航线。葡萄牙人到广州购买中国的生丝、绸缎、砂糖、铅、棉线、中药等商品运往长崎,其中以生丝为最大宗,据统计,自1578―1638年,运往长崎的生丝共11540担,丝织物21000多担。从长崎运经澳门入广州的商品主要是银子,据统计,自1585―1640年,从长崎经澳门输入广州购买中国商品的银子达到1489.9万两[11]。

3、广州―澳门―马尼拉―拉丁美洲航线

这是万历三年(1575)开辟的新航线。由广州经澳门至马尼拉中转,过太平洋直达墨西可的阿卡普尔科(Acopulco)和秘鲁的利马(Lima),再往南到葡萄牙的殖民地巴西。从广州经澳门运往拉丁美洲的中国商品有生丝、丝织品、瓷器、铁锅、糖、棉布、中药等数十种,其中以生丝、丝织品为大宗。从拉丁美洲经马尼拉运回澳门人广州的商品有白银、苏木、蜂蜡、墨西哥洋红等,其中以白银最多,据统计,从1586―1640年,运经澳门人广州的白银达到2025万比索[22](P47―48)。

4、广州―澳门―望加锡―帝汶航线

这是广州与东南亚国家贸易的老航线,明清时期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当时葡萄牙人利用这条航线,主要是到帝汉岛购檀香经澳门运入广州出售,然后购买中国的生丝和丝织品经澳门运往世界各国。葡萄牙人在广州做檀香的生意,利润在到150―200%[23](P175)。

5、广州―澳门―纽约航线

这是1784年由美国丹涅尔.巴驾(DanielPaker)为首的一群纽约商人合资购买一艘定名为“中国皇后”号(The Emperss of China)的300吨木帆船,于1784年2月22日从纽约启航,8月23日到达澳门,办好人广州港手续,于28日到达广州黄埔港,航程达13000英里。同年12月返航,于次年抵达纽约。从纽约运来的商品是40多吨的花旗参和一批皮货、羽绒、棉花、胡椒等商品,从广州采购运回纽约的是丝绸、茶叶和瓷器等。美国商人从中赚利30721美元。这是中美直接贸易的开始[24]。

6、广州―澳门―俄罗斯航线

嘉庆八年(1803)5月,沙皇组织了一个以克鲁任斯泰伦为指挥官、率领“希望”号和“涅瓦”号两艘舰船从喀琅斯塔港启航,横过大西洋,于1804年7月绕南美洲的合恩角进入太平洋,向西方向航行抵夏威夷,再渡太平洋到马尼拉,于1805年11月到达澳门,因等待清政府的批准渝旨,至1806年1月才得以入广州贸易。俄国商人运来价值19万西班牙银元的毛皮货在广州销售,然后购买价值u万西班牙银元的中国茶叶、生丝等商品,于2月7日离开黄埔港返航。从此,打开了广州到俄罗斯的海上贸易商路[25]。

7、广州―澳门―大洋洲航线

嘉庆二十四年(1819),新到广州贸易的英国商人詹姆士.?地臣,在广州购买大量中国茶叶,装满在一艘名为“哈斯西侯爵号(Marquis0f Hasting)”船,从广州起航经澳门开往新南威尔士的杰克逊港(Port Jackson)。至道光十年(1830),另一商人威廉.查顿,在广州购买了一批生丝和茶叶,用“奥斯丁号(Austin)”三桅船装运驶往大洋洲的贺巴特城(Hobart Town)和悉尼(Sydney)。当时,船从大洋洲返航时,虽然“缺乏适当的回程货”[21](P86―87),但毕竟开通了广州到大洋洲的贸易航线了。

从上述16世纪中叶至19世纪初叶,由广州起航经澳门为中转港的七条国际贸易航线的历史事实看,中国在贸易全球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对推动当时贸易全球化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第一历史阶段贸易全球化中的主导历史地位,是值得肯定的,是值得中国在今后推动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借鉴的。


注释

① 根据《奥海关志》卷2d第34―40页的数字统计。


[参考文献]

[1]世界银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主要报告[M].1981.7.

[2]戴逸.论康雍乾盛世[Z].2003年2月23曰北京图书馆举办的“省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的讲稿.

[3]Angus Maddson,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1ong Run[M].DECD Development centre,Paris,1998.

[4]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M].蒋葆英译.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

[5]考太苏.皮莱期的远东概览, 第1卷[M].31,32;116,序言.

[6]Robert Park,These form the Land of Sinim:EssayS on Chinese Question [M].61.

[7]Geo Philips,Early Spanish with Chang Cheow[J].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57,(4).

[8]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

[9]福建巡抚常赍奏折[J].文献丛辑。第176辑。

[10]庄国土.16―18世纪白银流入中国数量估算[J]. 中国钱币,1995,(3).

[11]R.BoxerC。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Anna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 Trade,1555―1640 [M].Lisboa.1963.47、61、64、128、138、144、147、153、157、164、169.

(12)贡德.弗兰克(Andrew Gunder Frank).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Reorient: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M].刘北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局,2000.

[13]明史,卷75,职官四[M].

[14]清高宗实录,卷550[M]. 、

[15]Chinses Repository,VolⅡ,P289,1833年11月号[A].早期澳门史[M].吴义雄等译.上海:东方出版社,1998.

[16]黄启臣.清代前期海外贸易的发展[J].历史研究,1986,(4).

(17]胡宗宪.筹海图编,卷12[M].

(18]王圻.续文献通考,卷31[M].

[19]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M].康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20]印光任, 张汝霖.澳门记略,上卷,官守篇[M].

[21]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5,货语[M].

[22]黄启臣.澳门通史[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

[23]H.J.de santos,Os Portugueses em solor,de 1555a1720.

[24]袁钟仁.广州和美国的早期贸易[J].岭南文史,1989,(1).

[25]王之春. 国朝柔远记,卷6[M].北京:中华书局,1989.


(责任编辑:林日杖)



收稿日期:2003―10―15

作者简介:黄启臣(1938― ),男,广西灵山人,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曾应邀到美国、加拿大、日本、港、澳、台等国家和地区访问讲学,并被聘为日本大阪大学、关西大学客座教授。已出版《十四――十七世纪中国钢铁生产史》、《澳门通史》、《明清广东商人》、《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梁经国天宝行史迹》等专著18部,在《历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清代前期海外贸易的发展》等论文180多篇,共计500多万字。兼任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中国明史学会理事、中国商业史学会外贸史分会副会长等多项学术职务。



出处:《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4/1,本坛扫校
自古寂寞谁如我
以下是引用禁忌的归途在2004-5-10 14:39:31的发言:

到目前为止,我也没有想出几个古散文写得比苏轼好的,yy兄居然能随便举出几十个,真是令我叹为观止。据我所知,中国古代文学向来是诗为上,并文,散文为次,词曲再次,小说居末流。


首先提一点,我不知道那什么诗为上之类的论断是谁的大手笔,到希望禁忌先生给我上一课。


其次,我要给禁忌先生上一课。我的文章恐怕通篇没有提到什么有几十个人散文写得比苏轼好之类的话,如果禁忌先生的国文功底正常的话,应该可以了解我提到文学问题时是用文学成就而没有提到具体形式。


不知道禁忌先生从哪里看到我说我可以点出几十个散文写得苏轼好之类的话。禁忌先生颇有几分指点江山的气概,而在下向来自觉才疏学浅,很是希望有人指点。不过如果连我在说什么都没搞清楚就对我大加指点,我还是不接受为好得罢。

自古寂寞谁如我

辛苦yy兄了,首先还是说一下人口问题,yy兄举的是南宋末年到明的数据

可是如果你再往上看看就知道,宋朝的人口高峰并不是在南宋末年。因为南宋疆域教小,自然统计数据就少,而是在北宋从太祖到徽宗,人口从457.4257发展到2,088.2258万户。并且从四百多万到一千万只用了三十多年,而且这个难道不是巨大的进步?

而整个明朝,人口似乎是一直都停滞不前啊。yy兄所引文中所说“傅宗文估计11世纪后期(1068―1085年)江南人口最多时,总数约为600万[1]。根据宋代官方统计数字,在1080―1223年间,整个两浙路的产数增加了21%,口数增加了25%” 不知道yy兄认为1068――1085年是属于哪个朝代?

至于资本主义的萌芽,之前我采信的是“宋萌芽论”,而yy兄好象采信的是“明萌芽论”。现在查完资料,提出这个是我们中国人的特色,没有讨论的必要,我当然只有诚惶诚恐的份。

标准的问题,我在文中说的是“我想说的是强弱的确没有绝对标准,但是总该有个相对的标准,比方说军事,政治,经济,文化。这些加起来,也就是综合国力吧。只是大家侧重点不一样,有时候结论也不尽相同而已,但在大体上应该是差不多的。”――我只是怕yy兄连相对的标准都没有,所以提醒一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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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yylions在2004-5-11 16:52:14的发言:


首先提一点,我不知道那什么诗为上之类的论断是谁的大手笔,到希望禁忌先生给我上一课。


其次,我要给禁忌先生上一课。我的文章恐怕通篇没有提到什么有几十个人散文写得比苏轼好之类的话,如果禁忌先生的国文功底正常的话,应该可以了解我提到文学问题时是用文学成就而没有提到具体形式。


不知道禁忌先生从哪里看到我说我可以点出几十个散文写得苏轼好之类的话。禁忌先生颇有几分指点江山的气概,而在下向来自觉才疏学浅,很是希望有人指点。不过如果连我在说什么都没搞清楚就对我大加指点,我还是不接受为好得罢。


那些论断是在很久以前看的,记忆当然有些模糊,比不上yy兄现学现卖来得有根有据。不知道yy兄对我说的小说居末流有何意见?并且这是明文学的最高成就。 另外,就算是文学成就吧,阁下能点出几十个比苏轼好的,也是令我惊讶万分。因为我一直都认为,苏轼是中国文学的顶峰之一,所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不过如yy兄这样总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眼光自然是比我高出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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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禁忌的归途在2004-5-10 14:39:31的发言:

所以我的结论是:在经济和文化方面大宋比大明强,而在军事和政治方面,大明比大宋强。事实上大宋只是一只只的绵羊领着一群狮子而已。而对于百姓来说,更重 要的是自身的安逸呢,还是穷兵黩武的扩张呢?这个答案不言自明。



禁忌先生不再坚持他的大宋最强论,而抛出了一个选择最强论。从他的结论可以发现,他已经同意明在军事和政治上比宋强,只是尚在经济文化领域坚持自己的观点。

如果认真看过我引用的那些文章,不难看出所谓什么宋朝在经济方面比明强恐怕不那么站得住脚吧?

还有禁忌先生为了证明宋的文化优势,不惜用了“曲高和寡”来形容,还请出了诸如卡夫卡同志这样不容置疑的权威。不过“独乐乐”的掌故禁忌先生这样看起来渊博的大家应该不会陌生吧。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有可以借鉴的地方吧。我这个人浅薄得很,卡夫卡同志的变形记是强忍着瞌睡看完的,让我来说那真是什么狗屁。禁忌先生想必是不同意我对卡夫卡的不敬的。不过所谓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文学作品的评价也从来没有绝对标准,如果要在这个问题上给我上课就免了吧。

自古寂寞谁如我

对于军事,好象在第一贴就说大宋是一只绵羊领着一群狮子吗?

至于政治制度,我说过明朝的完善,但是你有空可以看看明史,网上下载得到的,各个皇帝的作为,以yy兄的古文底子(绝对不是讽刺),应该可以看懂。

还有你可以看看我们开始争论的地方,我的发言是“顺便说一句,大宋的经济文化在我国历史上是除唐以外最为发达的”

而yy兄的回答是“

[外部图片:查看原链接]
以下是引用禁忌的归途在2004-4-27 11:26:24的发言:

顺便说一句,大宋的经济文化在我国历史上是除唐以外最为发达的

呵呵,这个问题恐怕值得探讨。横向比的话,应该是明是除唐以外最发达。呵呵

大家是不是都冷静一点?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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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人口略表

在公元六世纪末,隋朝建立以后,全国重归统一,炀帝大业5年(公元609年)全国在籍人口恢复到46,019,956人(《隋书》卷29,《通考》户口1)。唐代统治达250年,政局安定。玄宗天宝14年(公元755年)人口数字最高达52,919,309人(《通典》食货7),同西汉最高数字相比。仅少600多万。

  九世纪中期以后,进入五代十国时期,战乱将引近百年。人口又一度减少。公元976年宋朝统一全国。真宗景德3年(公元1006年)全国在籍人口恢复到16,280,254人(《宋会要辑稿》食货12)。徽宗大观4年(公元111O年)达到46,734,784人(《宋史》地理志)。北宋全期,人口没有超过唐代最高数字。十一世纪初期,金人入侵统治黄河流域,南宋迁都临安(今杭州),全国政局又陷于南北对峙。在公元1193―1195年之间,宋金两朝在籍人口合计曾达76,335,486人(《据《通考》户口2所载南宋口数,《金史》食贷志所载金口数合计)。

  元代统治中国近90年(公元1279―1368年),世祖至元28年(公元1291年)全国在籍人口为59,848,964人(《元史》卷16世祖本纪13)。

  明朝统治全国近三百年,留有详细的人口记录。太祖洪武14年(公元1381年)全国户数为10,654,362户,口数为59,873,305人,每户平均口数5.62人(《明太祖实录》卷140)。成祖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全国户数为11,415,829户,口数为66,598,337人(《明成祖实录》卷26)。整个明代历年在籍人口数字介于5,000―6,700万之间。

  清朝时期人口增殖最快。顺治、康熙、雍正三代只有人丁数,没有人口数。一般所称口数包括男女老小在内,指的是全部人口总数。丁数是把每户所出壮丁人数,只指成年男子可任军役和劳役的数字;每户丁数平均只有一至二人,而人口总数每户平均都在5人左右。顺治、康熙、雍正三代,人丁数历年都在两千万左右,估计人口总数均在六千万至一亿人左右。到乾隆年间,丁赋(人头税)并入地税,以后滋生人丁不再课税,人口隐瞒少了,人口增加甚快。乾隆6年(公元1741年)在籍人口总数为143,411,559人(《清实录•高宗实录》卷157),这在中国历史上全国总人口数第一次达到一亿以上。到乾隆28年(公元1763年),人口总数为204,209,828人(《清实录•高家实录》卷701)。乾隆59年(公元1794年)人口总数为313,281,795人(《清实录•高宗实录》卷1467)。从乾隆6年到乾隆59年,经历53年,人口由1.43亿增加到3.13亿。乾隆是清朝极盛时期,五十年内人口翻一番是完全可能的。道光14年(公元1834年)人口总数为401,008,574人(《清实录•宣宗实录》卷261),全国人口第一次增加到4亿以上。清朝处于封建社会末期,资本主义开始萌芽,生产力在增长中,全国人口从1亿迅速增长到4亿。

YYLINS:要说一下,这张表只有参考价值,因为中国古代人口资料的不完整和统计口径的误差,不一定很准确。不过供感兴趣的朋友看看。

自古寂寞谁如我

在经济方面,我也不想和yy兄吵了,我也可以举出一大堆的例子证明宋朝远比明朝好。但是归根结底,北宋在位一百多年,人口却从四百多万发展到最高峰的两千多万,增幅达5倍,并且长期保持在一千五百万左右,如果不是经济上真正的富足,这是如何做到的呢?况且在中国古代,生产力从宋到明并没有什么飞跃性发展,以现在的gdp概念来计算,人均量应该差不多,而明朝人口几乎没有什么进展,都在一千万多点,如果算总量,谁高谁低,不就不言自明了吗?不过这样下去就很无聊了。我只是希望yy兄除了会使用google之外,还应该有一点自己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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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方面,我虽然不敢自认高手,但是卡夫卡的变形记和城堡总是看得懂的,并且毛太祖当初所做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政治成分居多,我并不苟同。所以这个应该说我们的标准是不一样的,至少我从来就不会以为金庸的大作可以传世,比之yy兄对金庸的爱戴,(如有疑问,可看看自己以前发言,是不是顺口就可以引用金大侠的言论)我是有所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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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我用的单位是户。并且人口问题,我说过宋向来有瞒报人口的传统,这个yy兄查查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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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再说说我对诗歌的看法。在人类从森林走出来以后,进入农耕时代。此时,人力与天力相比,实在是有限的,种了整整一年的庄稼说不定被一场大雨给毁了,也说不定被一场大火给毁了。而自庄稼种下以后,人类便只能依靠上天的恩赐来获得丰收――该下雨时就下,不该下时就不能下。此时,天在人心里的地位是无与伦比的,每次种下庄稼,总要进行一场活动,来表达对老天的崇敬,然后人类就发现天气是有一定规律可寻的,为了寻找这个规律,就产生了巫术。而这个就是整个中国文学诞生的基础。(这个结论是郭沫若在他的一篇文章里得到,具体是那一篇我忘了,也懒得去找。)而当时进行的各种祭奠,求雨,等活动,口中所念的,便是诗歌雏形。后来这种行为在国家产生后变成了国家的整体行为,并且是以君王为代表的。渐渐的,人们发现也可以用这种形式来表达自己的看法(对于政府,爱情)或者描述某一事情,这种形式就扩散开来。后来就发展到每有什么重大活动就必须有诗歌,在阶级产生之后,诗歌也被阶级化,比方说什么样的诗歌配什么样的舞蹈以及几个人来舞等等。春秋时,楚庄王,吟帝王之歌,庭舞八佣(月字旁),并问天子几鼎。被王孙满斥为无君无父。可以证明诗歌在当时是处于极尊贵的地位。后孔子采风,编成诗三百,后有毛批诗三百,金批诗三百等。至今是文学上的典范,在诗的基础上,发展出赋,并(马旁)文等。可见,诗歌在我国古代文学里,是处于最上等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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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禁忌的归途在2004-5-11 17:08:50的发言:

至于资本主义的萌芽,之前我采信的是“宋萌芽论”,而yy兄好象采信的是“明萌芽论”。现在查完资料,提出这个是我们中国人的特色,没有讨论的必要,我当然只有诚惶诚恐的份。


以下是引用禁忌的归途在2004-5-10 14:39:31的发言:

而不是yy兄所自以为是的明朝。希望yy在反驳别人之前,能抽点时间研究一下历史。


特意引用两个帖子。


现在禁忌先生也不得不承认,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是一个正在讨论中的问题,起码现在没有一个大家都认可的权威结论。所以不是没有必要讨论而是正在讨论。在下不学无术不敢自比大师,讨论这样的问题是有心无力。而以禁忌先生这几天的表现来看,似乎也没有可以自主地讨论这问题的水平,与其都引用还不如不用讨论呀。


再有,不知道禁忌先生是没看完还是看不懂我引用的文章。其中关于资本主义萌芽情结的论述已经很清楚地表明了我的观点。你的诚惶诚恐恐怕要留着以后用了。


于是,我们不能不发现一个问题。禁忌先生前天叫我先看看几本历史书再开口,最后忽然发现原来是他自己没有多看几本历史书。而我,毕竟不是他说得那样,是个自以为是之徒呀!

自古寂寞谁如我
以下是引用禁忌的归途在2004-5-11 18:09:19的发言:
哦,我用的单位是户。并且人口问题,我说过宋向来有瞒报人口的传统,这个yy兄查查就知道了。

这个问题虽然我的GOOGLE用得还行确怎么也找不到。不如禁忌先生找找宋朝确切的人口数字来给大家开开眼。

不由想起了 鹿鼎记 里的有关养马的笑话。哈哈,哈哈!

自古寂寞谁如我
以下是引用禁忌的归途在2004-5-11 17:08:50的发言:

辛苦yy兄了,首先还是说一下人口问题,yy兄举的是南宋末年到明的数据


可是如果你再往上看看就知道,宋朝的人口高峰并不是在南宋末年。因为南宋疆域教小,自然统计数据就少,而是在北宋从太祖到徽宗,人口从457.4257发展到2,088.2258万户。并且从四百多万到一千万只用了三十多年,而且这个难道不是巨大的进步?


而整个明朝,人口似乎是一直都停滞不前啊。yy兄所引文中所说“傅宗文估计11世纪后期(1068―1085年)江南人口最多时,总数约为600万[1]。根据宋代官方统计数字,在1080―1223年间,整个两浙路的产数增加了21%,口数增加了25%” 不知道yy兄认为1068――1085年是属于哪个朝代?




很是奇怪呀,禁忌先生突然从重视人口的绝对数量改到重视人口的增长速度了。忽然觉得有些好笑,禁忌先生居然是读理科的吗?

增长速度的比率是怎么出来的呢?他的分母是人口的总量吧。假使人口的出生率不变,当然是总量越小增长率越快吧。从我引用的中国历代人口表上已经很明白地给出了宋和明的参考数。

在禁忌先生不断强调人口的绝对数对古代经济的决定性影响的前提下。我不得不去找找到底宋和明各有多少人口,看看是不是自己无知到了极点。还好,历史没和我开太大的玩笑,原来我毕竟不是个无知的人呀。

自古寂寞谁如我
以下是引用禁忌的归途在2004-5-11 17:08:50的发言:


标准的问题,我在文中说的是“我想说的是强弱的确没有绝对标准,但是总该有个相对的标准,比方说军事,政治,经济,文化。这些加起来,也就是综合国力吧。只是大家侧重点不一样,有时候结论也不尽相同而已,但在大体上应该是差不多的。”――我只是怕yy兄连相对的标准都没有,所以提醒一下而已。


这又是一段很是有趣的论断。我的文章相信看过的同志都知道,我自知愚蠢,只提了三个方面的标准。大概也只有几百字的东西。不料到了禁忌先生那里居然成了没有标准了。真是惭愧呀,其实我原来就该知道以禁忌先生这样知识渊博令人高山仰止的大师,对这区区几百字是大可以视而不见的呀。

而禁忌先生自己倒是给了我们许多标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不过他自己已经承认军事和政治上明比宋强。可在经济问题上就一口咬定了宋要强。其根据不外人口和资本主义萌芽。资本主义萌芽呢,经过我昨天的发帖,相信禁忌先生已经不会再和我讨论了。而人口问题在禁忌先生没有找到宋更有力的数据的时候,恐怕那张人口表已经能够说明问题了。

大家应该已经发现,即便我们认同禁忌先生的观点,把我几百字的论述忽略不计。我们就用禁忌先生的标准来衡量又从哪里看出宋朝比明朝强呢?

自古寂寞谁如我
以下是引用禁忌的归途在2004-5-11 17:50:54的发言:

在经济方面,我也不想和yy兄吵了,我也可以举出一大堆的例子证明宋朝远比明朝好。但是归根结底,北宋在位一百多年,人口却从四百多万发展到最高峰的两千多万,增幅达5倍,并且长期保持在一千五百万左右,如果不是经济上真正的富足,这是如何做到的呢?况且在中国古代,生产力从宋到明并没有什么飞跃性发展,以现在的gdp概念来计算,人均量应该差不多,而明朝人口几乎没有什么进展,都在一千万多点,如果算总量,谁高谁低,不就不言自明了吗?不过这样下去就很无聊了。我只是希望yy兄除了会使用google之外,还应该有一点自己的想法。


在我发布了历代人口表之后,禁忌先生仍然在说什么明朝人口一千万,当然现在他学乖了不提这是人还是户。不过不要紧,让我们采信他的理论,什么GDP概念之类的。可根据我的表上计算,明一定是超过了宋。再禁忌先生没有提出更可以让人信服的证据之前,大家恐怕只好相信已经有的东西了吧。当然想来我的话是不值一驳的,禁忌先生说他可以随便找出一大堆例子来证明宋比明强。

不知道禁忌先生怎么找那些东西。承他好意,不想继续和我吵了。只是不知道这是不是害怕找出巨量的例子把我批得一无是处只好跳河而给我留的后路呀。他可真是好人呀。不过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我还是希望他能找出无数的例子,好让大家都丰富丰富知识。

说到我长篇大论的引用别人的著述来说明自己的观点,禁忌先生表现了相当程度的不屑。似乎我们今天好歹受过教育的同志们可以信口开河,胡说八道。请问如果不能举出例子来证明你的观点,那你的观点有意义吗?一个不能通过其他佐证来证明的观点有说服力吗?

再有承他好意提醒,告诉我要有自己的想法。不过奇怪的是我首先是提出自己的观点和想法然后在找例子证明其真实可信。似乎符合胡适先生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要求呀。禁忌对此不以为然当然可以,可能在你的概念里,讲什么只要你说说就好了,不用找找例证。可我不行呀,我虽然不学无术,但颇有自知之明,没有根据信口开河的事,我是不做的。

顺便说下,当代最勇于提出自己观点表明自己想法的首推台湾的李傲。不过他的文章之所以犀利,到不是因为他的文笔好,而是象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他的文章讲得都是有根据的东西。他曾戏谈说近代中国考据功夫最好的文人是他自己。他在台湾搞了不少节目骂人,不过被他骂的人都拿他没什么办法,原因就是他上节目时总是捧着厚厚的资料来骂的。

其实,所谓事实胜于雄辩,这个道理其实是很浅很浅得呀。

自古寂寞谁如我

对于人口,我所采用的似乎一直是户吧?而且我曾经引用了yy兄引用的数据――“傅宗文估计11世纪后期(1068―1085年)江南人口最多时,总数约为600万[1]。根据宋代官方统计数字,在1080―1223年间,整个两浙路的产数增加了21%,口数增加了25%” ――不知道yy兄认为1068――1085年是属于哪个朝代?

我虽然不是学文的,可是我知道,作文科的研究,几乎没有如此整篇整篇引用别人论文的。一般而言,为了增强自己文章的说服性,一般是引用一些论断或数据。(当然在后面会有注明)最后自己的出结论或总结表格。如果是做论文,如yy兄这样,说:你看我引用了那么多数据,你算一下就知道如何如何了。你以为如此态度是科学态度吗?你以为别人有耐心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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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宋代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看制度对经济的影响

秦 蕾

(南开大学经济学系 300071)

内容提要: 中国在宋代就曾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却未能进一步发展成为资本主义。本文以史实为依据,首先论证了宋代资本主义萌芽的存在;此后又以制度经济学为理论依据,通过对宋代某些制度的分析,得出无效性制度是阻碍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重要因素的结论。并进一步推出: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在国际利益分配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在于一系列有效制度的实施。

关键词: 资本主义萌芽、制度、无效性[1]、财政市场、生活市场

一、宋代的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萌芽发展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的。后者的解体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2]资本主义萌芽,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开始,这种生产方式,简单说,就是占有生产和生活资料的有产者剥削不出卖自身劳动力就不能生存的无产者。而它的萌芽期一般表现为小商品生产者的分化,从而产生了资本主义企业主与雇佣工人;或出现以商人为代表的商业资本直接控制了生产,从而使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因此商品经济(包括商品生产和流通)的高度发展,乃是资本主义因素产生的历史前提。那么,宋代商品经济及资本主义萌芽究竟发展到何种程度呢?

(一)农业的商品化程度

农业[3],是古代中国的支柱性产业,它的发展程度代表着整个朝代的生产力发展程度。其中,粮食生产是农业,尤其是种植业的基础。在最发达的东南路,每亩产量常为2~3石,其它普通地区为1.5石左右。[4]方回在《续古今考》[5]中记秀州五口之家的佃户,耕田30亩,以一半交租,自得30石,人日食1升,1年18石,则有剩余米12石,全部投入市场。商品粮数量增长之大,体现在宋代商品粮市场的较大发展变化之中。具有一定规模的商品粮远距离贸易,突破了地区丰歉调剂的格局,而在一些商品粮供给地和消费市场之间持续展开,冲破了战国、秦汉以来“千里不贩籴”的古谚。基本生活资料的商品化程度是商品经济发达的最好佐证。因为当基本生活资料的获得都要依赖于市场时,其他生活资料的商品化程度自然更高。

经济作物的种植在这一时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仅以福建荔枝为例,经过培植,荔枝的品种到北宋末年已有32个,仅福州一地就有25种,不但在国内享有盛名,而且是驰名海外的产品。每年荔枝成熟后,除“水浮陆转以入京师”外,北运至辽、夏,“东南舟行新罗、日本、大食之属,莫不爱好,重利以酬之。”由于是远销国内外的名牌货,福建路所产荔枝,几乎全都被商人包买。商人同果园主、果农之间结合而成包买关系,而这种包买关系显然是建立在商品货币关系之上的。由于商人的“断林”式收购,当地对荔枝的消费少了,但极大地推动了荔枝生产的发展:“故商人贩益广,而乡人种益多,一岁之出,不知几千万亿”。[6]商业资本在福建路与荔枝生产的结合对生产起到了推动作用。而茶、糖等业更发展形成“生产――加工――销售”的专业化一条龙经营,脱离了农村副业的地位。

花圃,原来是贵族、官僚、封建主庄园的附庸,到宋代也成为了独立的商业性农业。宋代,我国传统的著名花卉牡丹、芍药和菊花等的品种之多是非常惊人的。欧阳修在《洛阳风土记》中称:“牡丹名九十余种。”;据孔武仲的记载,芍药单是在扬州培育的“御衣黄”以下名色好的就有33种;范成大在《菊谱》中称:“东阳人家菊图多至七十余种”。在花卉的培育中,自然条件固然重要,但人工嫁接培育则起着更为关键的作用。这样,自然就产生了专以花卉培育为业的所谓“园户”或“花户”。他们有专门养花的技术,善于嫁接,“接花工尤著者一人谓之门园子,豪家无不邀之”,“姚黄一接头直钱五千,秋时立券买之,至春见花乃归其直”。洛阳牡丹盛开之日,天王园花园子成为花市,园户们“毕家于此”,进行买卖,“姚黄、魏紫一枝千钱”。南宋彭州“花户则植花以侔利,双头红初出时一本花取直至三十千,祥云初出亦直七八千,今尚两千”。植花侔利,充分说明了养花业的商业性质。从需求决定论的角度看,花卉业的兴起至少说明市场有对花卉的需求,而且从花卉业的发达程度看,需求量还不在少数。花卉,作为一种满足人们精神需要的商品,其需求量直接反映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因为,一般来说,一个为衣食而忧的人,是不会产生这种需求的。因而,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宋代的社会经济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

而更值得注意的是江州鱼苗专门化生产与长途贩运。周密《癸辛杂识》[7]说:“江州等处水滨产鱼苗,地主至于夏取之出售,以此为利。”由于它是作为生产资料的形式出现于市场的,因而具有更为特殊的意义。

综上,我们可以看到,农业尤其是粮食种植业生产力的提高成为商品粮市场不断扩大的基础,并为一部分人脱离粮食生产转而从事经济作物种植和林、渔等业的经营提供了条件。而从事这些经营的专业、半专业户在生产、生活资料方面需求于市场更多,其口粮的满足就离不开商品粮市场的发展。由此进一步推进了农业商品粮市场的发展,形成了农业中各分支间分工与协作的良性循环。

(二)手工业的发展

宋代的手工业都实行一定程度的雇佣劳动和分工。普通饼店的经营已经具有了资本主义性质,“凡饼店有油饼店、有胡饼店。若油饼店,即卖蒸饼、糖饼、装合、…….胡饼店即卖门油、菊花、宽焦……。每案用三五人捍剂、卓花、入炉,……每家有五十余炉”[8]可见已有一定数量的雇工,生产过程中亦产生了分工。盐业,特别是井盐,都是由有钱人投资、使用雇佣劳动的大型企业,这由文同所述:“访闻毫者一家至有一二十井,其次亦不减七八。…每一家须役工匠四五十至三二十者,此人皆是他州别县浮浪无根著之徒,…已复又投一处,习以为业。”[9]可知盐井主的雇佣量是很大的,工人都是除了劳动力之外便一无所有的无产者。在丝织业中,曾作台州知州的唐仲友,在家乡开设彩帛铺,既贩卖,又加工,是一个大型的作坊店铺:“仲友私家所开彩帛铺,高价买…罗三四百匹,及红花数百斤,本州收买紫草千百斤…并发归本家彩帛铺货卖。…动至数千匹”。[10]朱熹之言如不虚,则这个彩帛铺实是一个大规模的手工工场,这是商人兼营作坊或工场,亦即商业资本控制生产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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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商业的发展以及市镇的兴起繁盛

宋代商业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市场不再是官设,政府不再干预和管制商人的正当营业活动。这是商业和城市由古代型向近代型的转化。商业信用关系的兴盛始于宋代,各种有价证券的大批涌现和广泛流通是前所未见的。在此基础上,以经营交引[11]买卖为主要特征的交引铺应运而生。宋代是我国货币经济比较发达的时期,实物货币基本退出了流通领域,代之以铜铁钱、贵金属金、银及世界上最早出现的纸币[12]。但,终两宋数百年,“钱荒”始终是困扰政府的难题,这恰恰反映了当时市场上的货币需求量是相当大的,货币需求量大又是商品经济发达的佐证。

此外,市镇的发展也是商品经济发达的一种表现,是市场发展的产物。仅从数量上看,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时代的英国[13],在英格兰地区有市场760个,威尔士地区50个。而中国宋代仅蜀川四路就有市场722个,经济最发达的东南四路和华北四路还不在考虑范围内。可见10到13世纪中国的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发达的程度丝毫不逊于15、16世纪的英国。《江阳谱》所载南宋中期泸州[14]各县草市镇分布如下(表1)。从税收看,草市镇的税额已经超过县、州城所在地,其发达程度就更显而易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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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泸州草市镇分布(南宋中期)

县份


户数

村庄

草市

市均聚落数

市均户数

泸州

22480

71

37

2.9

607

合江

12370

48

18

3.7

687

江安

11986

186

12

16.5

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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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别

草市镇

税额

州城税额

被超过%

县城税额

被超过%

淄州

赵岩口镇

284

67

324.0

邹平

33

760.6

潍州

围底

140

139

0.72

莱州

海仓镇

129

62

108.0

单州

黄队镇

48

鱼台

26

84.6

沧州

无棣镇

173

保顺军

143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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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手工业以及商业的发展状况都证明了,宋代农业商品化程度较高、手工工场式作坊和雇佣劳动已相当普遍,并出现了由经济活动而产生的市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渗入了社会生产的各个部门。应该说这一时期我国的资本主义萌芽的茁壮程度绝不逊于14、15世纪的西欧,但它并未抽枝长叶,原因何在呢?

二、制度因素在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所发挥的作用

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与资本主义的形成虽无必然联系,但致使产生与欧洲14、15世纪同样水平资本主义萌芽的宋代中国不能走向资本主义的罪魁应为无效性制度。

(一)关于制度问题的简述

诺思认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ql1] [15]其核心是:用以限制人类行为的规则。他指出:“制度提供的规则通常是由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和实施机制构成的。”[16]

所谓正式规则是指:人们自觉发现并加以规范化的一系列规则,包括:政治、经济和契约。其主要特征在于具有强制性。而本文所讲的制约因素中的制度即特指正式规则。在本文中对狭义的制度(正式规则)概念将限定为:一种具有强制力的约束人们行为和协调不同集团间利益分配的机制。

b

O

a

d

产出最大化

图1

[外部图片:查看原链接]对于阶级社会来说,不论是国家之间还是一国之内一切冲突和矛盾的产生都源自不同利益集团间的利益冲突,而制度正是利益分配中的协调机制,因而一套相对稳定、公正的制度体系是保证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关键。本身就属制度的“国家”是以维护统治集团及与其关系最为密切的集团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兼具协调各利益集团间关系功能的强制性统治工具。诺思提出了国家的两个目标[17]:“一个目标是规定竞争和合作的基本规则,以便为统治者的所得租金最大化提供一个所有权结构(即规定要素和产品市场的所有制结构);另一个目标是,在第一个目标的框架内,减少交易费用,以便促进社会产出的最大化,从而增加国家税收。”[18]

(二)宋代某些制度对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阻碍

1、宋代的土地制度。

宋政府在土地制度上采取“不抑兼并”的政策。应该说大土地所有者兼并土地是一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运动。西欧在资本主义萌芽之初的“圈地运动”也是一种大规模的土地兼并。同是土地兼并,二者的实质相去甚远:西欧兼并是为了进行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而中国特权地主阶级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货币财富。宋代开皇室直接占有土地先河;皇帝以下是由官户、形势户等组成的官僚、豪强地主阶层,特权地主大量占地造成了国家土地税的流失,与此同时,政府的支出却与日俱增。其中占分额最大的就是官费、军饷和赔款。政府要达到收支平衡只能增加赋税。除增加各种名目杂税外,还实行“和籴”[19]、“折变”[20]等制度加重剥削。由于特权阶层从地租或俸禄中获得的财富不是进入流通领域就是行使贮藏职能,而不是进入生产领域,使商品经济循环不能正常进行。属于他们的一元性[21]国家财政市场[22]上的商品经济愈发达,属于农民[23]的二元性[24]生活市场[25]就愈萎缩,自然经济也愈顽固。

2、宋代的货币制度。

P

P

图2

Q

D1

C

D2

S1

S2

Q

Q3 Q2 Q1

B

A

D2

S

D1

Q2 Q1

B

A

宋代商业的发达使得货币的需求量激增,政府发行多种纸币弥补流通中硬通货的不足并采取“钱会中半”的货币制度[26]。但统治集团为满足自身对硬通货的追求,在实际中限制会子的法偿地位,会子不可兑换,且在赋入中限制会子的比例而在支出中尽量减少硬通货的使用,政府还利用特权经常以交引支付民间购货款,使大量硬通货退出流通领域进入贮藏领域引起硬通货更加紧张,即贯穿两宋的“钱荒”。钱荒使人民的货币收入减少,由于人们手中的货币量减少,需求曲线必然左移,而短期内供给不会发生变化,于是平衡点由A移至B,均衡价格和产量都降低。在物价降低的同时,税收量保持不变,就意味着相对税收提高,供给曲线左移,均衡点由B移至C,物价提高,产量进一步下降。社会总产量的两次下降必然导致经济的衰退和社会生产力的停滞(甚或倒退)(见图1)。这些制度的实行加剧了小农经济的主体―“农民”的贫困。但从终宋一代始终存在的30%~40%的自耕农数量看来,还远未达到摧毁小农经济的程度,却最大限度地抑制了农民的消费,使传统手工业与农业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自然经济的难以击破性。而重农抑商政策又导致商人“以末致富,以本守之”。商人资本不是与生产结合,而是一旦积累到一定程度就马上转为土地;商人很难演进为资本家,而是一旦由商业致富就马上摇身一变为大地主,继而与官僚相勾结成为特权地主。因而,当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却不能产生一个与之相适应的资产阶级阶层,不能形成独立的利益集团,就不能影响国家制度的制定,而缺少有效性制度的辅助,资本主义萌芽自然也就谈不上继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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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

S

D1

Q2 Q1

B

A

宋代商业的发达使得货币的需求量激增,政府发行多种纸币弥补流通中硬通货的不足并采取“钱会中半”的货币制度[26]。但统治集团为满足自身对硬通货的追求,在实际中限制会子的法偿地位,会子不可兑换,且在赋入中限制会子的比例而在支出中尽量减少硬通货的使用,政府还利用特权经常以交引支付民间购货款,使大量硬通货退出流通领域进入贮藏领域引起硬通货更加紧张,即贯穿两宋的“钱荒”。钱荒使人民的货币收入减少,由于人们手中的货币量减少,需求曲线必然左移,而短期内供给不会发生变化,于是平衡点由A移至B,均衡价格和产量都降低。在物价降低的同时,税收量保持不变,就意味着相对税收提高,供给曲线左移,均衡点由B移至C,物价提高,产量进一步下降。社会总产量的两次下降必然导致经济的衰退和社会生产力的停滞(甚或倒退)(见图1)。这些制度的实行加剧了小农经济的主体―“农民”的贫困。但从终宋一代始终存在的30%~40%的自耕农数量看来,还远未达到摧毁小农经济的程度,却最大限度地抑制了农民的消费,使传统手工业与农业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自然经济的难以击破性。而重农抑商政策又导致商人“以末致富,以本守之”。商人资本不是与生产结合,而是一旦积累到一定程度就马上转为土地;商人很难演进为资本家,而是一旦由商业致富就马上摇身一变为大地主,继而与官僚相勾结成为特权地主。因而,当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却不能产生一个与之相适应的资产阶级阶层,不能形成独立的利益集团,就不能影响国家制度的制定,而缺少有效性制度的辅助,资本主义萌芽自然也就谈不上继续发展。

3、宋代的科举制度。

宋代官员待遇十分优厚,宰相和参知政事的月俸都可达三百千(铜钱)之多,逢年、节、庆典皇帝还另有赏赐,官俸之外还有职田[27]的收入以及居官位可以获得的贿赂,由于“取士不问家世”,科举制成为了寒门子弟改变命运的出路。这些制度使潜在企业家资源最大限度地流向了政治方向,造成宋的“冗官”。宋初官员不过3、5千,到景德年间就增到1万多;而在景德以后的30多年,即皇佑年间激增为2万多员;几乎每隔30年,官僚群即翻上一番。

潜在企业家资源是转变为经济企业家,还是政治企业家取决于他们在各自领域预期的收益率,每个社会的精英都是有限的,科举制度把这些稀缺人才引离生产性领域。鲍莫尔假说已经用统计数字告诉我们:经济增长速度与一个社会的经济企业家人数比例有正相关的关系而与政治企业家的人数比例有反相关的关系。图2使我们看到了宋代科举制度对经济的影响。

A

T T1

B

G2

G1

G3

图3

Y

t

假如横坐标为时间t,纵坐标Y为国家总产出,原来经济发展轨迹为G1,在时点T国家投入,进行科学教育,使产出由A降为B。经过一段时间,在时点T1处,培养出一批科研和企业管理人才,他们的科技创新和科学管理使经济高速发展,推动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国家经济发展轨迹将呈G2发展。反之,如在时点T投入,进行科举教育,到时点T1时,虽然开始时产出的下降是一样的,但由于科举制度所培养出来的政治企业家所学习的知识结构简单,不能为社会带来生产性收益,浪费社会资源的同时造成了资源配置的扭曲而降低了社会生产率所以产出增长的速度变慢,形成G3曲线。对生产力发展造成了严重阻碍。

由上几方面分析可见,封建专制国家制度的无效性是宋代中国走向资本主义道路上最大的障碍,亦即资本主义萌芽无法发展为资本主义的症结所在。

三、结论

宋代统治阶级正是由于在利益协调过程中过度重视自身利益,才会使其国家制度由于挫伤其他利益集团积极性而趋于无效,最终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在由资本主义萌芽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过程中,我们已经因无效性制度的影响而落后于世界的发展,难道今天我们还能因为同样的失误而与发展的机会失之交臂吗?唐太宗尝云:“以史为鉴,可以知兴亡”。对宋代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认识使我们看到了:制度是否有效,是能否最大限度调动社会各利益集团的积极性,从而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制度的有效性对于社会结构变迁具有重大意义。今天,当中国站在全面与国际接轨的端口时,我们看到了李斯特在他的《政治经济学的自然体系》中所强调指出的那种“只要有国界就有不同的利益主体,各国必然首先从自身利益出发”的事实。因而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如何建立一套公正合理的制度就成为重中之重。虽然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还没有能力左右国际制度的制定,但我们起码应该有能力对我们的现行制度进行调整和完善,使之在协调国内各利益集团利益分配中趋向公正,最大限度调动各利益集团的积极性,提高国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增强经济实力。这样,我们的国家才能适应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并依靠自身经济实力的强大,在国际利益分配中争取到有利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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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1、(美).道格拉斯?C?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三联书店 ,1994版

2、(美).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80版

3、(美).J?布坎南.自由、市场与国家.上海三联书店,1989版

4、(美).Y?巴泽尔.产权的经济分析.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版

5、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三联书店

6、(德).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自然体系,商务印书馆

7、(美).埃瑞克?G?菲吕博顿.鲁道夫?瑞切特.新制度经济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8、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9、马克思 .资本论.第一卷

10、傅筑夫.中国经济史论丛(上、下).上海三联书店,1980版

11、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89版

12、漆侠.宋代经济史(上、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版

13、龙登高.宋代东南市场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版

14、龙登高.中国传统市场发展史.人民出版社,1997版

15、李埏. 武建国.中国古代土地国有制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版

16、傅宗义.宋代草市镇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版

17、吕思勉.中国制度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版

18、司马迁.史记?食货志.甘肃民族出版社,1997版

19、刘永佶.经济文化论.中国经济出版社,1996版

20、(美)马库斯?拉斯金.民主与文化的反思.新华出版社,1993版

21、周蔚.徐克谦.人类文化启示录.学林出版社,1994版

22、易宪容.科斯评传.山西经济出版社,1997版

23、卢现祥.寻租经济学导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版

论文:1、乔幼梅.宋元时期高利贷资本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1988.3

2、姜锡东.宋代新兴商人资本交引铺的经营活动及其对经济生活的影响.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2

3、汪圣铎.从钱会中半看会子的法偿地位及其影响.中国钱币.1987.2

4、经君健.“试论地主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本质联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2

5、李文治.再论地主制经济与封建社会长期延续.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2

6、李华瑞.试论宋代酒价与酒的利润.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3

7、杨希珍.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与工商经济.中国史研究.1987.3

8、李民立.中国封建社会自耕农的土地所有权问题.史学月刊.1987.5

9、秦晖.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文引自网上)

10、程念祺.论中国古代经济史中的市场问题.史林.1999.4

11、何清涟.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书屋.2000.3

12、刘森.论北宋的钱荒.中州学刊.1987.3.

13、潘德深.宋律内容特点及其维护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中州学刊.1987.1

14、罗雅萍.南宋钱荒成因探讨.杭州大学学报.1992.3

15、成岳冲.论宋代政府对盐业经济的专制控制.宁波师院学报.1987.1

16、张文芳.试论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自我障碍.安徽史学.1987.2

17、高树林.宋元赋税制度之比较.河北学刊.19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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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原始工业化进程看宋代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一):序言、上篇
作者:葛金芳、顾蓉 (中国经济史论坛于2003-6-7 10:23:58发布)  阅读535次

我国资本主义萌芽究竟产生于何时?作者有两条思路:一条思路是从定义入手,搞清楚究竟什么是资本主义萌芽。另一条思路是从资本主义萌芽赖以生成的历史条件入手,看哪个时段正在出现这样一些条件。

这样就从两个方面论证了我国资本主义萌芽出现于宋代的结论。


序言:讨论历程的简略回顾

半个多世纪以来,学术界关于我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先后有过三次热潮。如果说本世纪30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论战激起人们对于这个问题的首次关注,[(1)a]那么50年代中叶因《红楼梦》论争而引发的明清社会性质的大讨论则是第二次热潮。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探究我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之原因的过程中,资本主义萌芽再次成为热门话题。[(2)a]海外有人对此问题不以为然,认为这是大陆学者套用马克思主义附会中国历史的“假问题”,其实问题并非如此简单。我国封建社会究竟有无资本主义萌芽,如有,又产生于何时、有何表现,其后有无曲折、命运如何等等,关涉到我国现代化演进历程的历史考察,这是一个真问题,而且关系重大。

数十年来,经过众多学者的不懈努力,我们今天对于资本主义萌芽在农业、手工业各部门中逐步生长的途径、方式、程度、地域及其曲折的历程有了清晰得多的了解,但在资本主义萌芽究竟产生于何时的问题上,诸家说法之间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多数同志力主明清说,邓拓、吕振羽、尚钺侯外庐、傅衣凌等史界前辈倡言在先,[(3)a]黎澍、李之勤、许大龄、洪焕春等先生证明在后。[(4)a]1985年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一书,[(1)b]可以视为明清资本主义萌芽说的集大成之作。但是也有不少同志持有不同意见。主张元代出现说者有刘文娟女士,[(2)b]唐中叶出现说者有孔经纬先生,[(3)b]胡寄窗、傅衣凌甚至上溯至战国秦汉时期。[(4)b]还有一些同志力主宋代出现说,除上述孔先生外,50年代首倡宋代说者有束世?、柯昌基、华山等先生。[(5)b]柯先生则因发表了异于正统观点的文章而屡经磨难,英年早逝,诚为学界的一大损失。与此同时,范文澜先生也说过“宋朝生产力的顺利进展,很可能产生资本主义的萌芽。”[(6)b]傅筑夫甚至认为,宋代的商品生产远较14、15世纪地中海沿岸城市发达,因而“宋代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主要产生时期。”[(7)b]。

笔者亦持宋代出现说,但论证方法与以往不同,全文以美、德新马克思主义者于本世纪70年代创立的原始工业化理论为切入视角,上篇胪列原始工业化进程在宋代启动的种种表现,下篇分析原始工业化进程赖以启动的历史条件,试图由此达致我国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于宋代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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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原始工业化进程在宋代的启动

顾名思义,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当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其产生初期的原生形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个概念可以从两个维度加以把握:从形态特征上看,它是以市场为导向的社会化机器大生产;从内部结构上看,它又是资本与雇佣劳动的有机结合。资本对于劳动的剥削关系当然集中体现在机器大生产中,但在初始阶段,则是萌发于作坊、手工工场、乃至商品性农业的某些分支之中。经济史家们发现,早在18世纪欧洲工业革命之前的几个世纪中,分布在城市、乡村地区小型、分散的工业发展,对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起过巨大的推动作用,这种作用集中表现为从资金、企业主、工人、技术乃至市场等方面,为其后的工业革命准备了条件。意大利学者多梅尼科?塞拉指出,“在近代初期,为数最多的生产单位便是在那些不可胜数的作坊、城市的陋室或乡村的茅舍中,由工匠带着他的几个助手或亲戚,从事打铁、操作织机、印刷机或丝带织机这样的工作。”[(8)b]美国学者门德尔斯(Frenklin F.Mendels)为此提出了“原始工业化理论”(Proto-Industrailization),把人们的视线导向传统社会即前工业化社会内部的经济变动。[(9)b]在门氏看来,工业化进程可以分为原始工业化和工厂(机器)工业化这样两个阶段,所谓原始工业化进程就是“传统组织的、为市场的、主要分布在农村的工业的迅速发展。”[(10)b]为与早就存在的家庭手工业相区别,门氏指出原始工业化由区域经济内同时并存的三种要素构成,这就是乡村工业、外部市场、以及与乡村工业相辅相成的商品性农业的发展。同时由于城市是批发商人的基地,技术、资本密集,小商品生产者的产品向城市汇聚,再由商人发运各地出卖,城市甚至通过商人资本开始参与、支配乡村地区的某些手工业生产,这样城市就构成了原始工业化进程的第四个要素。其后不久,德国历史学家P?克里特、H?梅迪克和J?施卢伯姆吸取了门德尔斯的研究成果,把原始工业化称为“工业化前的工业化”,并以此为书名,合著成又一本关于原始工业化的理论著作。[(1)c]他们把原始工业化定义为“其人口完全或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为区间市场或国际市场进行大批量的工业商品生产的农村地区的发展。”[(2)c]其意义在于把人口作为第五个要素引入了原始工业化理论,而且由此引发出原始工业化进程赖以孕育的历史过程及其内部机制。

原始工业化进程的意义在于它为工厂工业化铺路搭桥,推动以农业为主体的传统经济向以工业为主体的近代经济转变。因为正是在原始工业化进程中,资本逐步增殖,企业主开始成长,雇佣工人日渐增多,机械使用不断推广,市场赖以扩大,雇佣劳动、包买制等作为惯例随之成长,预示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些重要特征日渐鲜明起来。正是在这样一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资本主义萌芽问题适当地转换为原始工业化进程的启动问题,当然还要谨慎从事,以免削足适履之讥。在我看来,门氏、克氏的原始工业化理论,在精神实质上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论述是一脉相承的。马克思说,“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3)c]“商人资本的存在和发展到一定水平,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前提。”[(4)c]门氏特别强调市场,认为原始工业化与传统家庭手工业的区别是,处在原始工业化进程中的手工业,是为市场、其中包括本经济区域之内的市场、区间市场、甚至是海外市场提供产品的,而家庭手工业则主要满足农户本身的需要,只有小部分剩余产品,才间或投入本地小市场出卖。所谓“为市场而生产”,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商品生产。门氏特别强调“乡村地区的工业发展”,马克思亦曾指出,“在这些商业大城市以外,工场手工业起先不是以城市为基础,而是以乡村为基础,在一些没有行会之类的农村里边的。”[(5)c]应该说从原始工业化进程这个角度来考察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原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这就难怪西方学术界要把门氏、克氏等人归入“新马克思主义”学术流派了。

如果说在18世纪开始的工厂工业化阶段,我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的确滞后于西方特别是西欧地区,那么这并不等于说为工厂工业化准备条件的原始工业化进程我国也无足称道。恰恰相反,由于我国封建社会历史悠久,封建文明高度发达,原始工业化进程的启动不仅在时间上早于地中海北岸国家和英伦三岛,就是在规模和水平上也毫无逊色之处。在煤铁革命推动下民营手工业的蓬勃发展,就是原始工业化进程在宋代启动的主要标志。

(一) 煤铁革命和民营铁冶中的雇佣关系

北宋以铁产量的激增和灌钢法的推广为标志,迎来了我国冶铁铸造业的第二个重大变革时期。这个变革是由煤的规模开采和工业利用所激发的。我国先民虽然早在汉代就认识到煤的燃烧功能并曾用于炼铁,[(6)c]但正式进入规模开采和用作工业能源则在北宋,其时河东、河北、陕西等路的煤炭采掘业相当发达。[(7)c]考古发掘表明,今天河南鹤壁市中新煤矿至迟北宋中叶已进入规模开采阶段,当时已有较大的巷道4条,总长500余米,通向8个采煤区,作为升降通道的圆形竖井深46米,排水井深5米,附近有木制辘轳和宋元瓷器。据此估计,这座煤矿当时拥有数百名矿工,其开采范围和生产规模与现在的中新煤矿大致相当。[(8)c]在煤炭产区,不仅居民的生活用能开始向煤倾斜,而且冶铁铸钱、工具制造、陶瓷烧制等业亦大受其惠。神宗元丰元年(1078)十二月,徐州白土镇发现丰富的煤炭蕴藏,开采后用来“冶铁作兵,犀利胜常。”[(9)c]值得注意的是,北宋四大铁冶基地即徐州利国监、兖州莱芜监、邢州棋村冶务和磁州固镇冶务,除兖州一地无采煤纪录(但靠近河北煤田)外,其余三处都在产煤区。[(1)d]煤、铁产地在空间分布上的叠合,带给我们一个重大信息,这就是煤已成为冶铁业的新能源。我国科技史工作者利用金相、硫印和化学分析方法,检测过若干冶铁遗址出土的铁器,结果发现北宋以降的部分生铁含硫量较高,认为这是用煤炼铁所致。[(2)d]因为木炭不含硫,煤炭则含硫量较高。至于陶瓷业中以煤为燃料,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例如陕西铜川市黄堡镇宋伐耀州瓷窑的窑体火膛内有煤块遗存,[(3)d],河北定窑亦以煤炭为主要能源。[(4)d]

北宋煤炭采掘业的兴起和这种新型能源的工业利用,对当时的冶金生产意义有二,一是缓解了传统柴炭燃料短缺的矛盾,提高了铁的产量;二是因炉温和冶炼效率的提高而推动了铸造技术的变革和各类工具的进步。据《宋史?食货志?坑冶》和《文献通考?征榷(五)》所载数据,宋代铁课在英宗治平年间(1064-1067)达到最高点,为824万余斤,相当于唐宣宗元和初年(806)207万斤的四倍。其实北宋铁冶最盛期是在神宗年间(1068-1085年),但元丰元年(1078)的铁课只有550万斤,原因在于此时宋廷把北宋中叶兴起的“私人承买”制推广到宋辖全境,官营铁冶退居次要地位,而民营铁冶只需交纳20%的产量作为铁课,[(5)d]这就是“二八抽分制”:“(坑冶)召百姓采取,自备物料烹炼,十分为率,官收二分,其八分许坑户自便货卖。”[(6)d]如按550万斤铁课的五倍计,则当年产量达2750万宋斤,合今3300万斤,即1.65万吨。日本学者吉田光邦估计,宋代铁的年产量当在3.5万-4万吨之间。[(7)d]美国学者郝若贝(Robert Hartwall)估计更为大胆,他说北宋中叶年产300万缗铁线,即需2.9万吨铁,仅此一项即相当于18世纪初法国全部产量的四分之三;到1078年,每年约生产7.5万吨到15万吨。这个数字是1640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产量(3万吨)的两倍半到五倍,并且可与18世纪初整个欧洲(包括俄国的欧洲部分)的总产量14.5万吨至18万吨相比拟。[(8)d]漆侠和笔者亦曾从消费角度估计过宋代的铁产量,结果表明宋代全年用铁约在15万吨上下。[(9)d]与此同时有色金属产量亦急剧增加,据笔者推算,神宗元丰年间(11世纪70、80年代)仅铜(3.33万吨)、铅(2.1万吨)、锡(0.52万吨)三项合计即近6万吨,相当于铁产量的三分之一强。[(10)d]概而言之,新型能源的利用,钢铁产量的激增,冶铁技术的提高,特别是灌钢法的推广,[(11)d]以及作为这一切之必然结果的农具和各类工具之熟铁钢刃化等,这些就是宋代煤铁革命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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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1、(美).道格拉斯?C?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三联书店 ,1994版

2、(美).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80版

3、(美).J?布坎南.自由、市场与国家.上海三联书店,1989版

4、(美).Y?巴泽尔.产权的经济分析.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版

5、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三联书店

6、(德).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自然体系,商务印书馆

7、(美).埃瑞克?G?菲吕博顿.鲁道夫?瑞切特.新制度经济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8、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9、马克思 .资本论.第一卷

10、傅筑夫.中国经济史论丛(上、下).上海三联书店,1980版

11、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89版

12、漆侠.宋代经济史(上、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版

13、龙登高.宋代东南市场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版

14、龙登高.中国传统市场发展史.人民出版社,1997版

15、李埏. 武建国.中国古代土地国有制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版

16、傅宗义.宋代草市镇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版

17、吕思勉.中国制度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版

18、司马迁.史记?食货志.甘肃民族出版社,1997版

19、刘永佶.经济文化论.中国经济出版社,1996版

20、(美)马库斯?拉斯金.民主与文化的反思.新华出版社,1993版

21、周蔚.徐克谦.人类文化启示录.学林出版社,1994版

22、易宪容.科斯评传.山西经济出版社,1997版

23、卢现祥.寻租经济学导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版

论文:1、乔幼梅.宋元时期高利贷资本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1988.3

2、姜锡东.宋代新兴商人资本交引铺的经营活动及其对经济生活的影响.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2

3、汪圣铎.从钱会中半看会子的法偿地位及其影响.中国钱币.1987.2

4、经君健.“试论地主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本质联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2

5、李文治.再论地主制经济与封建社会长期延续.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2

6、李华瑞.试论宋代酒价与酒的利润.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3

7、杨希珍.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与工商经济.中国史研究.1987.3

8、李民立.中国封建社会自耕农的土地所有权问题.史学月刊.1987.5

9、秦晖.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文引自网上)

10、程念祺.论中国古代经济史中的市场问题.史林.1999.4

11、何清涟.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书屋.2000.3

12、刘森.论北宋的钱荒.中州学刊.1987.3.

13、潘德深.宋律内容特点及其维护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中州学刊.1987.1

14、罗雅萍.南宋钱荒成因探讨.杭州大学学报.1992.3

15、成岳冲.论宋代政府对盐业经济的专制控制.宁波师院学报.1987.1

16、张文芳.试论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自我障碍.安徽史学.1987.2

17、高树林.宋元赋税制度之比较.河北学刊.19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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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禁忌的归途在2004-5-12 11:02:05的发言:

对于人口,我所采用的似乎一直是户吧?而且我曾经引用了yy兄引用的数据――“傅宗文估计11世纪后期(1068―1085年)江南人口最多时,总数约为600万[1]。根据宋代官方统计数字,在1080―1223年间,整个两浙路的产数增加了21%,口数增加了25%” ――不知道yy兄认为1068――1085年是属于哪个朝代?


我虽然不是学文的,可是我知道,作文科的研究,几乎没有如此整篇整篇引用别人论文的。一般而言,为了增强自己文章的说服性,一般是引用一些论断或数据。(当然在后面会有注明)最后自己的出结论或总结表格。如果是做论文,如yy兄这样,说:你看我引用了那么多数据,你算一下就知道如何如何了。你以为如此态度是科学态度吗?你以为别人有耐心看完?


我也引了一大段东西来证明宋萌芽论。如果愿意,甚至更多,我只是不希望我们之间变成搜索引擎之争了。我相信yy兄不会有耐心看完,连自己所引的也不会有耐心看完,因为这都不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在这一点上,各个学者都只能说是一家之言,而我们采信不同而已,所以,我不想讨论这个问题了。

还有希望yy兄认真看完我的发言,也看看自己以前的发言,我向来没说宋是最强大的,而且军事和政治体制方面我好象很早以前就说过了吧?我只是说它的经济文化是除唐以外最发达而已。至于人口问题,我说过,我除了看那些人口报表之外,我也说过为什么宋人口数会偏低。这个我还是不想大段大段引用数据,因为之前我说过我数据的出处了。如果yy兄有兴趣,也可以去看看。不辨不明嘛。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4-5-12 11:50:10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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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宗文估计11世纪后期(1068―1085年)江南人口最多时,总数约为600万[1]。“――――希望yy自己看看这个数据吧,这个可不是增长率最快论。而且这个也是yy兄自己引用的数据,我只是信手拈来而已。而且yy兄引用的是从南宋到明的数据吧?

当然,如果yy兄认为11世纪后期是属于明朝的话,那我也无话可说了。

还有yy兄的一些论断,比如说”甚至于中国有信史以来真正在世界上能处于绝对霸主地位的仅有明中叶时期。“ 我就觉得那些外国人真是太不知好歹了,居然没认识到我们朱大癞子及其后裔的威力,怎么没把我们中国人称为明人,而称为汉人和唐人。

还有国土论,纵向比较论,文化论,怎么yy兄一个也不提了?看来真是练就一副避重就轻,四两拨千斤之功啊。

至于yy兄所引金庸的言论,我想,他在浙大招不到研究生,也说明大家也明白做学问和写武侠小说是有区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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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yylions在2004-5-12 9:50:02的发言:


这个问题虽然我的GOOGLE用得还行确怎么也找不到。不如禁忌先生找找宋朝确切的人口数字来给大家开开眼。

不由想起了 鹿鼎记 里的有关养马的笑话。哈哈,哈哈!


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土地、田赋统计》

游修龄教授 《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


当然,我也不相信yy兄真的有耐心去看

所以我还是麻烦一点,引一些数据给yy兄看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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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壮的宋朝――漫谈中国蒙元史专家如何巧妙地歪曲历史

作者:赵丰年
  
  
  我相信不止是我,现在绝大多数中国人在读官方蒙元史时,得到的印象都是元代是空前繁荣的黄金时代,中国民族融合,疆土辽阔,这些都归功于成吉思汗的贡献。
  
      
  然而,当读到国外史家描写蒙古入侵其它国家时,讲得都是蒙古人当初一贫如洗,野蛮残暴,没到一处,都屠杀贫民、抢劫、强奸。在很多地方灭绝了当地人口,破坏了当地的文明成果,繁荣景象很久不能恢复。象一群十恶不赦的强盗。实在是和把中国建设成空前繁荣的蒙古人不是一回事。
    
  我是带著这个疑问阅读了大量(当然远远不是全部)中外有关论文,得出结论是“解放后的这些蒙元“专家”隐瞒、巧妙地扭曲历史,不断误导了中国民众”。希望在这里讨教方家指正。
    
  到底他们隐瞒了什么?第一,隐瞒了蒙古人在中国屠杀的人数和占全部人口的比例。
    
  蒙古人并不是只在中亚、阿拉伯、欧洲和印度屠杀和种族灭绝。在中国的屠杀兴旺并不逊色。据我所知,蒙古人在中国北方(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山西)屠杀汉、女真人口占人口比例约好90%,其中忽必略自己估计直接有一千八百万人(估计这是直接屠杀),焚烧房屋农田造成冻死、恶死,用死尸污染水源造成的疾病没有人能直接统计。西方国家的估计是三千万。
    
  在本坛愚人先生文章“南宋末四川军民对蒙古的抵抗及其意义”对四川人口被屠杀作了估计,现举一例:
    
  四川四路,包括今陕西所属的大安军、兴元府、
  沔州、洋州、金州,甘肃所属的天水军、西和州、
  阶州、成州、文州,其估计户数从战争前1175年
  的258万(估计数,包含上述陕甘两省地区,注
  21, # 11),减至战后1290年的15.5万(估计
  数,包含上述陕甘两省地区,注 21),人口减
  少到1/15,这两个数字的对比,令人怵目惊心。
    
  另外愚人先生还引用蒙古人古人记载蒙古人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杀光的记载,表明蒙古人在中国屠杀各族人民和在阿拉伯、中亚、欧洲的行为并没有分别。可是在中国研究蒙元的论文上却根本看不到这些。看到的是蒙古人如果启用儒家治国,恢复科举,救济难民。(本网有个赵达明先生引用了一个论文研究元代科技进步,也是典型的例子)。难道在半个中国人口被屠杀了90%对中国没有什么恶劣影响?
    
  我不能说中国史家举出的蒙元“贡献”的例子不是事实。但将来人们讲日本人占领关东,不讲他们屠杀平民,强抓劳工,抢走粮食用混合面造成大批人饿死, 抓慰安妇和化学生物武器实验,只说他们兴办铁路、开设学校、医院、把招募汉奸说成是团结广大汉、蒙同胞,那被教育的人一定会以为日本人是东北的大救星呢。中国的蒙元专家就是用这种方式作学问的。
    
  剑桥中国史引用了最近人口研究结果,既宋代中国人口有至少一亿、甚至更多。而元代只有5000万。那一半人口到哪里去了。剑桥中国史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因为他们对蒙元历史的结论,多出于中国蒙元史家材料,即蒙古人采用儒家治国、救济难民等等,也基本上不提蒙古人有屠杀的习惯。这么好的政权人口下降那么多了,一定是天灾。可是他们又没有发现有大规模的天灾疾病记载。就存疑了。

  如果不是中国蒙元史家隐瞒了蒙古人的屠杀行为,我相信人家会有另外的结论。国外(部分)学者被中国蒙元史家误导。不仅剑桥中国史作者被误导,黄仁宇和一些台湾史家也有明显被误导的痕迹。
    
  中国有个以蒙元史权威韩儒林(中国百科全书蒙元部分的主编,已去世)为首的学派,坚决主张蒙元促进了中国发展,所有的论文都是在为这个找例子。完全不提
  蒙元军队杀了多数人,抢劫了多数财产。更有甚者,还批判伊斯兰史家记载蒙古人
  在中亚、西亚残暴的屠杀和抢劫行为,说那是反动统治阶级的偏见。在中国官方历
  史书上很难找到象愚人先生对蒙古在四川暴行的记载。我不相信一个合格的历史学
  家会忽略蒙古人灭绝屠杀的影响。而更相信他们是有意隐瞒了这段历史。
    
      第二。 中国蒙元史家刻意隐瞒、贬低宋代发展成就,并把宋代的成就归功
  于蒙元统治。
    
    经西方史家的研究,宋代时中国不仅是世界上最发达国家,而且发达程度远远
  超过其它文明地区。蒙元入侵初期,实行的是种族灭绝和彻底破坏的策略。中国北
  方被毁得千里无人烟。这在后资治通鉴里有明确记载的事实,在中国现代史家的材
  料里是见不到的。
    
    蒙元政权攻打南宋时,遇到了在世界其它地区难以见到的顽强抵抗,事实上,
  蒙元军事力量虽强大,但没有取胜南宋的的把握,这迫使他们改变了野蛮的灭绝屠
  杀行为,改用相对文明的方式征战。征服的城市不再屠杀干净,也不再焚烧一光。
  而是启用当地投降的官员用原来的方式管理。这样,中国南方(长江流域和广东福建
  沿海)地区免遭破坏。马可波罗在中国见到了仍然是世界首富的繁荣,这种繁荣是几
  白年来宋代人们创造积累的。蒙元只不过没有破坏干净,但他们除了疯狂搜刮财富,
  没有对繁荣有任何贡献。实际上,中国正在蒙元统治下走向衰退。
    
    在现代中国历史学家笔下,宋代是一个充满腐朽落后的时代,而蒙元是一个欣
  欣向荣、生气勃勃的新时代。马可波罗见到的繁荣,被他们当所蒙元英明统治的证
  据。蒙元专家的研究论文,只集中在为两个观点找例子,一是宋代皇室的腐败、软
  弱。二是蒙元时代的科学、文化、经济成就。他们所有举出蒙元时代的成就,都是
  汉族人们创造的。但他们都牵强附会归功于蒙元政权。而蒙元在在四川、中国北方
  屠刀下千里无人烟的惨剧,对他们的结论没有什么影响。最多轻描谈写,一笔带过
  说蒙元有部分破坏生产力行为,还不忘了交代一下这是个别现象。为了民族团结,
  不要在追究这种事。
    
    而宋代在中国史家笔下,则是充满统治阶级腐朽落后,阶级矛盾减弱的朝代。
  我记得看过中国著名史家范文澜的文章,在列举一系列宋代腐败现象只后,他得出
  如下结论:“这么腐败的政权,任何民族都有权力推翻它而取而代之。所以蒙元当
  中国的主人是推倒历史前进的”。(我手头没有原文,大意如此)。他的话让我范描
  写想起两次鸦片战争时清政府的腐败,同理,是不是因为清政府腐败,那英国、俄
  国、日本等民族就有权力当中国的主人?否则阻碍历史发展?
    
    但事实是,蒙元所侵入世界上文明地区(不仅中国),不仅造成了文明发展的大
  倒退,伊斯兰和欧洲学者(尤其是俄国学者)详尽描述了蒙古人在中国以外地区造成
  至今是有史历来最大的人道灾难。几千万甚至上亿贫民被屠杀。这种屠杀,不但没
  有促进当地文明发展,反而造成所有被蒙古掠夺过的地区发展的全面停滞。我所读
  过的一本苏联历史书上清楚地论证道,俄国在蒙古人屠杀和占领后,人民痛苦地倒
  退到野蛮时代。万幸俄国受没有被破坏西方文明影响,逐渐恢复了国力,赶走了蒙
  古人。如果不是因为南宋人民的英勇抵抗,世界上失去了这唯一的文明源头。那我
  们今天还生活在中世纪水平呢。感谢蒙元吧。
    
    客观地说,中国明以后对宋的贬斥还有一些道理。因为宋的军事软弱,人民遭
  受被蒙古人屠杀、抢劫、奴役的巨大痛苦。而宋的繁荣并没有留给后人。所以明代
  以后中国史家倾向于研究宋的缺陷,忽略了宋的繁荣。更谈不上思考宋的繁荣是什
  么原因造成的。而西方史家则没有这个偏见,西方后来的发展很多受益与宋代的发
  明创造。对宋的成就多有赞扬。(实际上西方学者受语言文化限制,只了解宋成就的
  很小部分)。但是,现代中国蒙元史家把宋代描写的一团漆黑,已经很难说是偏见引
  起。说元代因为蒙古人统治而比繁荣,是弥天大谎。根本不具备任何职业道德。而
  真实的历史,需要经过西方学者、或者向愚人先生这样有历史造诣的极少数非职业
  史家用业余时间通过互联网才能慢慢揭示。在西方学者影响下,中国史家已经开始
  重视宋的成就。但至少我没有见到任何官方文献揭示蒙元造成的历史上最大的破坏。
  
    
    第三,中国史家隐瞒了蒙元和其它游牧民族野蛮、落后的本质和对文明地区的
  寄生关系。
    
    游牧民族,包括蒙古民族在没有接触到文明地区之前,生存手段低下,常常没
  有温饱,经常发生为了争夺食物,父子、兄弟自相残杀。老老幼病残遭到遗弃。由
  於不畜牧,而是游牧,草场快被破坏。游牧民为了生存,争夺草场,经常大规模自
  相残杀。游牧民族有种族灭绝的习惯,每战胜一个部落,就把对方男子全部杀光,
  把女子和幼儿掠夺为自己的奴隶。由於这种生存方式成活力很低,所以游牧民族经
  常到人口稠密地区掠夺人口,补充自己的来源。所以尽管蒙古和土儿其同族同宗,
  但土耳其在欧洲、西亚、中亚地区掠夺白中国人口,成为白种人,而蒙古地区游牧
  民族掠夺中国和朝鲜等文明地区的人口,成为黄种人。阿尔太民族群体原来的人种,
  已经是个谜了。

远离农业地区的游牧民族从来没有什么成就。而靠近文明地区的游牧民族可以
  抢劫财富。抢劫到的财富比自己靠原始游牧手段得到的财富多得多。使得靠近文明
  地区的游牧民族把它当作主要的生存手段。他们或者直接抢劫,或者利用抢劫做危
  险,用少量物品(主要是马)强迫文明地区向他们输送衣物、铁器、食物、金银等来
  维持生活。而文明地区地区打内战时或者企图抵抗其它游牧民族抢劫时,经常找游
  牧民族部落做雇佣军。事实上这种雇佣和贸易造成了畸形强大的游牧民族。中国除
  了华夏文化还有其它出色的文化对中国发展有贡献,比如藏文明、高丽文明和维吾
  尔族的文明。但游牧民族偶然保护文明地区不受其它游牧民族抢劫,对文明发展没
  有任何贡献。恰恰相反,在没有长城保护的维吾尔地区由於长期被游牧民族破坏,
  使其落后于华夏文明,使中国发展失去了一个借鉴来源。实在是憾事。
    
    游牧民族是古代社会的寄生虫。为了对付游牧民族野蛮抢劫屠杀,文明地区必
  须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资源。成为沉重负担。成为文明地区衰落的原因之一(明代多少
  是被持续不断的蒙古人抢劫拖垮了)。文明地区一旦衰落,游牧民族就趁虚而入,大
  肆烧杀掠抢。的确有很低游牧民族,受华夏文明熏陶,接受了华夏文明。只有在他
  们成为为华夏文明一员后,(成为汉族以后),才对中国发展做出贡献。这些民族融
  合的动力,是华夏文明创造财富的功劳,不是野蛮民族抢劫的功劳。中国史书却本
  末倒置。
    
    这些事实,游牧民族的野蛮生活方式在国外史书中常见,但在现代中国史书中
  绝迹。
    
    第四, 中国史家把蒙元没有破坏干净的文明成就归功于蒙元
    
    中国蒙元史家不厌恶其烦地描写蒙元政权如何兴修水利,救济难民,恢复农业,
  复兴科举,证明蒙元的英明统治。这真的是游牧民族带来的吗?蒙元在入住中国为
  食物或女人连父子、兄弟都可以残杀,连成吉思汗父亲死后,其孤儿寡母寡妇立刻
  被抛弃,任其自生子灭。这样残酷的习俗,怎么会一下成为英明的统治阶层?事实
  上,蒙元政权启用了汉族官员始于宋代遗留下来的方式管理,才有部分好的表现。
  蒙古人在中国以外地区没有这样做,是因为华夏文明创造的大量财富诱使他们放弃
  野蛮屠杀破坏。启用投降的汉族官员治理。这样他们自己也可以得到更多的财富。
  华夏文明没有被破坏的功劳,不用归功于蒙元。而应归功于创造财富的汉族人民。
  蒙元兴修水利、救济难民等行为是华夏文明的残余,而没有野蛮民族的任何贡献。
  中国宋代官府救济难民的次数规模远远高于蒙元,这在中国史家的材料中是无法见
  到的。没有蒙元,中国只有更繁荣,被蒙元破坏摧残后,中国文明倒退到一个低下
  的起点,而且从此迷失了文明的方向。(本人另有一文专门讨论这个问题)
    
    更重要的是,是因为南宋人民的英勇抵抗,才迫使蒙元接受文明的角色,今天
  中国史家在大吹铁木真、乎必烈的同时,取消文天祥等人的英雄称号,危害无穷。
  
    
  文明发展必须要通过积累才能完善。华夏文明通过无数次经验教训,已经懂得兴修
  水利和免除过分徭役都是必要的。只有文明发展到已经深度才能考虑全面。对於蒙
  元这种从野蛮落后背景出来的政权,就没有这样的智慧。他们在搜刮财富时没有节
  制。造成创造财富的民族生存困难。即使兴修水利,也根本不考虑民工的生命价值,
  结果引发了红巾起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红巾军没有什么先进武器,蒙古军队却
  武力镇压,因为他们所在文明地区无法再为他们制造先进武器了。这是给那蒙元统
  治促进武器发展的说法一记耳光。蒙古人在接触文明地区前连炼铁都不会。借助文
  明地区武器才强大,一旦毁坏了文明地区,自己也就没有武器了。蒙元统治哪里象
  中国蒙元学派说的那么高明?
    
    第五,中国蒙元史家炮制了蒙元统治促进东西方交流、促进了民族融合的神话。
  
    
    中国蒙元史家经常说没有蒙元的统一,东西方就不能交流,世界就不能迅速发
  展。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中国早在蒙元前就与世界文明地区大量交流。从农业品
  种到胡琴、椅子都是从世界其它文明地区传来。阿拉伯商人早在唐代就利用海运,
  把大量中国物品运送到西亚、欧洲。蒙元学家绞尽脑汁找例子,证实元代某些阿拉
  伯技术传入中国,难道没有蒙元,这些技术就不能传到中国了?
    
    第五,中国蒙元史家炮制了蒙元统治促进东西方交流、促进了民族融合的神话。
  
    
    中国蒙元史家经常说没有蒙元的统一,东西方就不能交流,世界就不能迅速发
  展。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中国早在蒙元前就与世界文明地区大量交流。从农业品
  种到胡琴、椅子都是从世界文明地区传来。阿拉伯商人早在唐代就利用海运,把大
  量中国物品运送到西亚、欧洲。东西方交流根本不是从蒙元开始。唐宋代早已繁荣
  了。蒙元学家绞尽脑汁找例子,证实元代某些阿拉伯技术传入中国,难道没有蒙元,
  这些技术就不能传到中国了?
    
    蒙元真的促进东西方交流了吗?恰恰相反。蒙古等游牧部落在侵犯文明地区以
  前,就在丝绸之路上抢劫,结果割断了陆地丝绸之路。割裂东西方的联系。蒙元入
  主中国后,由於不断的屠杀抢劫,使得陆地丝绸之路各文明地区千里无人烟,连生
  产也没有,更谈不上什么交流。有人说蒙元把中国火药技术传到西方,这有一定的
  道理。但这样做的结果是造成了象突厥这样的野蛮部落强大。对阿拉伯、拜占庭等
  地巨大的破坏,从此落后在西方文明的后面。而火器发明鼻祖中国,也从此丧失了
  大部分发明创造的活力。
    
    蒙元促进民族融合更是谎言。即使不提众所周知的民族四分法。蒙元从西域征
  掉来波斯、阿拉伯等色目人来管理中国,是为了搜刮财富,绝不是为了民族融合。
  蒙元不但屠杀了大批各族平民,而且造成了激烈民族矛盾。蒙元统治结束后,中原
  汉人已牙还牙,有不少屠杀各地胡人报复。这绝不是华夏文明的传统。而是蒙元残
  暴逼迫的。
    
    蒙元的行为和英国人调印度人管理租界一样,如果蒙元算是民族融合。那没有
  屠杀多少中国人的英国帝国主要可要伟大得多了。在现代中国历史,每一件英国帝
  国主义的罪恶都详细描述,有时甚至夸大其词。可英国帝国主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
  损失连一次游牧民族不成功的抢劫都不到,更不用和让五千万中国民众死于非命的
  蒙元了。
    
    蒙元所谓的民族融合造成了两个恶果,其一是中国人民虽然仍是一个国家共同
  生存,但不尊敬彼此的生命价值和尊严。社会也不再和睦。蒙元引发的伊斯兰教的
  传入使得回族和汉族充满矛盾,西北地区常因此有种族屠杀行为。这不是民族融合,
  而是民族解体的开始。今天的蒙元学家用谎言来加速这种解体。
  
  蒙元学派经常举例某些投降蒙元、攻打南宋的将军后来成为蒙元政权贵族,来说明
  蒙元没有民族欺压,相反促进了民族融合。我很奇怪,汪精卫等无数汉奸在日本占
  领时期手段有待远远比蒙元的汉奸高,难道这就可以说明日本在中国没有杀人,而
  是为了促进民族交流和融合来了。这真的是蒙元学家逻辑思维方式,还是他们故意
  误导中国民众?
  
  第六 (出自危险的熊网友)
  中国蒙元史家的笔下,南宋军民的数十年抗战几乎不值一提,南宋的军队无不被描
  述成不堪一击望风而降的小丑形象。而仔细阅读历史,南宋恰恰是当时世界上抵抗
  蒙古蛮族入侵最悲壮也是最持久直到最后一息的文明社会。
    
  蒙元时代不是中国的黄金时期,恰恰相反,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世界上除
  了中国和蒙古,所以国家无不对蒙古的野蛮屠杀、抢劫和破坏鄙夷。前不久伊拉克
  的撒大母、侯塞因希望伊拉克人恐惧被美国统治后果时,就用蒙古人在巴格达的大
  屠杀来比喻。而中国把这种野蛮人尊成身一样对待,是为什么?
  
  文明被野蛮残破的历史被描述成相反,是中国当代蒙元史专家们的杰作吧?

这说明除了宋朝土豪之外,历史学家也有刻意隐瞒宋朝人口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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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中国社会发展水平历史概况

? 历史上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如何,与世界平均水平、西方国家水平相比较处于什么地 位,是领先的,还是落后的,领先了多少年,又落后了多少年,这是个颇难回答的问题。我 们在这里试图根据荷兰格罗宁根大学经济学名誉教授安格斯?麦迪逊的统计分析,以及中国 范文澜、蔡美彪等所著《中国通史》关于中国秦汉以来各主要朝代的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成 就记载,来粗略地回答这一问题。

?安格斯?麦迪逊教授在1999年1月11日的《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人类 在1820年前都很贫穷》一文。文中所列世界及中国、西方、西欧、北美等在公元元年、 1000年、1500年、1820年和1995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表(按1990年 美元计算)如下:

由麦迪逊教授的统计表可知,在中国西汉末期的公元零年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中国与 西欧为最高,同是450美元,西方是439美元,北美是400美元,日本是425 美元,世界平均为425美元。

?在中国北宋时期的公元1000年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中国为最高,仍然是450美 元,西欧下降为400美元,西方下降为406美元,日本是425美元,世界平均值下降 到420美元。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西欧的1.13倍,西方的1.11倍,世界的 1.07倍。

?在中国明朝中期的公元1500年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中国是600美元,已低于 西欧的670美元,西方的624美元,但仍比世界的545美元、北美的400美元、日 本的525美元高。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当于西欧的0.9倍、西方的0.96倍、 世界的1.1倍。

?在中国清朝中后期的公元1820年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中国与1000年时一样, 仍是600美元,但已大幅度低于西欧的1269美元、西方的1149美元和北美的12 33 美元,也低于世界和日本的675美元。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分别相当于西欧、西方、 北美和世界的0.47倍、0.52倍、0.49倍和0.89倍。

?1995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即使用1990年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计算,也只 有2653美元。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51.1%、西方水平的13.3%、西欧水平 的15.2%。

?中国在1820年至1995年这175年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世界的差距是总体加 大趋势,增长速度总体上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其中有的阶段如1973年至1995年的 增长速度较大幅度高于世界平均速度,也高于任何一个地区的增长速度。请参见安格斯?麦 迪逊教授在上面提及的文章中的另一统计表:

由上表可见,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258年与西欧同为世界最高。在公元零年至 1 258年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世界最高(因为公元零年中国与西欧相等,公元10 00年中国是世界最高)。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在1258年被西欧赶上,在125 9年被西欧超过的。公元1258年,是中国南宋灭亡,元朝建立的前21年。 1362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低于西欧,又被西方赶上。在1363年,中国人均国 内生总值被西方超过。 公元1362年,是中国元朝灭亡、明太祖朱元璋登基当皇帝的前6年。 1644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世界同为600美元,被世界赶上。1645年,中 国被世界平均数超过。1644年恰是中国历史上最不平凡的一年。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 吊死北京景山;清朝第一个皇帝顺治入主北京故宫;李自成胜利进入北京和失败走出北京, 都是在这一年。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衡量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最重要的指标。如果我们把社会 经济发展水平分为最先进、先进、中等和落后4个层次,并且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高于和低 于世界10%作为中间水平的上限值和下限值,那么,在以往的2000年中,中国的社会 经济发展水平有1258年是最先进的(公元零年至公元1258年);有242年是先进 的(公元1258年至公元1500年,1500年的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世界高1 0%);有287年是中等的(公元1500年至公元1787年,1787年的中国人均 国内生产总值比世界低出10%);有213年是落后的(公元1787年至公元2000 年)。将上述标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年限的几个数值4舍5入,用百年整数表示,那么 ,在以往2000年中,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领先世界1300年;居世界较先进水平2 00年;居世界中等水平300年;有200年是世界落后的。领先的或最先进的时间占6 5%;先进的时间占10%;中等水平的时间占15%;落后的时间占10%。

?下面让我们根据中国史书的有关记载来了解一下中国主要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 发展水平状况。

?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年至公元后220年)。秦汉两朝共计441年,公元前后各 占一半。秦朝历时很短,仅有15年。汉朝历史很长,达426年之久。 ?秦朝是中国第一个统一的实行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历时虽短,但建树颇丰,影响深远。 秦朝人口约1000万。秦朝建立后,即在全国统一了度量衡、法津、文字和货币。秦时已 有指南针。指南针发明于秦前的战国。用天然磁铁矿石磨制而成。当时称为“司南”,主 要 用于行军识别方向。秦代中医学已较发达。战国时名医扁鹊,已能诊治包括内、外、妇、儿 在内的各科常见病。蜀郡守李冰父子两代率领民众建成都江郾。都江郾在今天看,也是一 个很大的综合水利工程。都江郾建成至今2200多年,一直在使用。都江郾建成年代之早 , 使用时期之长,大概是世界之最。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建于秦朝。长城是用中国几十万人几 十年的汗水,加上不可计数的财力物力砌筑成的。雄伟的长城既是古代中国人勤劳和知慧和 结晶,也是秦代中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先进的科学技术的铭碑。秦朝的经济实力,生产和科 学技术水平,是世界一流的。

?汉承秦制,又吸取秦亡的教训,建立起强大的历时颇长的封建王朝。公元元年前后的西汉 后期,中国人口猛增到5900万。公元元年前后,世界人口是19000万,按麦迪逊授 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425美元计算,当时的世界国内生产总值是722.5亿美元。中国 按麦迪逊教授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450美元计算,国内生产总值是265?5亿美元。西 汉人口占世界34.7%,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36?9%。中国在汉朝时, 既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也是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国 家。

?汉朝农业已很先进。全国铁犁使用已很普遍。全国广泛兴建用于农田灌溉的水渠。长安到 黄河的漕渠长达300余里。许多大型水利工程可以灌溉上万顷农田。汉时纺织技术已有相 当高的水平。20世纪70年代在长沙出土的马王堆古墓,墓主人的丝衣丝细衣薄,精美绝 伦。今人用现代化工等高技术抽丝纺织制衣,与出土丝衣比薄比轻,仍不能敌。东汉蔡伦 在 公元105年发明了造纸技术。他用树皮、麻头、破布、旧渔网等为原料造成纸张,结束了 人类无纸的历史,为中国也为世界文化传播和发展作出了至今也许是最大的贡献。冶金业在 汉时已很发达。马王堆出土的一些金属制品之美妙,令人叹为观止。冶铁规模大。司马相如 之岳丈、卓文君之父在四川“冶铁铸器,在滇蜀两地交易成巨富。卓家有僮一千人”。医学 已发展到能够进行胃肠等手术的程度。汉末华佗发明了麻醉药品――麻沸散,并用于临床 手 术,对胃肠积聚等病进行麻醉后手术治疗。中医医圣张仲景著成《伤寒杂病论》、《金匮要 略》两书,较系统地论述内外科疾病的诊治,奠定了中医学的基础。在天文学上,张衡(公 元78年――139年)创造了人类最早利用水力传动的浑象和测定地震方位的候风地动仪 。他首次正确解释月食是月球进入地影而产生的。他观测记录了他所在的中国中原地区所能 看到的2500颗星。他还制造了指南车和自动记里的鼓车。汉朝对外贸易广远。通过著名 的丝绸之路,汉手工业品和铁器等已销往西域各国和欧洲的罗马等地。商船队已远航东南亚 和 南亚的许多国家。汉朝经济是很繁荣的,其繁荣之程度可以从史书对“文景之治”时的如下 一段记载看到:“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足较。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于外,至腐 败不可食”。

?隋、唐时期(公元581年至907年)隋唐两朝共历时326年。隋朝很短,仅存在3 7年,唐朝较长,存在289年。

?隋朝虽短,但由于隋文帝励精图治,躬行节俭,也创造了一代人的经济繁荣。隋文帝积蓄 粮款之多,世所罕有。京城附近的洛口、回洛两仓就储粮2600万石。隋朝人口在606 年时有4600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在450美元左右,应为世界最高。中国历史上仅 次于万里长城的巨大工程――大运河建于隋朝。大运河在公元605年开工,611年基本 竣工。全长1500多公里,宽数十米,可通行大型船只。大运河是世界古代最大的水利工 程。隋朝能在不到6年的时间建成如此巨大的工程,足见其经济实力之强,水利技术之 高。隋朝的造船技术之高,达到难以令人置信的程度。隋炀帝龙舟“高45尺,长200尺 ,起楼4层。上层有正殿、内殿、东西朝堂。中层有120个房。下层住阉官”。大战舰“ 起楼5层,高百余尺,左右前后置拍竿6枝,都高50尺,用以拍击敌舰,舰上容战士 800人”。世界上最早的石拱桥――安济桥(也叫赵洲桥),是隋朝巧匠李春所建造。此 桥“是用石材建造的一座单孔大弧券桥。弧券此端到彼端的跨度长37.47米。大券背 上两端有小石券各二”。此桥经近1400年的风剥雨蚀,人踩车压,甚至是几次地震的撼 动,如今仍然很牢固。这样的拱桥,在千年之后,才出现于欧洲。 ?唐朝建于公元618年,止于907年。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王朝,也是当时世界 上 最强盛的国家。唐朝的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国泰民安曾经一度达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的空前绝后程度。公元754年,唐朝人口5300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450美 元,国内生产总值约为238.5亿美元,都是世界第一位。 ?唐时造纸业已很发达。纸的生产数量和技术都有很大提高。可以用多种原料、多种工艺造 出多种用途的纸。纸已有书写纸、印刷纸、糊窗纸、包装纸和阴钱纸之分。唐初即有印刷品 。能利用雕版印刷书籍、佛像和历本。唐时已普遍使用瓷器具。瓷器质量很高。景德镇瓷器 质的可以与玉相比,称假玉器。史书有“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瓷类雪,越瓷类冰”的记 载。“在无色釉的白地胎上用铅黄、绿、青等色画成花纹”,然后烧制成的唐三彩已问世。 冶金不但工艺技术水平高,生产规模也大。据《新唐书》对陕、宣等6个州的不完全统计, 就 有银、铁、铜、锡坑冶工场168处。公元806年,唐铁产量已超过1000吨以上,铜 产量133吨以上。“武则天用铜、铁铸天框”一次共用铜280吨。以水为动力的磨坊, 唐时已不罕见。《旧唐书》载高力士的磨坊“并转五轮,每天磨面三百斛”(唐时以10斗 为一斛),足见水轮机之先进和磨坊规模之大。唐时商业已很发达,有名目繁多的各种市场 ,如行市、墟市、集等。同行商店为维护其利益,建立了叫行的组织,设有行头。长安共有 220行。行分很细,如有金银行、铁行、绢行、锦行、肉行、鱼行、秤行、药行等,不胜 枚举。唐朝重视发展对外贸易,只要不违犯国家法规,贸易往来自由。对外贸易国家,除西 域各国外,还有日本、朝鲜、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印度、锡兰和一些阿拉伯国家 。唐是航海大国。据阿拉伯人苏莱曼《东游记》说:“唐时中国海船特别大,波斯湾风浪险 恶,只有中国船能够航行无阻。阿拉伯东来货物,都要装在中国船上。”造纸业的发展, 印 刷业的兴起,使文化教育大发展,国子监师生数量最多时达8000多人,许多国家派留学 生来学习。高句丽、百济、新罗、高昌和吐蕃等首领还派优秀子弟到长安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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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时期(公元960年至1368年)。

?宋朝建于公元960年,止于1279年。宋时经济和科学技术都比唐朝有发展和提高, 特别是商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11世纪末,宋朝人口约5100万,世界人口约3.1亿 , 宋朝占世界人口的16?5%;国内生产总值约255亿美元,占世界约1426亿美元的 18%。宋朝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直为世界最高水平。 ?宋朝已能用麦秆、稻杆、嫩竹、油藤、麻、桑皮和苔等多种原材料造纸。11世纪上半叶 ,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这比欧洲人发明活字印刷术早400年。毕升活字印刷术的发明 和使用,使宋朝印刷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宋朝已有了雕制铜版印刷技术。制瓷业大发展, 既能生产工艺高超的瓷器供富人玩赏,也可以大量生产一般日用瓷器,广为民众使用。冶金 业较唐朝有大发展。北宋仁宗皇年间(1049年至1054年),全国年产铁3640 吨、铜2550吨、锡165吨、金15000两、银219000两。火药、火器制造技 术发展到新阶段,已能用火药制造火炝和火箭。北宋太宗时(976年至998年),“各 州岁造船三千多艘”,分为漕船、使船、龙船、商船、游船和战船。远洋货船庞大,可载 数千斛粟,船上有指南针测定航向,并装有抛泊、起碇、转帆和测深等设备。宋时商业非常 繁荣兴盛。全国形成几十个重要商贸城市。每个城市都有许多酒楼、茶坊、货店、药铺等。 都城东京更是店铺林立,通霄达旦营业。“夜市至三更,到五更又在开张”。“每一交易动 辄上千万”。同业商人成立“商行”保护本行商业利润和入行成员利益。“东京市上,至少 有一百六十多行,行户有六千四百多户”。诸行“衣装各有本色,街上行走,一看便认得是 哪行人”。商业大发展,对货币需求剧增。宋仁宗时一年铸铜钱最多高达300多万贯(一 贯为一千文)。为补铜市不足,宋朝发明并使用了纸币,时称交子。交子是世界最早出现和 使用的纸币。宋朝注重对外贸易。“987年,太守派遣宦官八人,分四路出发,到南海诸 国招徕商人贸易”。


?元朝始于公元1279年,止于1368年。元初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520美元,与西 欧持 平,而高于世界其任地区。元末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550美元,低于西欧,与西方持平 ,高于世界其他地区。


?元时的杭州是世界上最繁荣最先进的城市。意大利人马可波罗记述说杭州城里人口极多, 街道宽阔,路面都用砖石铺砌,下有阴沟排水。城里有10个大衢,形成市场。街上有高楼 环饶,下层是店铺。到过杭州的另一个意大利人鄂多立克说杭州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 非洲旅行家伊本?拔都看了杭州后说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大的城市。宋末元初中国著名戏剧 家关 汉卿形容杭州是“百里街衢整齐,万余楼阁参差”。元朝印刷技术较宋代有提高,使用木制 活字,发明套色印刷技术,套色印刷比欧洲早170年。元代的制瓷业、冶金业和纺织业等 生 产技术,都是世界最高水平。元时的对外贸易比宋时又有发展。陆路经西域、中东和中亚, 可以与东欧的一些国家进行贸易。海路贸易已远达东非国家。广州、泉州、杭州等地都有大 量外国商人侨居。元朝商民也大量侨居到南海诸国。元朝行泉府司所辖的海船有1500艘 ,大型海船可乘千人。


?宋元时期的天文学和数学已达到较高水平。发明创造了不少高水准的天文观测仪器。计算 出一回归年是365.2425天,这已与现代通用的格列高利历相同。郭守敬等在天文 学方面的发明、发现和贡献,均属时代之最重要的。贾宪、秦九韶、杨辉、李冶和朱世杰是 宋元时代的5位著名数学家。贾宪发明的二项式定理系数表比西方早600年。秦九韶著《 数书九章》,最早发明了剩余定理。李冶著《测圆海镜》。朱世杰著《算学启蒙》和《回元 玉鉴》,发明了多种高阶等差级数和方法。元朝已普遍使用珠算。


?明清时期(公元1368年至1911年)


?明朝建于1368年,止于1644年。1393年,明朝人口是6054万,相当于世 界约3.5亿人的17.3%;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560美元,属世界较高水平;国内生 产 总值339亿元,相当于世界约1785亿美元的19%。明朝末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 值与世界同为600美元,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高于世界的历史结束。


?明朝前期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仍然居世界前列。航海能力是国家强弱的重要标志,自中世 纪以来,海上航行强国,基本上都是世界是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 。明初期郑和率领世界上最庞大最先进的船队7次下西洋,证明明朝初期之中国,仍然是世 界上最强大的国家。1405年至1433年间,郑和7次下西洋。郑和船队经东南亚一些 沿海国家,远达阿拉伯和东非的许多国家,还到过伊斯兰教圣地麦加。20世纪末,一位对 郑和下西洋兴趣浓厚的西方记者,极其认真地研究郑和下西洋,并沿着当年郑和下西洋的线 路进行艰苦考察。他在研究考察后评价郑和下西洋说:“郑和曾率当时或者说在随后的5 00年间也算是世界上最大的船队进行7次远洋航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没有一个西 方 国家的船队能够与之相比。郑和的船队有2?8万名水手和300艘大船,其中最大的船长 约400英尺。而哥伦布在1492年首次进行远洋航行时只有90名水手和3艘船,其中 最大的船只有85英尺”。“郑和的船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远洋船,其中包括平衡整流舵 和防水舱,直到350年后,欧州才有这种船。”明初造船业非常发达,有一批技术高超的 造船厂。最大的南京龙江造船厂“分工很细,除船主体工厂外,附设细木、油漆、铁件、 蓬作、索作、缆作等作坊。龙江宝船厂,专门为郑和下西洋制造大型高级海船”。 ?炼铁业已较发达。“冶炼生铁时,已形成半连续性的操作程序。”1403年至142 5间的遵化铁厂“炼铁炉深一丈二尺,前宽二尺五 寸,后宽二尺七寸”,“得铁日可四次”。该铁厂有“住坐工匠200名,民夫1366名 ,军匠70名,军夫924名”,可见其规模之大。1395年,国家“内库贮铁达到37 43万斤”。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利用煤做燃料的国家,明朝时煤既用于工业生产,也用于曾 通居民取暖和做饭。《天工开物》说:“当时采煤技术,已经基本解决排出矿中瓦斯,以防 中毒和爆炸;用木架支撑,以防冒顶等问题”。明朝棉纺织业有很大发展。不少人家有棉纺 织机。江南松江地区棉纺织业最为发达,有“买不尽松江布”,“以棉布衣被天下”之说。 丝织业较前朝有较大发展,“当时织机的专业化程度提高,织各种丝织品,大都有专用织机 ,在苏州市上就出售有绫机、绢机、罗机、纱机、绸机等多种织机”。制瓷业已能“大量 制出 青花、釉里红及三彩、五彩等多彩瓷器”,瓷器种类“除普通用品如碗、盘、碟、瓯、盏、 盒、杯等之外,还有酒海、炉、瓶、半边胡芦瓶、罐、坛、花缸、渣斗、烛台、花尊、笔筒 、笔架、凉墩、扇匣等”。造纸业非常发达。福建、江西、浙江、河南、四川等地都有许多 造纸厂。江西铅山县石塘镇有“纸厂槽户不下三十余槽,各槽帮工不下一、二千人”。明 代印刷业空前大发展。有许多印书作坊,有的印书作坊专门出版古籍。已经使用铜、铅活字 印刷、彩色套印和板、拱花等技术和工艺。


?15世纪下半叶至17世纪下半叶,由于明朝后期经济发展缓慢,而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 后的欧洲经济迅速发展,使中国经济在明朝末年被西方国家赶上或超过。明朝末年,中国的 火炮等机械制造技术,已明显落后于西方。明朝不得不仿制西方大炮来装备自己,明军在海 战中缴获西方的“佛朗机”火炮便进行仿制。明末欧州在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天 文 学上已有许多重大发现,并初步奠定了近代自然科学的基础。而此时之中国对这些近代自然 科学的系统的分科研究甚至于还没有起步。


?清朝始于1644年,止于1911年。1793年,中国人口达到3.13亿,相当于 世界约8.8亿人的35.6%;人均国内生产总值600美元,比同期世界平均水平约低 10%,约相当于西欧的50%;国内生产总值1878亿美元,相当于世界5808亿美 元 的32%。此时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国内生产总值仍然高居世 界第一位。其实,即使在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19世纪中期,中国由于人口 众多,国内生产总值也应是世界第一位。


?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自清朝中后期开始明显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无论从人均占有国 内生产总值,还是从科学 技术水平来看,都是如此。但在清朝中期。中国在世界贸易方面 还占有相当的优势。清初实行闭关锁国,禁止海外贸易政策,但自1684年“废止海禁, 开海贸易”后,中国对外贸易迅即重新兴盛起来。当时与日本贸易额居首位。据日本统计, 从1648年到1708年的60年,日本外流金额为200余万两,银额为3700多 万两,其中有2/3以上流入中国。那时与西欧国家的贸易,主要是西欧商船到中国来,“ 西欧商船带来一些工艺品,还贩运南洋海产,并载运大量白银,到中国贩买生丝、绸缎、茶 叶、瓷器等特产”。1716年,到广州的法国船6只,英国船2只,“俱系载银来广置 货 ”。此时清朝对外贸易为顺差,且以产成品出口为主,说明当时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是有 竞争力的,经济还不算落后的。清时中国科学技术是落后的,但并非全面的落后。清朝用天 文 测量和大地三角测量两种先进科学的方法测绘的地图,在当时世界上是最精确的地图。中国 在清代普遍使用的种痘预防天花的免疫法,17世纪至18世纪相继传入日本、俄国和欧 洲后,才开始为各国所使用。


?我们再来看看几位著名外国学者和专家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历史评价和议论。近代 科学奠基人之一弗兰西斯?培根说,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这三种东西已改变了世界的面 貌。第一种在文学上,第二种在战争上,第三种在航海上。由此又引起了无数变化。这种变 化如此之大,以至于没有一个帝国,没有一个宗教教派,没有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能比这 三种科学发明在人类的事业中产生更大的力量和影响。”马克思说:“火药、指南针和印刷 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土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 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说来变成了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 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没有中国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的发明,没有中国 这三大发明的传入欧洲,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世界新航路的发现至少要晚上百年。 英国东方学者赫德森说,在欧洲已经开始对中国侵略的18世纪时,“欧洲各国还没有能力 占领东方工业品市场。相反,拥有工业品的却是中国”。在论及从古代至18世纪末中国与 欧洲之间的相互影响时,赫德森认为中国给予欧洲的影响要比它接受欧洲的大得多。当代美 国东方学者费正清也认为,直至一个半世纪前,中国在西方的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要比西方 在中国的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大得多。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逊说“甚至到近代的1 820年,中国的贸易额占全球贸易总额的比例尚高达29%”。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信夫清 三 郎认为,在17世纪至18世纪前半期,“中国不仅对于日本,就是对当时的欧洲来看,也 是一个先进国家,它与其说是吸收外来文化,不如说是向外输出文化”。信夫清三郎还说: “ 在可由数字说明问题的贸易方面,当时的中国也显然超过欧洲”,从16世纪至18世纪 ,中 国与欧洲进行贸易的一贯特征是“欧洲只能用银子买进中国生产的生丝、绸缎、陶瓷器和漆 器等工业品;欧洲却拿不出什么工业品向中国出口”。


?综上通过对安格斯?麦迪逊教授的统计表分析,《中国通史》等对中国秦汉以来历代经济 发展的科学技术水平的有关记载,以及几位世界精英人物对中国历史作用的评论,可见 在 以往的2000年中,中国是执世界经济强国之牛耳时间最长的国家。从公元零年到130 0年,中国是世界经济实力最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1300年到1500年 ,中国是世界经济实力最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1500年到1800年 ,中 国是世界经济实力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中等的国家;1800年以后,准确地说是19世 纪中后期以后,中国逐渐变成经济落后的国家。




http://www.jl.xinhua.org/main/dongyajinji/topic06-03.htm



如果yy兄认真看完,不知道是不是还是固执的坚持自己的大明经济和人口最优论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4-5-12 12:14:04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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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说一句,如果就资料的权威性,以上引自新华网。

作者简介

高 勤 吉林省长春市人,生于1949年9月。吉林大学经济系毕业。现为吉林省劳动保障厅调研员。曾著《以史料镜》、《东北亚及图们江地区发展趋势》,参编《中国政府公务百科全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政策法规全书》和《中国企业依法管理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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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通过对安格斯?麦迪逊教授的统计表分析,《中国通史》等对中国秦汉以来历代经济 发展的科学技术水平的有关记载,以及几位世界精英人物对中国历史作用的评论,可见 在 以往的2000年中,中国是执世界经济强国之牛耳时间最长的国家。从公元零年到130 0年,中国是世界经济实力最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1300年到1500年 ,中国是世界经济实力最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1500年到1800年 ,中 国是世界经济实力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中等的国家;1800年以后,准确地说是19世 纪中后期以后,中国逐渐变成经济落后的国家。

再看看yy兄的理论――

我在宋朝与明朝孰强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也大抵如此。我们只有寻找到一个合适的参照物,所进行的比较才可能是稍具说服力的。(而事实上,争辩这个问题并没有什么绝对的标准可讲)。首先,我们无法否认的一点是人类社会的综合实力总 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时代的前进而不断提升的。这上意义上来说,拿前面的朝代与后面的朝代进行纵向地对比,是一个十分无聊地举措。假如还能比出后面朝代不如前面的朝代,这恐怕不只是做出一个发现那么简单,而是颠覆了历史的规律,开创了一个崭新的理论了。

所以,我一开始就放弃了把前后的朝代进行纵向比较的可能。而如果一定要对哪个朝代更强讲一点看法的话,只能以那朝代当时在世界上的大环境里的综合实力来做一番横向地比较。恐怕这样来衡量哪个强哪个弱会稍稍科学一点。

不知道打自己嘴巴的滋味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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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再说我提出的gdp概念,yy兄是学商科的,应该知道gdp与国家税收之间的关系吧

宋元战争的结局意味着什么? 

所以请看以下资料:,“弱宋”二字似乎是把这个统治中国大部或半部300多年之久的朝代给盖棺定了论。的确,按中国传统对王朝的评价标准来看宋朝也确实挺丢人的。首先,要有强大的中央集权――这一点宋朝似乎还过得去;其次,要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西域还不够,顶好是把莫斯科也弄来――这方面宋朝就差劲了,南宋偏安一隅就不必提了,诸如“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之类的讽刺诗句大把的有,就是北宋,真正把东部的国境线推到长城一线的时间也不过是一瞬间而已,西北就更不用说;最后就是要扬国威于域外――“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最好是每年封一次狼居胥。天可汗算什么?要宇宙可汗才爽――这宋朝就更加糟糕了,什么长驱漠北,直捣黄龙就别提了,连自己都保不住,每年不断的送钱,叫叔叫伯的还老是挨揍。两个皇帝作了俘虏,两次在大陆上待不住要跑到海上去――这些都堪称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光辉事迹。

但是,如果我们改变一下自己的视角,试试按另一种标准来看待历史,不是只看王侯将相的 “千秋功绩”,而是看看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也许情况就会大不相同。


有一个数字是很引人注目的――宋朝年财政收入最高曾达到16000万贯文,北宋中后期的一般年份也可达8000-9000万贯文,即使是失去了半壁江山的南宋,财政收入也高达10000万贯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我们用其他的数字比较一下就知道了。明隆庆5年(1571)国家岁入白银250万两。张居正改革之后的万历28年(1600),岁入400万两(虽然张居正死后人亡政息,但相对在财政上的改革被破坏得较少,而且此时距张去世仅十几年,估计这个数目比张居正当国时期的岁入也少不到哪里去)。明末天下大乱,在后金和农民起义的两面夹击下,明政府先后增加了辽饷,剿饷和练饷的征收,即著名的“三饷加派”,结果弄得民怨沸腾,烽烟四起。那么这种为时人评为“饮鸩止渴”的做法为国家带来了多少收入呢?大概每年1000万两左右。也就是说此时明朝一年的财政总收入大约是1500万两白银左右。如果我们认为银钱的一般兑换率为1两白银=1贯铜钱的话,那么此时明朝的财政收入仅仅是北宋的不到 1/10,南宋的不到1/6,尽管这已经是南宋灭亡的300多年之后,尽管明朝的国土要远远大于宋朝。清朝的财政状况比明朝要好一些,国家初定的顺治7年(1650)岁入1485万两。咸丰年间(1850前后),岁入约为3000-4000万两。数量仍然远远小于600年前的宋朝,而此时中国的人口已经超过3亿,估计为宋朝人口的2-3倍以上。直到清朝末年,国家岁入才达到了宋朝的水平。(由于兑换率折色率等方面原因,可能会对宋朝的岁入有所高估,但即使如此,宋朝的岁入远远大于其他任何一个封建王朝依然是一个无疑的事实)


宋朝的财政收入如此之巨大,是不是意味着人民的负担也极其巨大呢?当然,从人均财政收入上来看肯定是这样。但是,要知道,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个没有爆发过全国性的农民起义的大型王朝之一。仅有的几次较大规模的起义,如李顺王小波起义,宋江起义,方腊起义,钟相杨幺起义等都不曾超过一省的范围。有这样良好记录的另一个朝代是西晋,而西晋之所以能够如此,恐怕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它的寿命实在太短了,根本来不及爆发起义。

可见,宋代的老百姓生活的并不坏。我们之所以认为宋代老百姓苦不堪言,恐怕很大程度上是受“水浒传”的影响。姑且不提这里面虚构的成分,其实就是从“水浒传”里来看,那些被逼上梁山的好汉落草的主要原因或者是受人迫害,或者是犯了罪,或者是被擒被骗上梁山的,真正没有饭吃,活不下去上梁山的极少。


那么那庞大的财政收入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看一下下面一组数字就知道了。熙宁10年(10 77)北 嗡 赋总收入共7070万贯,其中农业的两税2162万贯,占30%,工商税4911万贯(这个数字究竟有多大,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明朝著名的 泼曰实 明神宗(万历)以“矿税”的名目,用杀鸡取卵的方式压榨工商业者,8年间总共搜刮到了200万两白银,不足宋朝的一个零头),占70%。这个数字说明,构成国家财政收入主体的,已经不再是农业,而是工商业了,农业社会已经在开始向工业社会 那 迈进了。宋朝获得庞大的财政收入并不是靠加重对农民的剥削,而是国民经济飞速发展,工商业极度繁荣,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结果。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对大量小自耕农直接征收农业税一向是国家统治的基础,像宋朝这样的情况实在是绝无仅有,直到清朝末年,工商业收入才再一次超过了农业税。


由于大量独立的小自耕农不再是国家生存的根本,宋朝得以采取了与其他王朝迥然不同的土地政策――“不抑兼并”。数千年来,中国传统上一向将土地兼并视作国家大害,千方百计加以抑制。以至于形成了这样一个循环――朝代开国时重新分配土地,造就出数百万个小自耕农;经过上百年日积月累,土地向少数人手中集中,国家丧失税源,一些失去土地的农民挺而走险;大规模农民起义爆发,政府崩溃,新王朝建立,重新分配土地。这种做法完全是一种自然经济的产物,它固然可以保证大多数农民都能有一些土地耕种,但另一方面,这种做法也限制了分工,限制了集约经济的发展,限制了工商业的兴起,将中国社会牢牢的捆在自然经济之中。而且,这并不能完全阻止土地集中的趋势,必须每隔一段时间就重新分配一次土地,而每一次对土地的重新分配几乎都要伴随着大规模的战争与破坏。


宋朝的做法却使它得以成功的跳出了这一循环。一方面不抑兼并,使土地能够集约化的经营,并腾出大量剩余劳动力(据估算,当时不足1%的人口占有了全国土地的70%,而每年进入流通市场的土地占全国总面积的20%);另一方面成功的发展了工商业,不仅仅吸收了大量农村劳动力(仅信州铅山的一个铜铅矿就常雇有十余万矿工,日夜开采),更重要的是促进了社会经济,生产力的飞速提高。这不禁让人联想起英国产业革命初期“羊吃人”的现象,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是何等相似,不同的只是宋朝的规模要比英国大许多倍,时间比英国早几百年,而人民因此受到的苦难比英国少得多。


与此同时,政府对于突如其来的灾害或战乱导致的阶级矛盾激化还有一个应急措施――大量募兵。由于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长期坚持募兵制的王朝。宋军官兵一般都有着不错的待遇,以至于在其他朝代常常成为阶级矛盾的导火索的招兵,在宋朝竟成了阶级矛盾的释放阀。每当一个地方出事,百姓难以生存的时候,政府就在那里大量募兵,“每募一人,朝廷即多一兵,而山野则少一贼”,这也正是宋朝农民起义较少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这种做法的一个后遗症就是“冗兵”。庆历年间宋军总人数竟然达到了125万之巨,考虑到当时的人口充其量也就是1亿人左右,这实在是一个天文数字。要命的是这125万人全是雇佣兵,因此军费也就屡创奇迹。仁宗宝元年间仅陕西一地,和平时期军费2000万贯,战时3300万贯!庞大的军费和其他开支使得宋朝的财政开支也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就连那样庞大的财政收入有时都会有入不敷出的问题,以至于被一些学者非常讽刺的称为“积贫”。但是,我们要看到,这样的支出其实并不完全是“军费开支”,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转移支付或者社会保障的性质,是政府在为国家由农业社会转向工商业社会付出代价。而这种以赤字经济的手段来保障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方法也颇有些现代味道。假如我是一个专门搜寻“中国的世界第一”的人的话,我甚至可能说宋朝在世界上第一个采取了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当然,我不是)这虽然好象只是一个小小的玩笑,但认为王安石是世界上第一个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人的却决不只我一个,也决不只是在开玩笑。


这样做的结果是,宋朝的经济,尤其是第二,第三产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在“水浒传”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禁军的中级军官就可以拿出1000贯钱去买一把刀(林冲买刀),而在“三言二拍”或者“聊斋志异”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百金”在当时就已经是一户中人之产了。在中学课本里我们曾经读到一位北宋大臣抱怨世风奢靡时说:现在的农夫走卒居然也穿上了丝制的鞋子。难怪有的西方学者说当时一位欧洲君主的生活水平还比不上东京汴梁一个看城门的士兵。当来自当时西方最繁华的城市威尼斯的商人马可波罗来到仅仅是吸收了很少一点宋人文明的元朝大都城时,竟然感到眼花缭乱,宛如身处人间天堂。(对马可波罗的存在以及他是否来过中国还有争议,但是世人所公认的是“ 马可波罗游记”描写的确实是当时欧洲商人接触到中国文明之后的见闻感受)


如果说那些描述还不够具体的话,我们还可以看一下下面这些事实:


宋朝时世界上第一次出现了纸币和银行信用。


宋朝时四大发明的三项被发明或是开始得到广泛使用。其中,活字印刷术是宋代发明,雕版印刷术在宋代始大量应用(已知最早的印刷品是中晚唐的“金刚经”卷子);火药和火器在宋代开始大规模使用(第一次在战争中使用火药的记载是在晚唐);指南针在宋代开始大量装备远洋船舶。


宋朝第一次出现了工匠传统和哲学传统合流的迹象(“梦溪笔谈”),在西方,这是近代科学大发展的先声。


宋朝拥有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帆船舰队和商船队,频繁远航至阿拉伯,东非,印度,东南亚和东亚的日本与朝鲜。


宋朝十万户以上的城市由唐代的十余个增加到40个,汴京和临安继长安,洛阳和南京之后成为世界上第4,第5个超过百万人口的城市。


宋朝“汴都数百万户,尽仰石炭,无一家燃薪者”


宋神宗时全国年铸币506万贯,而唐朝极盛的玄宗朝年铸币32万贯。


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每年商税收入达1975万贯,宋朝商税甚轻,住税3%,行税2%,如以平均2.5%计,则一年纳税商品额即达80000万贯,平均每人8贯以上。


南宋绍兴末年(1162),仅广州,泉州,两浙三个市舶司关税收入即达200万贯,宋朝仅对进口商品征收7%-10%的关税,也就是说每年仅从上面三个市舶司进口的纳税货物即达2000-300 0万贯,这样估计南宋人均进出口额当在1贯以上,甚至可能达到2贯或更多。


在经济和社会大发展的同时,宋朝的政局总的来说也比较清明。既没有宦官和外戚专权,后妃干政,也没有地方势力的割据。在“不以言论杀人”的传统下,文化得到了长足发展,那些因为“忤旨”或者被打击排斥的人们,最多也就是流放岭南,真的没有人因此被处死。

我们可以大胆的说,宋朝实际上正处于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前夜。如果说,中国历史上真的曾经有过发展出资本主义的时机的话,那么我认为那一定是“清明上河图”中所描绘的世界,而不是苏州桥上那几个等着雇主的机工。


可是,这刚刚萌生的嫩芽,这一切,都被北方刮来的寒风吹得无影无踪!


蒙古人的破坏力是极其惊人的。前面我们对这一点已经有所描述,这里再看几个数字。


金全盛时(1207)有户768万,元灭金时(1235)仅得户87万,短短28年间在籍户数下降了8 9%!南宋嘉定16年(1223)有户1267万,元灭宋时得户937万,也陡减26%,这还没有包括此后元军与南宋残余势力作战3年的杀戮。这减少的上千万户,几千万人口固然有一些是逃亡了,但大部分还是死在蒙古骑兵的屠刀之下。


坚决不肯同化,试图用治理草原大漠的方式来统治中国的蒙古贵族立刻就使宋朝社会向市场经济资本主义迈进的步伐曳然而止。近百年后,虽然汉族起义者又夺回了国家政权,但朱元璋却错误的吸取了王安石改革失败的教训,大开历史的倒车,将中国社会重新送回到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之中去,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英国人的战舰开进珠江口。


当然,如果宋元战争是另一个结局的话,中国是不是就真的能发展到资本主义,谁也不敢断言。就像没有人知道萨拉米海战如果波斯人胜利会怎么样,勒潘多海战如果土耳其人胜利会怎么样一样,也没有人知道崖山海战宋人胜利会怎么样。但是,我们知道的是:宋朝时的中国社会是中国几千年封建史中最繁荣,发达,最有希望的一段,我们想要摆脱“寄托”的困扰,让传说中的中文托福成为现实的唯一的希望就在那里。然而,正如大家所熟知的,这希望早就随着那轮血红的残阳一起陨落到崖山背后去了。所以在这里空发感慨也没有什么用,充其量也就是增加一点大家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真正想做点什么有用的东西的话,还是让我们奋发努力,争取让百年之后的后人不要再发这样的感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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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说一下看书的问题(也许是题外话了)。我想,以yy兄之自负,想必对我说的“回去多看看历史书”耿耿于怀。但是,若不是相信yy兄有一定的历史修养,我也决不会长篇大论的和yy兄理论了。现在如果我说我看了多少多少的书,yy兄想必也是不信的。所以说说我对于看书的理解吧。

晕,有急事,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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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禁忌的归途在2004-5-12 12:07:42的发言:
宋、元时期(公元960年至1368年)。

?宋朝建于公元960年,止于1279年。宋时经济和科学技术都比唐朝有发展和提高, 特别是商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11世纪末,宋朝人口约5100万,世界人口约3.1亿 , 宋朝占世界人口的16?5%;国内生产总值约255亿美元,占世界约1426亿美元的 18%。?明清时期(公元1368年至1911年)


?明朝建于1368年,止于1644年。1393年,明朝人口是6054万,相当于世 界约3.5亿人的17.3%;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560美元,属世界较高水平;国内生 产 总值339亿元,相当于世界约1785亿美元的19%。明朝末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 值与世界同为600美元,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高于世界的历史结束。


?明朝前期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仍然居世界前列。航海能力是国家强弱的重要标志,自中世 纪以来,海上航行强国,基本上都是世界是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 。明初期郑和率领世界上最庞大最先进的船队7次下西洋,证明明朝初期之中国,仍然是世 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如果yy兄认真看完,不知道是不是还是固执的坚持自己的大明经济和人口最优论



我已经笑得喘不过气来了。不知道禁忌先生引用这文章是不是为了证明我的观点。怎么看,明的人口和经济总量怎么都在宋之上呀!

我的横向比较论到这时候大放异彩。

禁忌先生居然还叫我认真看完,奇怪呀,不知道禁忌先生自己是不是认真看完了?或是怕我的论据不够有说服力特意帮我忙?好人呀。

而且我认真看了禁忌先生的转帖发现他依然在坚持什么“宋萌芽”一类的老套。我已经很清楚地说过了,这是还没定论的事情,你找得资料再多也只能证明这问题的争议性之大。拿争论中的事情来做例证恐怕有些牵强吧?

自古寂寞谁如我
以下是引用禁忌的归途在2004-5-12 11:33:35的发言:


我也引了一大段东西来证明宋萌芽论。如果愿意,甚至更多,我只是不希望我们之间变成搜索引擎之争了。我相信yy兄不会有耐心看完,连自己所引的也不会有耐心看完,因为这都不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在这一点上,各个学者都只能说是一家之言,而我们采信不同而已,所以,我不想讨论这个问题了。


还有希望yy兄认真看完我的发言,也看看自己以前的发言,我向来没说宋是最强大的,而且军事和政治体制方面我好象很早以前就说过了吧?我只是说它的经济文化是除唐以外最发达而已。至于人口问题,我说过,我除了看那些人口报表之外,我也说过为什么宋人口数会偏低。这个我还是不想大段大段引用数据,因为之前我说过我数据的出处了。如果yy兄有兴趣,也可以去看看。不辨不明嘛。



我再次面对禁忌先生的发言再想想我上面的那封帖子。忽然发现天下间有趣的事情有过于此吗?

禁忌先生不断趾高气扬地教训我,我到是不停地接受着。可禁忌先生如果当真很认真负责地看完所有的帖子(包括他自己发的)还有这样的言论。那不知是该为禁忌先生的奇特才华惊叹呢?还是该为禁忌先生的脸皮厚度叫绝。

自古寂寞谁如我
以下是引用禁忌的归途在2004-5-12 11:49:03的发言:

”傅宗文估计11世纪后期(1068―1085年)江南人口最多时,总数约为600万[1]。“――――希望yy自己看看这个数据吧,这个可不是增长率最快论。而且这个也是yy兄自己引用的数据,我只是信手拈来而已。而且yy兄引用的是从南宋到明的数据吧?


当然,如果yy兄认为11世纪后期是属于明朝的话,那我也无话可说了。


这句话好笑,对于禁忌先生昨天挑我引用的帖子的毛病。我在今天早上专门用帖子论述过了。


关于禁忌先生批评看来我要接受了。人家禁忌先生不是在说全国人口,是在评价江南人口呢。


我怎么写这种垃圾呢?再此我对自己的不负责的行为向禁忌先生郑重道歉。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4-5-12 16:39:15编辑过]

自古寂寞谁如我
以下是引用禁忌的归途在2004-5-12 11:49:03的发言:

还有yy兄的一些论断,比如说”甚至于中国有信史以来真正在世界上能处于绝对霸主地位的仅有明中叶时期。“ 我就觉得那些外国人真是太不知好歹了,居然没认识到我们朱大癞子及其后裔的威力,怎么没把我们中国人称为明人,而称为汉人和唐人。


还有国土论,纵向比较论,文化论,怎么yy兄一个也不提了?看来真是练就一副避重就轻,四两拨千斤之功啊。


看到这里我忽然又要对禁忌先生道歉了。原来他不是完全地视而不见,而是施展了另一独门绝技解体大法,生生把我的句子给砍了头。在下文化不高,写个把烂句子是在所难免的。不过无论如何都想不通,禁忌先生看到“某些学者认为”这样的措辞居然会激动到差点操了外国人的祖宗。


有或者外国人真不是玩意,不但对明的强大不承认,甚至没好好尊称一声“宋人”,靠,我也要骂了。


紧接着,禁忌先生突然又给我戴起高帽子。说我会什么四两拨千斤的功夫。真是汗颜呀。原来以为事情要一件件地讲清楚,却不知道不搞一锅端是内家功夫。只是禁忌先生在教训我有关宋的经济强大时突然提到了其他方面。不由引得我的小人之心大动,以为禁忌先生总算看到我有几分可取,要和我学学那什么四两拨千斤的好功夫。

自古寂寞谁如我
以下是引用禁忌的归途在2004-5-12 11:49:03的发言:

至于yy兄所引金庸的言论,我想,他在浙大招不到研究生,也说明大家也明白做学问和写武侠小说是有区别的。


这个问题真叫我哭笑不得。禁忌先生显然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鹿鼎记 中几个将军评论马匹优劣,有个人说:兄弟在关外养了一批千里马,个个日行千里,夜走八百,只是没带来。这段话和禁忌先生说宋朝流行不报户口,有1000万的黑户有异曲同工之妙。

可惜禁忌先生明显不欣赏,不过我还是不明白我幽你一默和金先生的学术水平有什么关系呢?

自古寂寞谁如我
以下是引用禁忌的归途在2004-5-12 12:18:04的发言:

再看看yy兄的理论――略


不知道打自己嘴巴的滋味如何?


我很奇怪禁忌先生的理念,他引用了一段别人的论断来驳斥我的观点,和我大量引用别人的论述来驳斥禁忌先生的观点似乎是一样的性质。就是要动手打对方的嘴巴。是不是打上了姑且不论。禁忌先生居然莫名其妙地得意起来。

这次我恳切地请禁忌先生看看我上面的帖子,你费心引用地文章恰恰证明了我的观点。自己引用的东西在驳斥自己的观点,不知道禁忌先生认不认为在打自己嘴巴。

我似乎有点明白了,禁忌先生那句话是对自己发问的。在给自己来一个惊天动地的大嘴巴之前还能如此扪心自问,佩服呀,惊叹呀。

自古寂寞谁如我
以下是引用禁忌的归途在2004-5-12 12:06:03的发言:

?在中国北宋时期的公元1000年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中国为最高,仍然是450美 元,西欧下降为400美元,西方下降为406美元,日本是425美元,世界平均值下降 到420美元。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西欧的1.13倍,西方的1.11倍,世界的 1.07倍。


?在中国明朝中期的公元1500年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中国是600美元,已低于 西欧的670美元,西方的624美元,但仍比世界的545美元、北美的400美元、日 本的525美元高。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当于西欧的0.9倍、西方的0.96倍、 世界的1.1倍。


禁忌先生引用了这一段文字我不知道他的用意何在。从这里明显可以看出明朝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宋高许多。禁忌先生用尽力气也不能证明宋比明人口多很多,那显而易见地。明朝的GDP总量比宋当然要高很多。承禁忌先生提醒叫我注意GDP。不才大学没毕业,拿不到学位只混了个结业,不过这简单的数字我还是可以理解的。


看来禁忌先生费心引用这文章的另一个原因是为了证明我的横向论。毕竟宋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07倍,而明是1.1倍。


莫非禁忌先生又要给自己来一个大嘴巴,您千万下手可轻点。


今天我好闲,都不用自己找资料了。

自古寂寞谁如我
以下是引用禁忌的归途在2004-5-12 12:22:20的发言:

然后再说我提出的gdp概念,yy兄是学商科的,应该知道gdp与国家税收之间的关系吧



有一个数字是很引人注目的――宋朝年财政收入最高曾达到16000万贯文,北宋中后期的一般年份也可达8000-9000万贯文,即使是失去了半壁江山的南宋,财政收入也高达10000万贯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我们用其他的数字比较一下就知道了。明隆庆5年(1571)国家岁入白银250万两。张居正改革之后的万历28年(1600),岁入400万两(虽然张居正死后人亡政息,但相对在财政上的改革被破坏得较少,而且此时距张去世仅十几年,估计这个数目比张居正当国时期的岁入也少不到哪里去)。明末天下大乱,在后金和农民起义的两面夹击下,明政府先后增加了辽饷,剿饷和练饷的征收,即著名的“三饷加派”,结果弄得民怨沸腾,烽烟四起。那么这种为时人评为“饮鸩止渴”的做法为国家带来了多少收入呢?大概每年1000万两左右。也就是说此时明朝一年的财政总收入大约是1500万两白银左右。如果我们认为银钱的一般兑换率为1两白银=1贯铜钱的话,那么此时明朝的财政收入仅仅是北宋的不到 1/10,南宋的不到1/6,尽管这已经是南宋灭亡的300多年之后,尽管明朝的国土要远远大于宋朝。清朝的财政状况比明朝要好一些,国家初定的顺治7年(1650)岁入1485万两。咸丰年间(1850前后),岁入约为3000-4000万两。数量仍然远远小于600年前的宋朝,而此时中国的人口已经超过3亿,估计为宋朝人口的2-3倍以上。直到清朝末年,国家岁入才达到了宋朝的水平。(由于兑换率折色率等方面原因,可能会对宋朝的岁入有所高估,但即使如此,宋朝的岁入远远大于其他任何一个封建王朝依然是一个无疑的事实)


以下是引用禁忌的归途在2004-5-12 12:06:03的发言:

?安格斯?麦迪逊教授在1999年1月11日的《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人类 在1820年前都很贫穷》一文。文中所列世界及中国、西方、西欧、北美等在公元元年、 1000年、1500年、1820年和1995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表(按1990年 美元计算)如下:



由麦迪逊教授的统计表可知,在中国西汉末期的公元零年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中国与 西欧为最高,同是450美元,西方是439美元,北美是400美元,日本是425 美元,世界平均为425美元。


?在中国北宋时期的公元1000年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中国为最高,仍然是450美 元,西欧下降为400美元,西方下降为406美元,日本是425美元,世界平均值下降 到420美元。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西欧的1.13倍,西方的1.11倍,世界的 1.07倍。


?在中国明朝中期的公元1500年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中国是600美元,已低于 西欧的670美元,西方的624美元,但仍比世界的545美元、北美的400美元、日 本的525美元高。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当于西欧的0.9倍、西方的0.96倍、 世界的1.1倍。


这是禁忌先生今天引用的两段文章。对比一下不难看出,如果上面的文章正确,那么明朝的GDP是北宋的1/10或南宋的1/6,而明朝的人均大概是宋的1.33倍。综合来看,那么,北宋的人口应该是明的7-8倍吧,而禁忌先生引用的另一篇文章里提到明的人口大概是6000万人,那么我们马上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原来我国宋朝时的人口有4.2亿-4.8亿。吓人呀,难怪禁忌先生那么推崇宋朝,几亿的人口压过来,你还不死!?


可我们知道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禁忌先生引用的文章一定有一个是错误的。至于错误的是哪个呢?我当然没资格说,哈哈。


禁忌先生是理工科的学士,肚子里的学问自然大得很。这一点从他为了驳斥我而不惜自降身份去使用收索引擎找来的这些文章就可以看出。

自古寂寞谁如我
以下是引用禁忌的归途在2004-5-12 11:14:57的发言:

表1 泸州草市镇分布(南宋中期)
































县份


户数



村庄



草市



市均聚落数



市均户数



泸州



22480



71



37



2.9



607



合江



12370



48



18



3.7



687



江安



11986



186



12



16.5



998



呵,南宋的时候就这叫这样了吧,好象是现在的地名吧。江安现在已经是属于宜宾市的了。我最讨厌去江安哈,弯道特多,精神不好就晕车。

头痛啊。。。

你们俩个要怎么样才肯结束啊?

我觉得没什么意思了,又见天涯呢?

以前觉得天涯兄博古通今的,现在发觉禁忌的归途又显山露水了,这里能人还真多!

我是马甲我怕谁。。。。。。

好精彩啊,lions好象在一次省级高校间的辩论会决赛上拿过一次最佳辩手!不知道有没有记错!

禁忌是啥来头,我不晓得!他自己来说说!

又见天涯可能死了,不知道能不能找到他!

[出卖]什么时候又来了?哪天叫[收买]也来逛逛!

[表情02][表情02]
帖子图片
你看不到的疯狂,糜烂了我每一个细胞!
哈哈,出卖是谁的马甲呢,我一直不太肯定,现在嘛,嘿嘿,连地名都说出来了。
自古寂寞谁如我
呵呵!厉害啊!~
帖子图片
你看不到的疯狂,糜烂了我每一个细胞!

首先,我们无法否认的一点是人类社会的综合实力总 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时代的前进而不断提升的。这上意义上来说,拿前面的朝代与后面的朝代进行纵向地对比,是一个十分无聊地举措。假如还能比出后面朝代不如前面的朝代,这恐怕不只是做出一个发现那么简单,而是颠覆了历史的规律,开创了一个崭新的理论了。――而现在yy兄却不断拿前后朝对比,不是打自己嘴巴是什么?


而如果一定要对哪个朝代更强讲一点看法的话,只能以那朝代当时在世界上的大环境里的综合实力来做一番横向地比较。――而我所引的就明显说明明朝在当时世界的地位比以前中国各代下降了。


关于yy兄引用的我当然知道是江南人口,可是连yy兄也承认当时经济南移了,而北方向来是战乱之地,人口大幅度减少,而且这个数据也是yy兄所引,我想yy兄提醒我该明白江南人口的意义 ,现在跟我说那只是江南人口,我就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还有关于引用资料的问题,我在引用之前就说过,我只是引用来给yy兄看的,我引用的目的就是不想再那样争吵下去了,那些资料的相悖,正是说明,在网上,什么样的资料什么样的论点都有。而yy兄当然是厉害万分,都是引用和自己观点相同的论文。自然,我就相信yy兄所引的就代表本身的论点,所以我才相信“有信史以来,明是中国最发达的朝代”乃是代表着yy兄自己的观点。


外国人既没有称我们是宋人也没有称我们是明人,只能说明明或者宋从来不是中国最强大的王朝。


其实我们到了后来就完全脱离我的本意,我们只是战而不是论,我之前说的是论,后来yy兄又开了个贴。引用李敖的话,说他如何引用资料,可是他是战,在和不同的人战斗,而且那些人并非没有意见,凤凰台的李敖有话讲我也看过好几期,他的有些论点根本就是讨好中共,你去台湾的一些论坛就可以看到那些人对他的意见,而非yy兄说的没有意见,李敖的书我也看过不少,以前骆驼问过我北京法源寺怎样,我说不太好,作为小说来说。他的杂文好,我很是佩服。但是现在的李敖跟以前不是一个人了,他已经是娱乐明星了。所以我想这是不一样的。说实话我根本没认真看我现在所引的资料,因为这个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因为那些都超出了我的学识范围和兴趣范围。


事实是我们的论点都有漏洞,并且不断被找出来。然后对自己的漏洞避而不见,攻击别人漏洞,毕竟我们都不是专业研究者。


昨天说到读书的问题,以前高中时,我和几个喜欢历史的朋友,总喜欢互相提问,谁不懂了,就翻书,查资料然后就结束。而作为业余的爱好者,对于所读到的历史书籍,一般总是挑自己兴趣的记住,比方说我说明朝各位皇帝作为,或者提出的那些事情那些人,甚至刚开始说的人口问题,(我说三千万时也是看了那些对宋人口研究的文章后提出的,而不是只看数据表,然后说供参考)也是以前看过的。有你要问我是哪本书看的,我也未必记得,但是我知道有这么回事,有些东西,在google查起来不是那么方面,但不是说没有。自然有时候记忆里会有漏洞。但总是有个东西在脑袋里面。而我不知道yy兄在引用那些资料之前,是否真的知道那些事情,(至少在引用资料之前yy对于人口似乎没有多少研究)或者说只是需要用了,用google搜索一下。当然,如果yy兄真看了自己引用过的资料,知识方面也应当大有长进了。


昨天我就想我也那么大段引用资料yy兄一定说我自相矛盾了,可是yy兄似乎对我不引任何资料的做派很是不屑啊,而且说欢迎我引来给yy兄看,所以特为引给yy兄看。我只是想说明,如果我想,我也可以找出巨量文字说明我的论点。但是我从来就没想过做一个google学者,在网络上无所不知,现实中却无所知。所以到后来我说不想吵了,我本是希望以论为乐趣,以求知为目的。现在,无论如何,已经超出我所希望的范围了,所以我不想说了。毕竟,以前在学校了,还是知道yy兄大名的。


最后想说一点的是yy兄也别给我戴什么高帽了,别老是顾着反驳我的观点,我倒是想听听yy兄自己(不是网上所搜索的)对于自己提出的国土论还有文化论(特别是文化方面的看法,以前素来知道yy的古文底子,而且这个也是我所兴趣的)有什么看法,毕竟,破而不立不能达到辩而求知的目的。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4-5-13 14:15:24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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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出卖]在2004-5-12 23:40:53的发言:


呵,南宋的时候就这叫这样了吧,好象是现在的地名吧。江安现在已经是属于宜宾市的了。我最讨厌去江安哈,弯道特多,精神不好就晕车。

头痛啊。。。

你们俩个要怎么样才肯结束啊?

我觉得没什么意思了,又见天涯呢?

以前觉得天涯兄博古通今的,现在发觉禁忌的归途又显山露水了,这里能人还真多!



唉,记不记得王家卫的《东邪西毒》里的一段情景(大概情景)


西毒:”慕容燕?慕容焉?“


慕容燕不答,大笑而去。


然后是西毒自白:后来,谁也没有见过慕容燕或者慕容焉,其实,不管慕容燕或者慕容焉是藏在一颗受伤的心后面的同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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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说得太白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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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禁忌的归途在2004-5-13 11:33:52的发言:



唉,记不记得王家卫的《东邪西毒》里的一段情景(大概情景)


西毒:”慕容燕?慕容焉?“


慕容燕不答,大笑而去。


然后是西毒自白:后来,谁也没有见过慕容燕或者慕容焉,其实,不管慕容燕或者慕容焉是藏在一颗受伤的心后面的同一个人。




这这这,难道是,马甲,又见马甲!


[表情01]

禁忌归途又回帖了,这次奇怪了。首先他不提昨天的自打嘴巴行为,而又在那里说什么别人自打嘴巴了。言语之间俨然打了一个大胜战的得意态势。依稀间仿佛看到某人因为长过青春痘而显得不那么平整的脸上显露出那么不知羞耻的傻笑。
我们看看他说别人自打嘴巴的理由是什么呢?原来我提出横向比较科学一点。于是禁忌先生就当然地认为我开始比较宋和明的强弱就是自打嘴巴的行为了。而他引用那些比较性的数据原来是为了响应我的理论来横向比较的。可奇怪了,禁忌先生自己不是对我的横向比较论从一开始就不屑一顾的吗?不是就在前天禁忌先生还当心我的相对标准会变成没有标准吗?怎么到昨天他给我驳斥得体无完肤之后居然说我驳斥他举的例子就是自打嘴巴了?
天下间奇怪的事情有过于此吗?禁忌先生为了打击我的理论引用了不少东西一方面驳斥我一方面为自己张目。我没回复他的时候,他俨然自得不可一世之态显露无疑。言语之间大有舍我其谁之态。浑然不觉得批驳别人的观点有什么不好。可突然间,在他无力招架之时就开口说批驳他的人不对了。这不是只许你放火不让我点灯吗?
难到说你为了证明你那不知所谓的观点引用了一些不知所云的东西,别人就只能一再陈述自己的观点而不能对你批驳吗?天下有这样的道理吗?
紧接着,禁忌先生话锋一转,又开始说他引用的例子如何地有力,如何地能证明他的观点。可笑呀,昨天他引用的东西经我一加分析之后,不知道哪里还能证明什么。且不说从中间可以看出明朝的地位在当时的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更何况那些文章的论据本身就有许多矛盾之处。禁忌先生用这种虚弱无力自相矛盾的东西来证明他的观点,居然最后依然面有得色,才真不知道叫人说些什么才好。
曾几何时,禁忌先生根本是不屑用什么材料的。洋洋洒洒动以千言,只要老子开口就好,尔等岂论得什么真假。可是他错了,世界上的事情向来不是你说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的。可随着我引用的材料给他沉重打击之后,他突然也引用起来,甚至忘记了自己才教训过别人多用自己的想法。而且在他长篇累椟地引用完之后,还居然说别人未必有耐心看,还未必会认真去看。可他又错了。我偏偏就有耐心看,也偏偏认真地看。结果在我对他错漏百出不知所云的论据中找出一大对毛病之时。禁忌先生又不引用别人的文章了。居然说他就是引用来给我看的。还居然说他引用这些是证明什么论点都有。
在我叫他找点证据出来时,他连篇累椟地引用,全不提什么不同观点。还加上什么资料权威性之类的按语。可在他发现自己引用的东西完全不能证明自己的观点之后,他又来了一个180度的转弯,说他引用的东西和证明他的观点是无关的。好笑呀,一个人永远是对的,这话在今天有了活生生的例子。
紧接着,禁忌先生忽然不提我们讨论得或争论的话题了,话锋一转讲起李敖来了。昨天我提到了李敖,可稍微有点中文功底的人都知道,我讲得是引用材料所应该有的谨慎和认真的态度。我提到他,应该是非常欣赏他考据的能力吧。禁忌先生全然不提自己昨天被批驳得惨痛,将脸一转,施施然地讨论起李敖来了。喷了不少口水后,居然还说“说实话我根本没认真看我现在所引的资料,因为这个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因为那些都超出了我的学识范围和兴趣范围。”好一个没任何意义呀,这就是那个接连几天一会儿骂别人自以为是一会儿说谁自打嘴巴的禁忌先生的本意吗?
如果说禁忌先生真得以为那些超出了他的学识范围和兴趣范围,他会那么投入地和争论不休吗?恐怕他是说不出什么自以为是一类的话,也端不起那种居高临下的架子吧。如果说现在是我的论据给禁忌先生批驳得体无完肤,禁忌先生会宽容地就此打住说什么对他没意义之类的话吗?恐怕他是一定要追杀到底的,一定要再教训教训我的吧!
“有你要问我是哪本书看的,我也未必记得,但是我知道有这么回事,有些东西,在google查起来不是那么方面,但不是说没有。自然有时候记忆里会有漏洞。但总是有个东西在脑袋里面。而我不知道yy兄在引用那些资料之前,是否真的知道那些事情,(至少在引用资料之前yy对于人口似乎没有多少研究)或者说只是需要用了,用google搜索一下。当然,如果yy兄真看了自己引用过的资料,知识方面也应当大有长进了。”
禁忌先生还是不肯承认失败得,他最多肯承认我的GOOGLE用得比他好。而且还提出要置疑我是不是事先就知道这些,是不是好好看过自己引用的东西之类的。可笑呀,一个人如果到了不肯正是自己的不足甚至拼命置疑别人的长处的时候,有什么可以值得评价得呢?
这个时候,恐怕我事先知不知道不重要,是禁忌先生你自己该知道自己有许多不知道更为重要吧。真正有性格有学识的人,不只是把明太祖和毛泽东用侮辱性的称呼叫叫就可以的。
我是自知浅薄的,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一看看我的文章,里面在后来有争议的重大问题上一般都用一种待定的探讨性的口吻。而禁忌先生呢?通篇都是不容置疑的语气。别人稍稍不同意他的意见,他就要给你扣上什么自以为是的帽子。
可事实是如何呢?我先说人口有没超过3000万,宋的人口是不是比明多必须要探讨,禁忌先生是不同意的,结果呢,禁忌先生现在只能不停强调他以前用户做单位,又什么江南人口宋多一类的话了。可笑,每户起码3-5个人,禁忌先生当初是想说中国清以前没超过1亿人吗?以禁忌先生这样自视极高的人,会提这么愚蠢的论点吗?
然后,又是有关资本主义萌芽论。我又是一开始就说这问题和郑和是不是从马尾出发一样是有争议的,而这问题之所以会成为问题是中国特色的产物。禁忌先生不是太健忘得话应该记得自己对此是不屑一顾的,甚至叫我开口之前多看看资本历史书。可后来的结果恰恰证明了我是对的。必须再好好看看书的是禁忌先生。
最后,禁忌先生又抛出了了GDP理论。引用了一大堆东西出来,全不象他自己说得那样什么看都没看过,没意义之类的。甚至于还要强调他引用的东西的权威性。可是其结果又证明了他根本连该引用什么和引用的是什么都不清楚。
这样看来是谁现学现卖呢?又是谁是那种“在网络上无所不知,现实中却无所知。”的人呢?其实就是有了网络以禁忌先生这几天表现出来的水平他仍是所知甚少的。可偏偏是这么一个所知甚少的人,居然又还在置疑别人的知识,怀疑他人的能力,甚至谁都知道明了的情况下,依然要指教我要看看自己引用的文章在知识方面会有长进。
全然不顾自己的丑态百出还有闲暇指点别人。禁忌先生的脸皮和好为人师的态度不得叫我拍案叫绝呀。其实你这样的人并不少见。无非是有点小聪明就自以为了不起,这本来没什么。可处处不自量力地要指点别人就已经不好了。在明知自己的缺陷的情况下依然故我地端架子就更没什么可取之处了。在辩论不过的情况下,保留颜面的撤退本无可厚非。可狼狈逃窜的时候居然还要反咬人一口。从中我只能看出你不肯承认缺点的怯懦,不惜抹杀他人来抬高自己的虚伪,和你骨子里透出来的自以为是。
讲到这里我是觉得可悲的,我原来以为是遇到了一个坦荡的对手可以有一次酣畅淋漓的交锋。可惜呀可惜。早知道明珠暗投,我又何必对牛弹琴呢?
我是不想继续了,不是说这问题没有可讨论的余地了。只是实在不愿意和禁忌这样渊博的人讨论了。
想来禁忌看了这帖子后还是要回的,虽然他自己说不继续了。(我依然要怀疑如果现在是他的局面压倒性优势他会不会不继续下去)
可我是不会继续了。无论禁忌归途贴什么我都不回了。无论他冷嘲热讽也好,指点我的缺陷也罢。我都不会在回应他了。
YYLIONS说的话一向是算数的。
自古寂寞谁如我

聪明如lions,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再不收口就。。。

我就会B4你了!

是啊,大家不要伤了和气啊,没准下次聚会就会碰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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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y先生如此说,我就不得不回了,不管yy先生看不看。


禁忌归途又回帖了,这次奇怪了。首先他不提昨天的自打嘴巴行为,而又在那里说什么别人自打嘴巴了。言语之间俨然打了一个大胜战的得意态势。依稀间仿佛看到某人因为长过青春痘而显得不那么平整的脸上显露出那么不知羞耻的傻笑。
我们看看他说别人自打嘴巴的理由是什么呢?原来我提出横向比较科学一点。于是禁忌先生就当然地认为我开始比较宋和明的强弱就是自打嘴巴的行为了。而他引用那些比较性的数据原来是为了响应我的理论来横向比较的。可奇怪了,禁忌先生自己不是对我的横向比较论从一开始就不屑一顾的吗?不是就在前天禁忌先生还当心我的相对标准会变成没有标准吗?怎么到昨天他给我驳斥得体无完肤之后居然说我驳斥他举的例子就是自打嘴巴了?


我真不知道yy先生有没有认真看过我说的话,我一点都不知道我什么时候露出了胜利者的得意的嘴脸,反倒是yy先生总是一副教训的口吻和我说话。这两天的帖子,yy先生大可认真看看。我最后说的是”事实是我们的论点都有漏洞,并且不断被找出来。然后对自己的漏洞避而不见,攻击别人漏洞,毕竟我们都不是专业研究者。“在yy先生那里居然成了”俨然打了一个大胜战的得意态势“,那我就无话可说了。而这里我又不免把前面yy先生的言论翻出来,希望yy先生在笑得喘不过气之前注意一下自己说过的话:――


而如果一定要对哪个朝代更强讲一点看法的话,只能以那朝代当时在世界上的大环境里的综合实力来做一番横向地比较。


我所引那篇论文里的结论是:可见 在 以往的2000年中,中国是执世界经济强国之牛耳时间最长的国家。从公元零年到130 0年,中国是世界经济实力最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1300年到1500年 ,中国是世界经济实力最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1500年到1800年 ,中 国是世界经济实力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中等的国家;1800年以后,准确地说是19世 纪中后期以后,中国逐渐变成经济落后的国家。


而yy先生此时却只看到我引的论文里有这样的话:


宋朝建于公元960年,止于1279年。宋时经济和科学技术都比唐朝有发展和提高, 特别是商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11世纪末,宋朝人口约5100万,世界人口约3.1亿 , 宋朝占世界人口的16?5%;国内生产总值约255亿美元,占世界约1426亿美元的 18%。?明清时期(公元1368年至1911年)


?明朝建于1368年,止于1644年。1393年,明朝人口是6054万,相当于世 界约3.5亿人的17.3%;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560美元,属世界较高水平;国内生 产 总值339亿元,相当于世界约1785亿美元的19%。明朝末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 值与世界同为600美元,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高于世界的历史结束。


便飘飘然起来,如同掌握制敌的秘密武器,俨然扮演起捍卫我的观点的角色了,因为我之前说的是经济总量最大,yy先生就说:怎么看,明的人口和经济总量怎么都在宋之上呀!


完全忘记自己之前还有一个相对地位论。


而yy先生似乎对我的疑问从未做过任何回答。然后不断寻找我话里的漏洞,而且我也承认过我的话里有漏洞,不知道yy先生是不是只能看到对他有利的观点呢。我们就yy兄这个帖子的论点来看――


”这上意义上来说,拿前面的朝代与后面的朝代进行纵向地对比,是一个十分无聊地举措。“――我就不知道yy先生的意思了,因为yy先生之前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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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说你的看法吗,呵,你说得太有道理了,我不说了。


“莫非yy先生为了和我这等不流的小子辩论,不惜自降身份,自打嘴巴。那我真是受宠若惊了。


再看yy先生的另一段奇怪言论:


天下间奇怪的事情有过于此吗?禁忌先生为了打击我的理论引用了不少东西一方面驳斥我一方面为自己张目。我没回复他的时候,他俨然自得不可一世之态显露无疑。言语之间大有舍我其谁之态。浑然不觉得批驳别人的观点有什么不好。可突然间,在他无力招架之时就开口说批驳他的人不对了。这不是只许你放火不让我点灯吗?到说你为了证明你那不知所谓的观点引用了一些不知所云的东西,别人就只能一再陈述自己的观点而不能对你批驳吗?天下有这样的道理吗?


紧接着,禁忌先生话锋一转,又开始说他引用的例子如何地有力,如何地能证明他的观点。可笑呀,昨天他引用的东西经我一加分析之后,不知道哪里还能证明什么。且不说从中间可以看出明朝的地位在当时的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更何况那些文章的论据本身就有许多矛盾之处。禁忌先生用这种虚弱无力自相矛盾的东西来证明他的观点,居然最后依然面有得色,才真不知道叫人说些什么才好。
曾几何时,禁忌先生根本是不屑用什么材料的。洋洋洒洒动以千言,只要老子开口就好,尔等岂论得什么真假。可是他错了,世界上的事情向来不是你说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的。可随着我引用的材料给他沉重打击之后,他突然也引用起来,甚至忘记了自己才教训过别人多用自己的想法。而且在他长篇累椟地引用完之后,还居然说别人未必有耐心看,还未必会认真去看。可他又错了。我偏偏就有耐心看,也偏偏认真地看。结果在我对他错漏百出不知所云的论据中找出一大对毛病之时。禁忌先生又不引用别人的文章了。居然说他就是引用来给我看的。还居然说他引用这些是证明什么论点都有。


对于引用资料的问题,不知道yy先生是视而不见呢,还是真没看到,但是我还是要把我的话提出来给yy先生看看:


我虽然不是学文的,可是我知道,作文科的研究,几乎没有如此整篇整篇引用别人论文的。一般而言,为了增强自己文章的说服性,一般是引用一些论断或数据。(当然在后面会有注明)最后自己的出结论或总结表格。如是做论文。如yy兄这样,说:你看我引用了那么多数据,你算一下就知道如何如何了。你以为如此态度是科学态度吗?你以为别人有耐心看完?


现在到了yy先生嘴里我居然成了不屑引用任何资料的意思了,而且我也说过:”


还有关于引用资料的问题,我在引用之前就说过,我只是引用来给yy兄看的,我引用的目的就是不想再那样争吵下去了,那些资料的相悖,正是说明,在网上,什么样的资料什么样的论点都有。而yy兄当然是厉害万分,都是引用和自己观点相同的论文。自然,我就相信yy兄所引的就代表本身的论点,所以我才相信“有信史以来,明是中国最发达的朝代”乃是代表着yy兄自己的观点。


似乎从来就没说那是什么以“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自己观点”,我一直以为引用资料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不知道yy先生如何看?当然,对此,我是不敢怀疑yy先生的智商的,只是恨自己太渺小了,总是提这样让人不屑回答的问题。


如果说禁忌先生真得以为那些超出了他的学识范围和兴趣范围,他会那么投入地和争论不休吗?――关于这句话,我想在yy先生大肆引用google并且抛出一篇又一篇的论文,之后,我就做过明确回答了。――我不希望我们的讨论变成google之争。对于李敖,我只是对yy先生提出来的”被他批的人也没有意见“有感的。并且我也不是可以唾面自干之人。


至于对历史人物,有自己的喜好和取舍,这应该是任何人都会有的态度,当然,象yy先生如此总是代表正义,别人的观点与他不同自然是侮辱伟人了。


还有就是yy兄当然可以完全忽视我所提出来的疑问:


关于yy兄引用的我当然知道是江南人口,可是连yy兄也承认当时经济南移了,而北方向来是战乱之地,人口大幅度减少,而且这个数据也是yy兄所引,我想yy兄提醒我该明白江南人口的意义 ,现在跟我说那只是江南人口,我就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外国人既没有称我们是宋人也没有称我们是明人,只能说明明或者宋从来不是中国最强大的王朝。


而且我只是说了”大宋是除唐以外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国家,yy先生居然就可以认为我的意思是实力最强,并且在我对比了宋明军事以及政治制度之后(奇怪的是这些他居然没有提出要我使用google找到论文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或许只是因为这些话符合他的想法的吧,从中我还可以学到一点就是:当别人的想法和你一样时你就可以不用求证,而不一样时你就可以有权要求对方使用google来证明自己观点),说我又抛出了选择最强论。说实话,到现在我都没有想通我怎么就如此得罪yy先生了,让他如此费心计把某些东西强加在我身上并且加以攻击。


而且他还可以闭口不提自己所提出来的文化论(更奇怪的是我本来说的就是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比较,我提到文化论时,居然被yy先生视为“话题一转”),国土论,对我提出来的文化论国土论自然也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不知道是不是还没在google了找到与自己观点相匹配的论文呢?


这样的修养自然是令我万分敬佩的。


再看看yy先生的另一些话:


全然不顾自己的丑态百出还有闲暇指点别人。禁忌先生的脸皮和好为人师的态度不得叫我拍案叫绝呀。其实你这样的人并不少见。无非是有点小聪明就自以为了不起,这本来没什么。可处处不自量力地要指点别人就已经不好了。在明知自己的缺陷的情况下依然故我地端架子就更没什么可取之处了。在辩论不过的情况下,保留颜面的撤退本无可厚非。可狼狈逃窜的时候居然还要反咬人一口。从中我只能看出你不肯承认缺点的怯懦,不惜抹杀他人来抬高自己的虚伪,和你骨子里透出来的自以为是。
讲到这里我是觉得可悲的,我原来以为是遇到了一个坦荡的对手可以有一次酣畅淋漓的交锋。可惜呀可惜。早知道明珠暗投,我又何必对牛弹琴呢?


我想对于历史,我说过我的看法,还有人口和经济问题,我想我上面的态度――”在google查起来不是那么方面,但不是说没有。自然有时候记忆里会有漏洞。“――是不会令yy先生满意的。但是我也请yy先生扪心自问,之前是否真的对人口论经济论有研究,想完之后再说自己之前看过几本历史书也来得及,好歹我之前也看过关于这方面的论文。只是我突然想到yy先生对我提出的那几个人名:大宋的须眉其实不少,从太祖定天下的那拨人,到后来的文有赵普范质王安石司马光包拯李纲寇准………………,武有杨家将,岳家军,韩氏夫妇,宗老将军,曹彬……………… 是否能叫出他们的名字呢?当然在网上他自然是可以很得心应手泰然自若的使用google寻找,(并且自己知不知道是完全“不重要的”,在他眼里,这些哪里是历史呢?)然后得出结论。因为如果知道,我想他还会有有这样的观点:


大哥,宋朝有几个真须眉呀,大片大片的国土都丢了。。――是令我汗颜不已的。最后,当然,对于这些人他大可以完全忽视不计,因为那些人居然生在了他不喜欢的宋朝,并且使用google时不容易搜到。 唉,真是生不逢时啊。


我是不想继续了,不是说这问题没有可讨论的余地了。只是实在不愿意和禁忌这样渊博的人讨论了。
可我是不会继续了。无论禁忌归途贴什么我都不回了。无论他冷嘲热讽也好,指点我的缺陷也罢。我都不会在回应他了。
YYLIONS说的话一向是算数的。


当然yy先生还是可以对我从一开始就提出来的疑问忽略不计,也可以认为自己处于”依然要怀疑如果现在是他的局面压倒性优势他会不会不继续下去“并且还可以继续忽视我所说的”但是我从来就没想过做一个google学者,在网络上无所不知,现实中却无所知。所以到后来我说不想吵了,我本是希望以论为乐趣,以求知为目的。现在,无论如何,已经超出我所希望的范围了“以及我说的论的目的是”辩而求明“――这或许也是yy先生认为的自以为的胜利者的姿态吧?并且可以继续以一副啊Q精神来继续自己做一个google学者的梦想了。


甚至还可以完全忽视我一而再的请他对文化方面提出自己看法。并且做出一副”而又在那里说什么别人自打嘴巴了。言语之间俨然打了一个大胜战的得意态势。依稀间仿佛看到某人因为长过青春痘而显得不那么平整的脸上显露出那么不知羞耻的傻笑。“――哦,不好意思,又提到yy先生说过的经典话语了。


让我们再看一段yy先生的言论


想来禁忌看了这帖子后还是要回的,虽然他自己说不继续了。(我依然要怀疑如果现在是他的局面压倒性优势他会不会不继续下去)


之前说我是一副“俨然打了一个大胜战的得意态势” 现在又说我是“我依然要怀疑如果现在是他的局面压倒性优势他会不会不继续下去” 不知道是我逻辑有问题还是yy先生逻辑有问题。我到现在也不知道该是做出一副“俨然打了一个大胜战的得意态势”还是做出一副如他所说的因为没有“局面压倒性优势”而认输的垂头丧气的样子。


这些,也许向来是yy先生最擅长的辨术。而我乃不知好歹,学识浅薄之人,当然是yy兄不屑再与之辩论的。只是我突然想起一个故事――一个小孩向邻居家的院子丢了块砖头,砸到人之后溜之大吉,再说我和不你计较了,无论你如何骂我,我都不会还嘴的,我说话算数。


哈哈,对于yy兄的胸襟,我只能说是佩服万分了。


最后说一下我突然想起来的以前一件事情(以前出于对yy先生的尊敬,对于yy先生发的帖子我总是要看的,因为总是有内容的嘛,)并且联想到yy以前说过只贴原创。在此我也不论yy先生转的帖子也不论yy先生说的“说话算数”论。只是请yy先生看看以前的一个旧帖子:


2003-6-14 23:04:38发在一纸空文里的





[外部图片:查看原链接] 无题(原创)
贺新郎?回应孤独兄及五毒先生
挽单身如歌
常在诗酒中消磨,自谓情多
豪气每随年月去,剩得棱角几何
惟有梦中热血
不需顾忌开口笑,平日里无奈细雕琢
收青眼,枚衔嘴

忽如一夜天飘雪
只剩得零零落落,几行陈迹
人生不过三五事,耗费几多心血
半亩地来牛一头
诗情画意东流水,数风流不知从何说
也罢了,几时休


----------------------------------------------
自古寂寞谁如我


被某人称为――













[外部图片:查看原链接] 抄袭也不要这样明显嘛~[外部图片:查看原链接][外部图片:查看原链接][外部图片:查看原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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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别人的如此恶毒的攻击居然没有任何回应,其学识为人以及胸襟,真是又要令我大大佩服了一番。


看来,我真是输得彻头彻尾,心服口服了。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4-5-14 16:37:26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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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彬衣在2004-5-13 16:31:46的发言:

聪明如lions,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再不收口就。。。


我就会B4你了!



就算B4我,我也要说,我绝不是如韩信一样可以受“跨下之辱”之人,也不是如楼师德一样可以受“唾面自干”之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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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说话者只要把话说明白了就可以了。那里需要进行如此等等伤和气的话呢?

观点不一样,能接受就一起探讨。不能接受说说也就罢了。并且不要在文字上与对方较劲,毕竟文字之外,以及文字的组织是与个人驾奴文字的能力有关。很多时候与见解有出入。

能说总是让人钦佩的。特别是历史问题。不管,说的怎么样。

在历史问题的争论上,不是大家都看过的那几本历史书就够的。能够这样争论、探讨。可以说明很多问题了。

只是,你们在言辞上都用得不够大气了。有点带人身攻击的味道。我向来不喜欢这样的方式交流。

很佩服你们的学识。。。。。。。。。。。。。

“因为理解所以慈悲”
建议骆驼把这个帖子。封了。。。。。
“因为理解所以慈悲”

我同意偶尔的想法,争论到此为止!

下次争论的时候不能再这样,有伤和气!

再也不要引一大段的东西,看了头晕啊!

要继续争论,请换一种态度另开一帖,随时欢迎!

什么也不要再追究了,给小可一个面子,呵呵!

此帖继续置顶一段时间,有空的时候大家权当历史教科书看看吧!

[表情02]封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