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马尔克斯与《百年孤独》(哥)
加西亚-马尔克斯用他的故事创造了一个他自己的世界，这是一个微观世界。在其喧嚣纷乱、令人困惑但却令人信服的确定的现实中，它反映了一个大陆及其人们的财富与贫困。--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
加西亚-马尔克斯常常谈起童年的记忆对他文学生涯的重要性，尤其是外祖父母给他讲的家庭历史、传说和阿拉卡塔卡的神奇故事。他在成群的姨妈和祖姨妈中长大，她们大都是
讲故事的能手，富于非凡的记忆和想像力，也相信预言和迷信。加西亚-马尔克斯与他的外祖父马尔克斯上校关系最为亲密，后者曾参加过自由党与保守党之间那场直到1902年才结束的灾难性内战。外祖父的许多战争故事都溶进了他后来的小说中，这些故事交织着对阿拉卡塔卡地区香蕉公司兴衰的回忆，以及外祖父母的家庭旧事。那些难以置信的事情在他们讲来是如此绘声绘色、天衣无缝，以至于那语调与故事内容本身一样迷人。?
加西亚-马尔克斯虽然是一个法学专业学生，却是诗歌的贪婪的读者，但有一晚他读了弗朗兹-卡夫卡的《变形记》(1915)后说：“突然之间，我发现在我的中学课本那些理性的、学究气十足的范例之外，文学还存在着多少种别的可能性。”加西亚-马尔克斯说，他写第一个短篇小说就是从那时，即1947年开始的。他最初写的一些小说发表在波哥大报纸《观察家报》上。
1948年，加西亚-马尔克斯移居卡塔赫纳继续攻读法律，并为《宇宙报》写稿。1950年，他到达巴兰基雅，在那里任《先驱报》记者，并常与一批文学青年相聚，如饥似渴地阅读和讨论文学。他们探讨欧洲和北美文学。加西亚-马尔克斯说，福克纳、弗吉尼亚-沃尔夫、约翰-多斯-帕索斯、欧内斯特-海明威、约瑟夫?康拉德和安东尼-德-圣埃克絮佩里的作品使他深受影响。?
1954年，加西亚?马尔克斯重返波哥大，担任《观察家报》记者。他的第一部长篇《枯枝败叶》于1955年发表。同年，短篇小说《星期六后的一天》获得波哥大作家艺术家协会授予的奖金。1955年7月，他作为《观察家报》的通讯记者前往日内瓦，不久那家报纸被哥伦比亚政府查封，于是他被困在欧洲。在罗马作短暂停留之后，他以后3年的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巴黎，在那里创作了《恶时辰》和《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他还游历了东欧国家和前苏联并写下了游记。?
1958年，马尔克斯与他久已相爱的情人梅尔塞德斯结婚，她以文学形象出现在他的许多作品中，他们在委内瑞拉的加勒加斯定居，在那里为《时光》杂志工作。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时，马尔克斯与大多数拉美知识分子一样为之欢呼。后来，从1959年到1961年，他分别在波哥大、古巴和纽约为古巴通讯社“拉丁社”工作。1965年以前他再没有写过小说，但写过电影脚本，他还仔细研究了别的一些作家的作品，特别是胡安?鲁尔福的《佩德罗?帕拉莫》(1955)，他曾说，自己从中学到了许多写作技巧。?
马尔克斯不断地思索着怎样根据他童年的记忆构思成一个完整的故事。他说，1965年，突然“有一天，梅尔塞德斯和我带着孩子们驾车前往阿卡布尔科时，它像闪电一样掠过我的脑际。我决定像外祖母给我讲她的故事那样叙述我的故事。我要从那天下午，那个小男孩被祖父领着去参观冰块时写起。”他立刻掉转车头，返回墨西哥城。此后的一年半时间里，他足不出户，埋头写作《百年孤独》。此书出版后立即被誉为本世纪伟大的小说。它赢得多种文学奖，很快成为几十种语言的畅销书，它使马尔克斯获得了承认和荣誉。
?《百年孤独》是一部极其丰富的、多层次的小说，它可以有多重解释。它是一部关于霍塞-阿卡狄奥-布恩狄亚几代子孙的家庭编年史；它描写了一个象征着马尔克斯故乡阿拉卡塔卡的小镇马孔多的时代变迁；同时也是哥伦比亚、拉丁美洲和现代世界一个世纪以来风云变幻的神话般的历史。
从更深远的意义上说，它是西方文明的一个总结，从它的源头古希腊神话、荷马史诗、《创世纪》中的创世神话开始，带着对蒙昧状态的伊甸园和净土世界那种质朴和纯洁的深深的怀念。读者从作品中读到，这部编年史是一个吉卜赛智者用梵文写的手稿，只有布恩狄亚家族的最后一个男人才能译解，并且只有在每一个读者单独读它时，才能理解它的含义。这是一个充满神奇与狂欢的故事，是这个世界和它的困境、迷信的一面镜子。但它也是一个充满虚构的世界，吸引每一个读者步入令人浮想联翩的幻境。《百年孤独》也反映和评价了哥伦比亚和拉丁美洲被西班牙征服以来的社会历史事件。19世纪自由党人与保守党人之间的战争和20世纪不断重演的暴力事件得到了生动的描绘；它还详细地记述了外国香蕉公司的发展与剥削导致的破坏与骚乱(有1928年果品联合公司的罢工为依据)。?
1967年，《百年孤独》出版后，加西亚?马尔克斯得以全力投身写作，并为他心目中的重要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大声疾呼。1972年，他的又一部非凡的短篇小说集《一个难以置信的悲惨故事――纯真的埃伦蒂拉和残忍的祖母》出版。1975年，他又发表了《家长的没落》，这是一部关于一个独裁者的长篇小说，马尔克斯花了很长时间才写完它。
70年代，加西亚?马尔克斯仍活跃于新闻界，支持人权运动，谴责迫害和独裁。1974年，他开始在哥伦比亚主编出版政治性刊物《抉择》，旨在为讨论和促进积极的社会改革提供论坛。他出版了早期的新闻作品集，包括一次海难事件的系列报道《水兵贝拉斯利历险记》(1978)。1977年，他发表了一篇论述古巴在非洲的作用的文章――《卡洛塔行动计划》。1981年，《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发表，写的是一件发生在哥伦比亚一个小镇的多线索的、神秘的凶杀案。1985年，《霍乱时期的爱情》发表，它被加西亚-马尔克斯称为“一个老式的幸福的爱情故事”。1986年，他的报告文学《里丁智利历险记》第一版被智利政府在圣地亚哥公开销毁，不过这一事件保证了它后来几版的畅销。小说描述一个流亡国外的著名导演，秘密地回到他的祖国智利，拍摄一部皮诺切特政府统治下的人民的生活纪录片的经历。?
无论是他的报告文学还是《霍乱时期的爱情》――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都显示出加西亚?马尔克斯仍然具有超凡的才能。随着诺贝尔文学奖而来的是一系列的社会义务和公众对他所有著作重新产生的兴趣。他早期的文章和短篇小说的许多版本问世了，他的主要长篇小说的销售量之大，打破了拉丁美洲出版史的纪录。现在拉丁美洲有许多著名的多产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仍然是最杰出者之一。
《百年孤独》一直被认为是本世纪最重要的小说之一。读者常常称赞瑞典文学院，是他们独具慧眼，发现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对拉丁美洲的远见卓识，而这种远见卓识永远有着重要意义。
http://www.sina.com.cn 2001/10/10 11:47
南海出版公司《大师经典》
1971：聂鲁达与《情诗-哀诗-赞诗》
尽管聂鲁达在乡村的隔绝状态中长大，但特穆科的学校环境卓有成效地培育了他的诗歌才华。那里的教师们(其中的加布里埃?拉?米?斯特拉尔后来于1945年成为拉美国家第一位诺贝尔桂冠诗人)向聂鲁达传授了现代文学的重要知识。聂鲁达过早成熟，受到很大的激励。1919年在全国文学竞赛中荣获地区奖。第二年，他确定使用笔名巴勃罗?聂鲁达，以此向捷克诗人詹?聂鲁达表示敬意。
1921年，他定居圣地亚哥，学习法语，从此以后，就积极参与圣地亚哥的文学活动。他在20年代初期的诗作依赖于比他早一代的西班牙现代派。这些作品中强烈的情欲部分地源自于本世纪初包括米斯特拉尔在内的女诗人。但是，他所出版的第一部主要著作《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1924)的坦率而渴望功名的人物形象在他以后的作品中无疑就是聂鲁达的声音。?
到20年代中期，聂鲁达已成为智利诗坛的中心人物，但作为远航者的生活还尚未开始。他在东方过着一种孤独的、远离尘嚣的生活。在亚洲之行前夕，他在圣地亚哥出版了《无限的人性试炼》(1926)。在这部确确实实存在但几乎无人问津的试验性的书中，饱经磨练的主观主义已经十分明显；他在东方的生活又进一步滋养了这种主观主义。
在东方，他最终完成了《大地的居所》(1933，1935，1947)三卷中的第一卷。这三卷书可能是他最深刻、最具独创性的作品。书中独一无二的语言、连续的明喻、梦幻般的暗喻和急迫的半口语、半正式的韵律，随着每首诗对个人经历和表达的痛苦领域里的探索，也似乎自发地发展着。?
30年代中期，在马德里的西班牙诗人把聂鲁达作为他们之中受人尊敬的成员来欢迎。正是通过和革命诗人拉斐尔?阿尔韦特的交往，聂鲁达才开始重新确定行动主义和政治诗的方向。西班牙内战的爆发证实了他的诺言。在《大地的居所》第三卷，他宣布“世界变了，我的诗也变了”。在前两卷书中，对于时间和孤独的摧残，他是一个主观的目击者。现在，他的视线集中到与时事更为密切相关的事件上，例如西班牙的内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
《诗歌总集》是对拉美自然奇观的赞美，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对历史的改写。正是通过这部不朽的著作，聂鲁达充分展露了政治诗才。聂鲁达被称为若干部诗作、而不是单首诗的诗人。在评论家恩尼库?马里奥?桑蒂的文章里，《诗歌总集》被称为聂鲁达模仿《圣经》的书中之书。
《马楚?比楚高峰》是全书15章中最杰出和最有代表性的一章。这一章融合了政治讽刺(通过勾起对400年前在山顶修建因卡城时死去的工人的回忆来含蓄地比喻现代对劳动的剥削)和自然的富有风采的描写，是聂鲁达从与世隔绝的人生观向与人民保持团结一致转变的抒情性重述，这种转变似乎是通过他对马楚?比楚的访问和他的诗歌所推出的自然和历史所产生的内在的解构来完成的。并非《诗歌总集》的所有章节都达到了同样复杂的水平，但正是这部雄心勃勃、富于变化的书使聂鲁达被国际社会誉为拉美国家和人民的代言人。?
直到生命的终结，他很多作品都是政治的暗示或直接的陈述，但大量的作品集中在爱情、自然和个人经历的事件上。到50年代，他才详细说明他的作品调谐中的多方位和有特色的语言。1952年他完成了《船长的诗》(1972)，这是一部由马蒂尔德?乌鲁蒂亚激发起灵感的爱情诗集，为了尊重仍是他妻子的迪莉亚?德拉?卡里尔，开始时只是匿名出版。50年代末期，在和乌鲁蒂亚关系确定以后，聂鲁达出版了《爱情十四行诗一百首》(1959)。?
1953年，聂鲁达获斯大林奖。他的政治色彩明显表现在《葡萄和风》(1954)中。这部诗集包括党的路线诗的单调练习，也包括一些发自灵感的简短诗行。这种简短诗行后来成为他喜爱的形式。它在《元素之歌》(1954)中被认为是完美的形式。每一首诗奉献给自然或社会的一种元素，每首诗都有奇观、想像力的观察、幽默、讽刺或者这一切的混合体。?
1958年，聂鲁达抛开了斯大林时期对社会主义艺术的专制，在《遐想集》(1958)中以发言人的身份宣布他要再次关注与个人有关的事情，这一意图在后来很多书中得到了贯彻。在他去世后出版的自传体散文集《回忆录》(1974)，其中大部分于1962年在巴西《十字架》报上连载。这是他写作的一个基本源泉。他的回忆诗、浓缩的生活，在绵长的《黑岛纪事》(1964)中可以发现。曼努埃尔?杜兰和马尔盖雷?桑弗罗称《黑岛纪事》是他“60多岁时最重要的作品”。公开的自传诗也挤进其他大量作品中，赋予聂鲁达作为情人、战士、善享口福之人、自然的观察者和――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在1934年所评论的本质的聂鲁达――直觉的哲学家以诗的声音。他去世后出版的八卷诗集大部分都是抒发个人情感，其中很多诗歌表达了对死亡的期望。?
从表面上看，聂鲁达的自我在诗中无所不在，使一些评论家感到压抑――让?佛朗哥说，他的无所不在的出场“在某种程度上，使读者只起一个观察者的作用”――甚至使诗人自己也感到厌烦：??
我厌倦了/?对我自己可以接受的人/?我本来就会厌倦?/我一次次回来对自己讲演
1969年在一首题为《总是我》的诗中，讲话人这样说道。从任何方面来说，聂鲁达在实际生活中都是一位利己主义者，第一人称的诗歌常常威胁性地出现，并且在他的作品中占很大的比重，但同样真实的是，整部书(《大地的居所》前两卷)和很多具体的诗采用了地地道道的现代派手法，将文学的主观性呈现出来。?
由于聂鲁达认识到原子时代的危险，也为了与他大多数诗歌中预言的声音保持一致，在他晚年出版的两部书《世界末日》(1969)和《烧红的剑》(1970)，以及去世后出版的诗集《2000年》中，都把启示作为作品的主题。1973年智利民主的结束似乎是出于天意，聂鲁达则于同年去世，这是一个悲惨而具有讽刺意味的事件。1973年9月11日，聂鲁达正住在老家黑岛的一个渔村，突然广播和电视里传出了军事政变和他的朋友萨尔瓦尔?阿连德总统以身殉职的消息。
当时，聂鲁达正忙于他八部诗集的定稿，准备1974年在他70岁生日时出版。他的身体已经因癌症而日渐虚弱，又听到激烈的军事占领的消息，健康状况急转直下，不到两星期，便离开了人世。聂鲁达的八部书稿得以保全下来，并由多年与之交往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版商洛萨达出版。这是值得庆幸的事。因为聂鲁达的两处住所都被军队搜查过，他们迫不及待地想抹杀掉阿连德政权的文化象征。但是，军队的努力白费了：成千上万勇敢的智利人民参加了聂鲁达的葬礼，并把它变为反对新军人政权的第一次抗议活动。
聂鲁达一直是智利和拉美民主的象征，不完全因为他曾加入过共产党，更重要的是因为他杰出的政治诗和与阿连德政权的联系。在诺贝尔奖委员会授予文学奖以前，他的诗已经堪称经典，而且这种地位会一直保持下去。无论从口头上(他的许多诗被吟诵或改编成广为流传的歌曲)还是从拉美诗歌的新闻媒介来看，他的影响领域是广泛的。例如，很多60年代和70年代诗人朴实无华的诗的语言可以部分地追溯到聂鲁达对简单表达方式的回归。
http://www.sina.com.cn 2001/10/10 11:44
南海出版司《大师经典》
1968：川端康成与《雪国》(日)
川端康成简介(1899-1972)
日本现代文学大师。1924年毕业于东京大学，1948年至1965年间连任日本笔会会长，从1958年起任国际笔会副会长。
1968年以《雪国》一书因其“以敏锐的感受及高超的叙事技巧、表现了日本人的内心
精华”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日本人。也是第二位荣膺此奖的亚洲人。
川端一生中创作了大量的小说和散文，其中尤以《伊豆的舞女》、《千只鹤》、《睡美人》、《雪国》、《古都》等最富盛誉。他的作品在虚幻、哀愁和颓废的基调上，以病态、诗意、孤独、衰老、死亡来反映空虚的心理、细腻的感情和忧郁的生活，追求一种颓废的至美，达到一种空灵虚无的艺术至境。
1972年4月16日，这位追寻东方美的文学大师，在公寓以煤气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川端康成最初曾热衷于日本艺术品收藏，因为他立志要成为一名画家。从某些方面来说，川端康成从未放弃这一梦想，而是将它融进了文学创作之中。他的人物塑造讲求感官效果，甚至可以看出画家绘画的艺术痕迹。
川端康成后期作品中所注重的细节的细腻风格，在早期作品《十六岁的日记》(1925)中便初露端倪。这部自传叙述了作家的童年和外祖父的过世，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自传还显示出川端康成特有的冷漠气质，即他对周围的环境和人采取一种超然的、甚至冷酷的客观态度，一种没有感情的冷漠无谓的态度。这种气质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更加根深蒂固。?1922年，川端康成发表了一系列的短篇小说――实际上更接近于小品文――取名《手掌短篇小说》。
川端认为，这些他用来代替诗歌的简洁雅致的小品文，不能列入他的最优秀的作品。尽管如此，在战后的多产时期，他还是创作了多部出色的这类短篇小说，如《石榴》(1945)、《竹叶》(1950)和《仙人掌》(1963)。在这些小说中，作家通过情感深厚的语言，表达了他的主题与他的孤寂心态。故事虽然简短，却涉及到川端康成众多的主题，如爱情、死亡、美和纯真等。?
在30年代中期，川端康成是日本风靡全国的新感觉派的青年作家。新感觉派接受西方的未来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以及立体派等先锋派思想，进行了一系列的文学试验；他们认为，即使这些全是西方的东西，也应把它们融进日本文学之中。新感觉派成员大声疾呼，反对当时流行的马克思主义社会批评学说，并拒绝接受前辈人已经过时的自然主义思想。川端康成作为一位重要的评论家和理论家，以自己的文章《先锋派作家的新倾向》(1925)为新感觉派在理论上作出了贡献。在这篇文章中，川端着重指出了从风格到主题取新舍旧的必要性。他还强调感官感受的重要性――仅这一点就足以使他的作品――尤其是他鼎盛时期的作品――异军突起，出类拔萃。
?实际上，他的早期作品既不能称为现代，也不能说十分杰出。作品虽然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实验特征(例如意识流)，但似乎只是披上了西方思想的外衣。这些作品或者有西方背景，但内容是日本特有的现代主题；或者谈到一些新问题并展现一些西方式的新型人物，但其深层意识仍带有浓重的日本色彩。这本身并没有错，但置于奇异的环境或背景之中便显得有些不伦不类。这类作品包括《玫瑰魂》(1927)、《针，玻璃与雾》(1930)和《水晶幻想》(1931)。?
川端康成的新感觉派阶段非常短暂。他逐渐又回到传统中去，或者说回到了几种传统之中。在川端康成杰出的作品里，对大自然的迷恋使人想起平安时代(798―1184)的日本古典文学。他比佛教诗人更加有意识地把自然景物用于象征，正因为如此，他实际上可以说是象征主义者。除去早期新感觉派的修辞风格，对细节的审慎认真态度还使他成为一个自然主义作家。川端康成的象征主义和自然主义可以追溯到20世纪早期的日本小说家，这些作家在精神上深受19世纪中后期法国诗人和小说家的影响。?
说来也怪，川端康成第一部新感觉派阶段之后的作品，竟与前面提到的新感觉派文章同年发表，这或许是因为理论还没有付诸实践，但不论什么原因，川端康成的中篇小说《伊豆的舞女》(1926)与他成熟时期的作品有更多的共同点，而与那些按照现代派原则创作的作品相去甚远。《伊豆的舞女》中正值青春妙龄的主人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川端康成后期作品中的人物原型。川端康成是一个唯美主义作家，大自然的赞美者；他喜欢孤独，既渴望与人交往，又避之惟恐不及。那个贞洁的少年舞女，成为川端康成一生作品中洁白无瑕的象征和化身。
?小说《禽兽》(1933)与《伊豆的舞女》一样质朴动人，虽然简短但却比后者更加回味无穷。《禽兽》中的主人公是个孤独的单身汉，他发现与动物在一起比与人共处更加融洽，但他对动物的占有欲有其残酷与病态的一面，主人公之所以能与动物生活在一起，与其说是由于它们活着时的娇美，倒不如说是因为这些动物在死亡前后的怪态。?小说《雪国》发生在日本多雪的西部越后汤泽，以一个名叫叶子的姑娘之死亡为故事结尾。叶子是川端康成笔下若干少女中的另一个，也是纯洁无瑕的象征。在川端康成的大多数小说里，《雪国》是第一部先在杂志上连载后来才单独出版的作品。
小说最后定稿之前曾有几个不同的版本。它们的主要区别是结尾的不同。换句话说，当时川端康成决定不了如何收尾。事实上，川端康成的大部分作品好像都是在接近结局或没有结局的情况下收尾的。其中部分的原因是川端康成把生活看作一个无法预见结局的过程，他的小说形式和结构上更富于音乐感而不是建筑的立体感，更强调暂时性而不是空间感。?
川端康成曾尽力避开日本采取的战争行动，但祖国所遭到的灾难性失败仍使他心神不宁。他曾发誓将来只创作悲歌；的确，川端康成战后的小说总以某种方式哀叹逝去的生活。随着日本踏上西方化的进程，川端康成在作品中越来越清楚地表现出这一主题。
然而，这一主题与几乎总是萦绕在他心头的形而上学的抽象问题相比，还是显得无关紧要。川端康成创作中挽歌般的基调，最明显地表现在他对死亡的重新关注和强调。反映作者本人步入年迈时期的主人公，大都是年老的，尽管表面上身体还算健康，但已意识到死神在步步逼近；虽然死亡的阴影始终笼罩在川端康成的心头，但此时却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紧迫感。川端康成战后的作品充满了关于书中次要人物或外围人物死亡的各种故事、传言和轶事，充满了时间轮回和人不免一死的象征，也充满了关于死亡意义的梦幻、沉思与感想。?
川端康成战后杰出的作品是《千只鹤》，主人公是潇洒的男青年菊治。菊治虽然没有面临死亡的威胁，但却陷入故去的父亲为他安排好的世界；他想亲自去体验生活，但到头来只是再次印证了他已故父亲的淫威。菊治想与之结婚的女子，注定是不容侵犯的圣洁的化身。小说赖以构思的日本传统的茶道，糅进了无情的厄运与徒劳无益的思想。菊治父亲的情妇胸前的胎记，代表着可怕的耻辱，令人联想到不洁与死亡。?
《山之音》(1957)大概要算川端康成的代表作。主人公信吾是一个老朽的生意人，无时不为死亡的念头所困扰。随着老友故交一个个死去，也由于经历到年迈给他带来的脆弱和力不从心，他对周围世界又有了新的认识。虽然身体机能衰退，但他的思想却变得更加敏锐起来，也更清楚地意识到时间轮回的现实。在川端康成所有的作品中，《山之音》的象征无疑最为错综复杂。
在这部小说里，自然界的动植物和非生命体，一一都成了象征物。只要想到书名中的“山”和千年长寿的忘忧树种，人们就会觉得前者是死亡的预兆，后者代表了生命的不朽。从文体方面来讲，《山之音》也是他作品中最令人满意的一部。简洁的语言蕴含着丰富的内容。寥寥数句的段落有时只有一句话，但却表达出主人公的内心和外部世界的感受。川端康成的这种艺术手法，常常使人联想起日本传统的俳句诗。?
如上所述，川端康成战后的作品不论数量还是质量都是无与伦比的。这段时间比较重要的作品还有《棋圣》(1954)，它以作者曾报道过的一场重大的围棋比赛为素材：比赛的一方是老棋圣，代表传统与典雅；另一方是青年棋手，代表西方现代文明的影响。川端战后写的《湖泊》(1961)反映了他特有的思想境界，贯穿着他所熟悉的主题。
《湖泊》只有一点与其他作品大不相同：在其他作品中受到抑制甚至扼杀的冲动、激情和性欲，在这部小说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但是，另一部小说《睡美人》(1961)又回到了被压抑的世界，甚至连性欲也萎靡不振了；年轻貌美的女郎与失去性机能的垂暮老者睡在一起，只能引起老者对自己充满旺盛活力的青春岁月的回忆。
瑞典文学院在授奖辞中特别赞扬《古都》，这是一部描绘日本古老首都的小说，它以哀伤的笔调记录了西方对日本日趋深刻的影响。《美与悲哀》(1965)表达了川端康成一贯的信仰――美的东西同时也令人悲伤。美，一方面象征着永恒；另一方面，当它体现于某个具体事物时，又只能是昙花一现，不会永葆丽质。
http://www.sina.com.cn 2001/10/10 11:39
南海出版公司《大师经典》
1965：肖洛霍夫与《静静的顿河》
肖洛霍夫的文学生涯是由20世纪俄国历史上的革命、战争、内战和审查制度的特殊历史经历所决定的。他的文学创作素材反映了他对顿河地区的人民和乡间的热爱；他在青年时代既是非哥萨克人，又是一个在反布尔什维克的哥萨克社会里成长起来的、社会地位奇特的布尔什维克；他十几岁时在祖国和家乡动荡之中参与了军事和征粮行动，经历了种种残酷斗争；在斯大林时期，他同任何有地位的苏联人一样，怀有惶惶不可终日的感觉。他的创作把苏维埃早期形式主义作家所实践的华丽的散文风格、俄国现实主义小说(特别是列夫-托尔斯泰
和马科西姆?高尔基等人的创作手法)伟大传统中的史诗写作手法和顿河地区高度口语化的方言土语结合为一体，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
肖洛霍夫1924年发表的《胎记》是一篇带有突破性的短篇小说。这一短小精干的故事发生在内战时期的顿河地区，他的巨著《静静的顿河》的主题构思则始于次年。此时，肖洛霍夫的写作特征已明显形成，如对大自然的泼墨般描写和对处于交战双方的父亲杀死儿子的无情讽刺。1926年，肖洛霍夫出版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顿河的故事》，由顿河地区著名作家亚历山大?谢拉菲摩维奇为该书写序言。同年晚些时候，肖洛霍夫发表第二部短篇小说集《浅蓝的草原》(1926)。另外几部短篇小说集发表于1927年到1932年之间，其中最大的一部发表于1931年(1961年由以上选集中精选的短篇小说英译本《来自顿河的故事》出版)。这些短篇小说集因其对哥萨克人生活的表现、对语言的娴熟运用以及对自然景色的描写而受到普遍好评。但有些评论家怀疑它们是否属于“无产阶级文学”之列。这一激烈讨论的根源始于20年代末，是无产阶级作家和形式主义作家之间就苏联新文学问题进行的一场尖锐的理论论战。?1925年肖洛霍夫从莫斯科回到顿河家乡以后，便集中全力创作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这部史诗小说的第一部完成于肖洛霍夫20岁那年。他一生中最多产的创作期是1925―1930年。
在这段创作力极其旺盛的时期，他完成了小说的前三部，紧接着开始了第四部的创作。小说其余部分的创作和出版之所以经历了如此漫长的岁月，完全是由于审查制度和其他形式的政府干预造成的。在30年代，苏联作家都有这样的经历。?小说记述了自1914年开始的政治大风暴对一个哥萨克村镇和一户哥萨克人家的猛烈冲击。
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这一系列事件对哥萨克生活方式的影响，作者以浓重的笔墨，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处于和平年代的麦列霍夫一家，描写了号称俄国粮仓地区的农业生活的深沉节奏，表现了在沙俄帝国为争取自己的特殊地位而斗争的哥萨克人的自豪和独立信念，以及他们颇为原始的社会和道德风尚，从而为读者提供了一幅与接踵而来的混乱流血时代形成鲜明对照的安谧井然的景象。然而，无论在战争还是和平时期，顿河都无动于衷地静静地流淌着。?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哥萨克人希望幻灭，他们对革命普遍的接受态度(很多人把“革命”当作摆脱战争、返回家园的出路)，以及苏联红军在这个农业军事社会中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时主人公内心深处对苏维埃的动摇，所有这一切构成了一幅简朴生活的生动画面，触动着千百万读者的心。苏联读者认为小说反映了他们所经历过的具有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的现实本质。?
在1929年以后倍受控制的苏联文学背景之下，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这部小说的客观性：在小说的结尾，麦列霍夫抛弃了不管是对红军还是白军的信仰，转而信仰超越一切的个人的、最直接、最自然的人的利益，如爱情、故园和家庭。
所以从一开始，小说就很受欢迎，再版达百次之多，并被译成60多种语言。?根据评介肖洛霍夫的最精确的一部著作――赫尔曼?艾尔莫拉耶夫的《米哈依尔?肖洛霍夫与他的艺术》(1982)，这部小说空前的销售量虽然可以说明读者对它的推崇和热爱，但两种不同的审查方式和两次对作者的质疑还是延误了作品后几部的出版进程，同时也使评论界大伤脑筋。?第一次发生在小说第一部出版之后。有一段时间盛传该书是一部抄袭之作。
显然，在某些人看来，如此强有力的小说出自这样一个年轻人之手实在是不可思议。最后肖洛霍夫出庭直接面对这一指控，然而谣言并没有平息，直到70年代，在西方的苏联流亡者还重复这种谣传。艾尔莫拉耶夫对种种证据进行了认真分析，他的结论使这一指控不攻自破。他的论证表明，肖洛霍夫是以历史和其他资料为依据进行创作的，谣传中曾写过该小说部分原稿的顿河哥萨克人实际上不可能是小说的作者。?
对肖洛霍夫的第二次攻击是政治上的，发生在斯大林时期。据称肖洛霍夫从社会生活中退出(当时被认为是政治错误)，并说他支持富农，帮助人民的敌人。或许由于作者以同情的笔调描述了反对红军的哥萨克人才招致这种指控，但肖洛霍夫成功地击败了这种指责。?在斯大林对语言改革甚感兴趣的阶段，肖洛霍夫使用哥萨克人的简洁语言自然要受到审查。他前几部作品的语言比后面几部带有更多的地方色彩，因而也更粗犷有力。但经过严格的删削(以纯化语言为目的)，1953年再版时小说的语言便苍白无力了。?每一个阶段的审查都延迟了肖洛霍夫作品的出版。起初人们把他视为一个农民作家，而不是无产阶级作家。后来当文学被当作宣传工具的时候，政治审查又攻击他的小说过于客观性。绝望之余，肖洛霍夫向高尔基求援，请他制止那些一定要把小说搞得面目全非的检查人员。
由于斯大林亲自说服肖洛霍夫使小说中的主人公成为一名党员，因而小说的最后部分完成之后又拖了两年才得以出版。肖洛霍夫顶住压力的非凡毅力最终使他写出了忠实表现哥萨克人的作品。苏联评论家一直仍试图对小说的结局作出解释，但作品中描写的客观性正是瑞典文学院授予肖洛霍夫诺贝尔文学奖的原因之一。?作为一名信仰共产主义的共产党员，肖洛霍夫被誉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伟大实践者。他接受农业实行集体化的必然，用人道的语言来赋予集体化以意义。于是，他写出了第二部重要的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或许由于这部小说在政治上的可接受性，作者顺利地出版了《静静的顿河》的第三部，同时也改善了作家同斯大林的关系。到了30年代，这部小说出了好几个版本，但《被开垦的处女地》的第二部直到斯大林死后才得以发表。?
30年代末，斯大林发动了清洗运动，肖洛霍夫也未能逃脱，他被人民内务委员会指控进行反苏活动。只是由于斯大林的干预，他才得以死里逃生。许多评论家都认为，无论在艺术上还是在政治上，他都会从此一蹶不振。虽然斯大林死后他又开始写作，然而他始终再没写出重要作品。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和政治上的适应，肖洛霍夫最终保全了他的重要著作的完整性；然而，他付出的代价却是他本来可以从中得到乐趣的整个文学创作生涯。?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肖洛霍夫写出了许多爱国主义的通讯报道，并开始十分艰难地创作一部关于苏联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小说《他们为祖国而战》(1943―1944年，以连载形式发表)。这部小说早就构思好了，但却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推迟脱稿。肖洛霍夫的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是一篇面对战争之残酷、展示爱情威力的十分伤感的故事。小说发表后很受欢迎，而且像其他几部作品一样，成功地搬上了银幕。?
斯大林死后，肖洛霍夫逐渐成为苏联文学界的元老，他接受过各种奖励，给文学社团和学校团体作过报告，向年轻人提出种种建议，但与此后涌现出的作家的接触却越来越少。肖洛霍夫为战后文学史上日丹诺夫的高压政策辩护，并对在国外发表作品的苏联作家进行攻击，结果招致了许多苏联严肃作家的憎恶。他还成为反美宣传的代言人。然而，他在群众中的威望仍然很高，他的描写顿河哥萨克人的小说也一直被列为学校的教科书。?1937年，收有肖洛霍夫的演讲、应时散文和对青年人的讲话和建议的一部选集译成英语，题为《心灵的召唤：散文、札记、演讲和论文集》。1956年到1960年，肖洛霍夫的八卷本全集在苏联出版，此后的各卷也陆续发行。1984年肖洛霍夫全集的英译新版本问世。?
肖洛霍夫认为小说是能使艺术家“描绘出现实世界最广阔的图景，并能以此反映自己对现实世界及其重大问题的看法的文学形式”。然而这样一来，现实主义就融进了现代特征，于是肖洛霍夫称其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即“传播革新生活，并为了人类利益去重建生活理想的现实主义”。
但是，肖洛霍夫的小说不同于早期现实主义作家作品的突出之处，不在于他对社会主义的强调，而在于他的写作风格。在他的作品中，这种风格体现为丰富新鲜而又有乡土气息的比喻，表现故事人物的叙事文体(反映出20年代特有的对故事的兴趣)和对句法的改革实验，以及小说内部各种文体的交替使用(如描写自然的浓郁的抒情文体与人物的简洁、极端口语化的对话文体相对照)。评论家爱德华?J?布朗在评论肖洛霍夫将着意修饰的华丽文体用于史诗主题时，认为他创作了一种既有魅力又有独创性的作品，仅凭这一点，肖洛霍夫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是当之无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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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1/10/10 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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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萨特与《恶心》(法)
萨特虽然曾经是一个早熟的才华横溢的学生，然而直到33岁时，他才发表第一部文学作品。在勒哈弗尔小城做中学教员期间，随着岁月的流逝，萨特产生了失意感，于是开始撰写对孤独的思考，连续写成了以下几篇文章：《对偶发性的论述》、《论心灵的孤独》、《忧郁症》以及《安东纳?洛根丁的奇特冒险》，最后一篇后来改编为小说《恶心》(1938)。
《恶心》是本世纪最重要的小说之一，它总结并体现了萨特的生活和思想，因而是作
家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这部短小精干但思想上极有挑战意味的小说以日记的形式写成，主人公安东纳?洛根丁是一个孤独的学者，他为了撰写一个18世纪默默无闻但令人难以捉摸的贵族的传记，来到了凄凉的布威尔城。洛根丁对生活中微乎其微的偶然性的发现引发了一场生存危机，于是他决定以小说写作来逃避这场危机。他要写一部小说去深深触动读者，迫使他们去获取他自己已经取得的解脱意识。?
《恶心》很可能就是洛根丁期望写成的那部书。这就使作品成了一部自我创造的小说，一部叙述自己的诞生、颂扬艺术的威力并补偿生存之平庸的小说。正是萨特后来对这种可能性的蔑视，才使他在50年代否定自己的早期作品，并完全放弃了小说的创作。当萨特30多岁还是位不知名的哲学教师时，就写出了一些很有影响的小说，对读者在个人与社会的本质问题上的自我陶醉提出了怀疑。萨特几年间辛勤创作的短篇小说集《墙》于1939年出版。作为短篇小说集标题的《墙》这篇小说，以西班牙内战期间一名等候处决的共和派死囚的口吻，用第一人称写成，它是许多同类小说中的典型：将某个单个的人置于一个摧毁其坚定信念的环境之中。小说集的另一个出色的中篇小说《领袖的童年》，纵览了一个伪善者的一生，描写他如何由一个年轻时的恶棍变成了一个暴戾的显贵人物。
?继《墙》受到普遍好评之后，萨特又雄心勃勃地开始创作另一部关于自由的小说，并准备以《路西弗》为标题。后来发展成一部系列小说，取名为《自由之路》。萨特计划在1945年至1949年间完成的这个四部曲，实际上只完成了前三部，此后便放弃了小说创作。书中的主人公哲学教授玛第厄?特拉吕被认为是洛根丁的延伸，他由热衷于艺术上的解脱，继而发展到积极地投身于现实世界，以社会责任为己任。《自由之路》的第一部《理性时代》(1945)，通过复杂的情节和众多的人物，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法国的精神状态，但重点却描绘玛第厄和他的情妇玛赛儿如何支配他们的自由：她是否应当流产，他是否要与她结婚。?
三部曲的第二部《延缓》(1945)又增加了一些人物，包括一些历史人物如张伯伦、达拉第和希特勒等。这一部在技巧上更富有创造性，全书共8章，给人们描绘了一幅1938年9月里一共8天时间内法国全貌的绝妙图画。小说通过一系列突然的时间转换和同时发生的事件，展示了一个与未来割断联系并因此而迷茫不安的社会。
在不很成功的续集《心灵之死》(1949)里，各种各样的人物都经历了1940年6月的战争大灾难。与此同时，萨特小说中明显的政治和哲学色彩变得越来越重。后来，他决定用比文学创作更直接的方式表现自己的哲学和政治观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萨特影响很大，改变了他对自己作为一个作家的看法。战争使他认识到，写作是一项社会活动；同时也给他提供了一个以写作实现团结目的的机会。萨特作为剧作家是从德国战俘营中开始的，当时他创作并演出了描写秘密抵抗力量的剧本《巴理奥纳》(1940)。
获释后，在德国占领下的巴黎，出于当时实际情况的需要，萨特写了许多剧本，展现了处在危险环境中的人――正如当时德国法西斯铁蹄下的法国人民一样，他们需要理智地去实现自由。《苍蝇》(1943)再现了希腊神话中的一个故事。主人公俄瑞斯忒斯对是否应向埃癸斯托斯复仇而犹豫不决。埃癸斯托斯曾谋杀了主人公的父亲阿伽门农国王，篡夺了王位，而今正厚颜无耻地躺在死去国王的床上和俄瑞斯忒斯的母亲同床。《苍蝇》虽然通过了德国的检查，但对法国的观众来讲，这部剧很明显是作家向他们发出的号召，唤醒人们为摆脱外强奴役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萨特在德国占领时的另一部剧作《间隔》(1944)，是他最杰出也是上演次数最多的剧本。剧中故事发生在地狱一个幽僻的房间里，三个人物开始接受惩罚――无休无止没有尽头的惩罚，每一个人竭力从精神上折磨另外两个人，反过来每个人又受他人的折磨。正如其中一个人在少有的清醒时刻所说，“他人，就是地狱。”他们三人堕入萨特式的地狱都是罪有应得，因为当他们可以选择实际上是个人生活的行为时，都选择了一个不真实的自我。?
即使在萨特放弃小说创作后，剧院仍十分理解他的关于作家是社会代言人的思想，尽管他此后的作品没有一部能取得《苍蝇》或《间隔》那样的成功。其后的10年间，萨特继续利用戏剧来传播他的思想。例如《毕恭毕敬的妓女》(1946)就是一出攻击美国阶级和种族偏见的通俗剧。
萨特自己最喜爱的剧本《魔鬼与上帝》(1951)，或许也是他把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有机结合起来的最成功的尝试，该剧以宗教改革中的德国为背景，对创造人类自己的生命、满足历史需求的必要性进行了详尽考察。萨特曾说，他最初创作《阿尔托纳的死囚》(1959)的目的，是为了抗议法国军队对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的迫害；然而后来他却把该剧的场景安置在战后的德国，在分析纳粹暴行和罪责的过程中，更全面地探讨了本世纪各种暴力的责任和实质。?
萨特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说和戏剧通常是以其他形式出现的哲学。但他也直接致力于他曾正式受教育的这一学科――哲学。《存在与虚无》(1943)是萨特对形式哲学的主要贡献，虽然它是现象学理论，是埃德蒙?胡塞尔和马丁?海德格尔等人的理论的翻版。
《存在与虚无》论述了最重要的存在主义概念，如偶然性、意识和虚无等，给人的印象极其深刻。尽管萨特写这部著作时，法国正处于德国占领的最阴暗时期，但他仍大胆地宣称，通过不同于自在的存在这种非意识状态的自为的存在，人们能获得绝对的自由。
萨特的个人不只对自己负责，而且还要对整个世界负责，正如存在主义对责任的解释所说，“责任是作为一个事件或一个客体的无可争议的创作者的意识”。或许由于这部哲学著作的冗长与深奥，萨特开始被视为圣人，信仰者、反对者以及好奇者也纷至沓来。萨特曾试图通过《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1946)一文来驳斥其他观点，为自己的观点辩护。实际上，这篇文章是他于1945年为论证和普及他的哲学思想在巴黎所作的一次演讲。?
萨特的第二部主要哲学著作是《辩证理性批判》，其中第一部分《实用整体理论》(1960)构思于阿尔及利亚战争进入高潮期间，目的是通过结合存在主义和心理分析方法来分析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并阐述其可行性。萨特将其描述为通向整体意识、并把自我作为一个个体和历史的瞬间体现来进行整体理解的惟一方法。萨特没能完成他计划中的《辩证理性批判》的第二部分，但在创作生涯的最后几年中，他仍致力于研究该书阐述的心理和历史传记这一学科理论。
萨特因发现自己的生活与古斯塔夫?福楼拜有相似之处而对他深感兴趣，当然他也对其中许多相似点不屑一顾。由于失明，萨特没能完成《家中白痴――古斯塔夫?福楼拜(1821―1857)》(1971―1972)，然而这是一部对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心理人类学进行探讨的辉煌巨著，它详尽阐述了这位资产阶级作家和有关他所处时代的各个方面。
《家中白痴》虽然是萨特最后一部卷帙浩繁的著作，却不是他传记创作中的惟一作品。在《波德莱尔》(1947)这部专著中，萨特论述了另外一位陷于自我陶醉的法国作家，由于对母爱的失望，他放弃了自己的自由。
《圣?谢奈：丑角和殉道者》(1952)将当代作家和罪犯让?谢奈作为一个存在主义英雄进行了详尽的考察；作为挣脱企图使他成为牺牲品的社会的一种行为，谢奈有意识地去塑造自己。
尽管如此，萨特以自己、或者说以一个12岁就开始写作的童年作家为主人公的传记，仍然是他最受欢迎、最受推崇的传记作品。《词语》一书是萨特对自己童年生活的丰富而动人的回忆。同时，这部传记也是对自己的伪善和资产阶级虚伪本质的深刻揭露。萨特运用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的方法，做出了当一个崇拜词语的作家的选择，然而到1964年，他又放弃了这种选择。尚未完全摆脱抒情笔调的《词语》，可以说是萨特的告别文坛之作，但恰恰是这部著作使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这实在具有讽刺意味，然而又十分恰当。?
1945年10月，萨特创办了《现代》杂志，标志着他从此选择论战而脱离了富于想像力的写作。在《现代》创刊号上，他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实质上是主张文学是社会活动的宣言。在这篇文章以及陆续在该刊物上发表的、后来收入10卷本《境遇》(1947―1976)的文章中，萨特宣称作家的责任在于塑造世界，使自己与其他诸如伏尔泰、爱弥尔?左拉一样的社会活动家站在一起，反对像福楼拜之类一生对欺压现象无动于衷的人。
他在此后几期杂志上继续阐述自己的观点，尤其引人注目的是1947年发表的《什么是文学?》(曾在《境遇》第二卷里再版)，萨特论证了散文较之诗歌而具有的优越性，并提倡一种对作者与读者皆属自由行为的实用文学。萨特在他有生之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利用《现代》杂志及其他刊物，有时甚至在城市街头，同社会上各种各样的非正义现象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早在瑞典文学院试图将萨特归属于它可以授奖的一个领域以前，萨特就已经被奉为存在主义的崇拜偶像了。然而萨特对自己的不断变换，对无数次地改变自己的立场、观点和行为却自得其乐。作为一个固执、有时甚至是执拗不已、同时又才华横溢、精力充沛的人，萨特常常使自己与西方中产阶级传统的自满自足势不两立，但他的倾向性是极为审慎的。除了在小说、戏剧、传记和哲学方面富于创造性的著作之外，这位当代最卓越的怪杰，还将以他辉煌业绩之广泛以及他为自己创建的知识分子的重要地位而名垂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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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帕斯捷尔纳克与《日瓦戈医生》(前苏)
莫斯科是帕斯捷尔纳克文学事业的发源地。他生于莫斯科，几乎一辈子都生活在该城市及市郊。在《我的回忆：自传概要》(1958)中，帕斯捷尔纳克观察到他的出生地在世纪的转折点“兴起一种新的俄罗斯艺术，这是一种大城市的艺术，是年轻的现代的、新型的艺术”。这种新艺术吸引着年轻的帕斯捷尔纳克把注意力从欧洲转向俄国。
要是能介绍表现在里尔克、史文朋、波德莱尔作品中那种完全新型的诗，那该多好。
这种诗通过亚历山大?勃洛克和马雅可夫斯基的示范而进入了俄国的诗歌。它的意象、主题和韵律形式完全不同于传统的诗歌表达方式。它孕育了许多文学流派――象征主义、未来主义、阿克梅派等。这些流派主宰着莫斯科的文学生命。?
帕斯捷尔纳克最初的诗歌选集《在云雾中的双星子座》(1914)和《在街垒之上》(1917)，有着这种年轻的现代艺术的勃勃雄心的回响。它们追求创新独特，每一首诗都包含着新观念或者描绘出一幅新图景。它们力图超越物质的制约：诗人要具备矛盾的创造力，要使沉默的书页发出声音，要使黑色的墨汁放射光彩。后来帕斯捷尔纳克把这些诗看作是不成熟的作品，充满着关于花园、高山、城市的有先入之见的感情碎片。
?经历了世界大战、革命和内战，5年时间过去了。帕斯捷尔纳克又开始出版诗集。《生活啊，我的妹妹》(1922)、《主题与变调》(1923)呈现了一种新的审美观，马上吸引了众多的读者。帕斯捷尔纳克把意义建立在强烈的对比、微妙的音调效果上，同时在紧凑的诗歌结构中灵活地运用着各种令人吃惊的比喻。?
帕斯捷尔纳克把《生活啊，我的妹妹》题献给19世纪诗人莱蒙托夫，暗示了一种新的贴近。诗不光是一种实践技巧，而是生活“通过人的嘴巴显示它的存在”。诗对个体经验有着直接、本质性的理解。通过诗，作者和读者能以满腔激情参与内在超越的存在方式去面对生活，而不是重复日常生活习惯的俗套。
?从1917年到1922年帕斯捷尔纳克那些写于国家动乱不安岁月中的诗作，被人当作希望、慰藉和对破碎灵魂的滋养加以阅读。?
在20年代，莫斯科年轻的现代艺术改弦易辙了，共产党指示所有的力量都必须投入建设在十月革命中产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党号召作家丢掉以往年代遗留下来的美学原则，以歌颂革命英雄和塑造新的苏维埃人物形象帮助树立无产阶级的意识。许多作家注意到了、或努力去注意这一号召。?
20年代中期，帕斯捷尔纳克尝试写几首直接反映现实激变的长诗，这就是史诗性诗篇《热病》(1924)、《1905》(1926)、《施密特中尉》(1927)和《斯倍克托尔斯基》(1931)。这些诗涉及到十月革命前夕12年的动乱岁月。长诗叙述了许多发生在重大事件中的英雄业绩，清楚地表明帕斯捷尔纳克对革命的必要性并没有什么异议。但是在深层之中却隐含着一位艺术家对于观念或许会成为生活的对立面的忧虑。如果这样，那么将是宣传――而不是诗――通过人的嘴巴表达自己，而艺术家将从热情的宣传人退缩到仅仅充当“词句工匠”的角色。?
1925年，帕斯捷尔纳克尝试另一种写作方式，创作了一部题为《空中路》(1925)的短篇小说集，他用写诗的审美观来写散文。这些故事缺少传统的情节结构。它们远离背景，刻画人物更多的用的是中心人物的感觉而较少使用叙述者的口气。集子中最好的故事是《柳威尔斯的童年》，通过对几个不为人注意的非常关键的心理转折点的考察，叙述了一个少女的成熟。引起读者注意的是女主人公的感觉，而不是她在社会中的发展。在他的自传和惟一的小说中，帕斯捷尔纳克又回到成人感觉的雏形――儿童内心世界的主题。?
帕斯捷尔纳克没能把自己的作品局限于年轻社会主义国家那种新型的理想主义艺术中，这点在他的第一本自传作品《安全证书》(1931)中表现出来。帕斯捷尔纳克把注意力集中在使他成为一个诗人的早年经历上。前半部记载了他在马堡大学的那些日子，在那里他接触了哲学上的唯心论，并经历了浪漫的爱情。后半部描叙了他与马雅可夫斯基长期的交往，后者是战前俄国重要的未来主义诗人，又是20年代中领头的理想主义诗人。
在强调马雅可夫斯基对他影响的同时，帕斯捷尔纳克也强调了与马雅可夫斯基革命小团体决裂的必要。帕斯捷尔纳克表示他仍然看重自己革命前的艺术生涯，不愿意改变自己的文学道路。官方机构觉得《安全证书》不那么中听，是资产阶级的东西。?
1931年，帕斯捷尔纳克到格鲁吉亚共和国的高加索山区旅行。这次游历有两方面的巨大收获。第一，他结识了几位和他一样充满生气和具有个性的格鲁吉亚诗人，他开始把他们的作品译成俄文，作为介绍苏维埃联盟成员优秀文学的文化交流努力的一部分。
从这以后，帕斯捷尔纳克逐渐把精力转入文学翻译工作。第二，这次访问使帕斯捷尔纳克重新找到曾经活跃于《生活啊，我的妹妹》和《主题与变奏》中的诗的想像和风格，他很快又写作并出版了《第二次诞生》(1932)。这组抒情诗妥帖地把几个各不相干的个人主题组合在一起：诗人对于观念的反感，对于马雅可夫斯基自杀身亡的悲悼，同自己第一个妻子的离异。和以往的诗集一样，《第二次诞生》用活泼的语言和严谨的诗歌形式组合成独特的诗的声音。不同的是，诗人现在懂得把自然作为精神复活的不竭源泉。?
帕斯捷尔纳克的诗在整个30年代不断地被印售，虽然文化部门对他作品中的“个人倾向”、“形式主义”和“自我纵容”越来越不满。1934年，斯大林为加强中央政府同艺术家的联系，成立了苏联作家协会，并宣布了官方的美学原则――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家协会要求作家接近社会，根据党的思想观念，积极地描绘苏维埃生活。帕斯捷尔纳克没有顺从此原则，1937年他移居莫斯科郊外的一个居住地，这是他与莫斯科现代艺术相脱离的恰当的象征。
?在《第二次诞生》和《日瓦戈医生》之间，帕斯捷尔纳克只出版了两册薄薄的诗集《在早班车上》(1943)和《辽阔的大地》(1945)，印行于检查制度松弛和反抗纳粹的爱国战争期间，作品表达了诗人对俄罗斯土地和人民的热爱。这段时间里帕斯捷尔纳克在翻译方面花费了更多的精力。他翻译了歌德的《浮士德》、莎士比亚的主要悲剧和席勒的剧作。此外还进行诗歌翻译的尝试，力图做到既能传达原诗的感情又不失去原诗的精神和韵律。有趣的是，帕斯捷尔纳克本人的诗常被视为是不自然的和颓废的，而他翻译的作品(尤其是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却成为学校里必读的课文。?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共产党重申了文学原则，在日丹诺夫主持下通过严厉的文艺政策，禁止苏联作家接触、喜爱非苏作家的作品。作为对这激进、荒谬观念的反击，帕斯捷尔纳克开始进行后来成为《日瓦戈医生》的小说的写作。他的目的在于评说他这一代诗人所遇到的磨难：战争、革命、受压、又一次战争。?
1954年，俄罗斯的读者得到了这本书的一点信息，有家文学杂志刊登了尤利?日瓦戈的一部分诗。紧接着正统的评论家以批判帕斯捷尔纳克以往诗歌的同样理由对这些诗进行批判，随后而来的一系列事件证实了不祥的预兆。
莫斯科最大胆的期刊《新世界》因为作家对十月革命的消极描写，退回了他的稿子。眼下，帕斯捷尔纳克作为战后一代诗人的精神导师，并非没有同盟，但是他们很难改变当局的观点。帕斯捷尔纳克一怒之下把手稿交给了一位外国记者，通过他又把手稿给了一位亲共的意大利出版商菲尔特里涅利。他不顾苏联作家协会的激烈反对，在1957年年底出版了《日瓦戈医生》的意大利文版，在文学界引起轰动，整个欧洲和美国很快又出现了其他许多语种的版本。?
《日瓦戈医生》在国外的出版，使帕斯捷尔纳克想看到小说在国内出版的希望破灭了，同时也给他带来国际上的认可，被提名为诺贝尔奖的候选人。作为优秀的诗人和正真的人，帕斯捷尔纳克在世界范围内受到称颂，但他又不得不向赫鲁晓夫恳求不要把他驱逐出境。他的请求被批准了，但对他的骚扰仍在继续。当《日瓦戈医生》的稿酬开始寄给帕斯捷尔纳克时，当局威吓要以非法经营外汇的罪名对他起诉，甚至在帕斯捷尔纳克死后这种迫害也没停止：他亲爱的伊文斯卡娅因涉嫌倒卖外汇受到起诉并被监禁，她就是日瓦戈医生的被人诋毁的忠诚情侣拉莉萨的原型。?
诺贝尔奖所引起的争论，激起人们对帕斯捷尔纳克的兴趣。几乎所有帕斯捷尔纳克的诗和散文作品都被译成英文和欧洲大部分语种出版。这些版本给了西方读者和评论家欣赏帕斯捷尔纳克一生成就和总结《日瓦戈医生》的便利。作为一部在不同的独特标准之中产生的特定的作品，人们现在并不是把它作为有缺陷的《战争与和平》来欣赏，而是把它作为关于艺术创造的行为和对人类的终极神秘性的深入思考来加以欣赏。
帕斯捷尔纳克作为两位伟大的前苏联现代作家中的一个(另一位是索尔仁尼琴)，以自己的成就鼓舞了下一代作家。帕斯捷尔纳克在杰出的世界性作家的行列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促使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一部分原因是那种对文学的时事属性的浅薄评估，另一部分原因是他的诗所拥有的良好声誉，尽管它的整体还没有被广泛地阅读。不管当时的理由是多么地不可靠，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随着帕斯捷尔纳克在全世界范围的认可，诺贝尔奖委员会也讽刺性地证实了它当初选择的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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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1/10/10 1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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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加缪与《鼠疫》(法)
正如加缪在他的诺贝尔文学奖受奖辞中所说的那样，他的创作题材是人类所遭受的空前的苦难。处身于一个充满着酷刑与极权主义、种族迫害和集体放逐，全面的道德、思想和理智混乱与震荡的时代，他带着既为虚无主义所吸引而最后又反抗这种诱惑力的双重性研究他的时代。他的创作实际上可以理解为他建立起来的三个有连续性的环节，其主题分别是：荒诞、对荒诞的反抗和人类对自己处境的判断。?
"荒诞主义"这个概念是安德烈?马尔罗首先提出来的，不只在《西方的诱惑》，还在《胜利者》(1928)、《王家大道》(1930)等小说中使用过。对于马尔罗来说，人类的荒诞处境在于，一方面，他在无神的宇宙中处于死亡定数的控制之一；另一方面，他又有着超越这种死亡定数的欲望，为此，他将投身于政治活动，借以建立一种高尚的事业。至于萨特，在《恶心》(1938)一类小说中，他的荒诞概念是一种更为严格的哲学构架，他认为荒诞是人类在与他格格不入的世界中那种一任命运摆布的、
极度苦闷的状况下所产生的结果。对于加缪，特别是在他颇有影响的哲学随笔《西西弗的神话》中，荒诞表现为一种空虚感，人类渴望一个有条理的、明澈的和公理的宇宙，而宇宙却呈现出一种恰好相反的状态；极度的混乱、毫无意义、毫无理性。荒诞就是人类处于这种境地的空虚感。
?在《西西弗的神话》中，加缪作为一个年轻人对另一些年轻的思想家讲话。他告诉他们，生活也许十分荒诞，但同时也极有价值。尽管人类所有的意识都会随着肉体的死亡消失，人类的存在只不过是诞生之前的空虚和死亡之后的空虚的一个间歇，但正是这一观念使生活更有价值。他否定肉体和哲学的自杀，并满足于一种量的伦理观："重要的不是生活得最好，而是生活得最多。我并不想知道这是卑下还是反叛，是高雅还是可悲。"根据他的观点，荒诞的人已放弃对神授世界的任何怀乡之情；相反，他采纳了享乐主义伦理观，一种过着热烈明澈的生活的伦理观。
西西弗就是他的荒诞主义英雄，他受到神的惩罚，永远从事一种没有效果、没有止境的劳役。加缪将他树为道德的楷模。他不以苦乐为意，将那块巨石，也就是他荒诞的命运努力地推向永远无法到达的山顶。如此，加缪使他自己显得更像一个热情的道德家而不是一个严谨的哲学家，他使荒诞带上了一层古典悲剧激情和定数的色彩。?
莫尔索，加缪第一部小说《局外人》的主人公，是加缪塑造的又一个荒诞主义英雄。他成了加缪量的伦理观的社会殉道者，他意识到这个世界充斥着俗套陈规，认为它恣意妄为，毫无意义。正如加缪在此书前言中所说，莫尔索拒绝说谎，他认识到所有的人都被判了死刑，但也认为他为了肉体的享乐热烈地生活过。他清醒地、挑战性地带着狂喜接受他的死亡："我向着宇宙慈祥的冷漠敞开胸怀。"
?《卡利古拉》(1944)是加缪二十五岁时的作品，它以戏剧的形式展示了世界的荒诞性。剧中主要人物发现，随着人绝望地死去，他的爱情、友谊和所有其他人类具有价值的东西都随之消失。他决定将这个发现告诉他的臣民，于是他折磨和屠杀他们，扮演一个残忍的暴君--神，直到最后，他终于激起了贵族们对他这个荒诞角色的反叛，并杀死了他。这个剧本描绘了一个复杂的精神世界，加缪也许会使大多数读者或观众感到气馁；的确，他们发现自己直接去憎恨暴君的残忍比去领会作品中诗的和哲学的隐喻更为惬意。
?反抗荒诞的主题在他的长篇论著《反抗的人》(1951)和第二部长篇小说《鼠疫》中得到成功的体现。在那部论著中，加缪试图超越《西西弗的神话》中苍白无力的英雄的结论。他以形而上学的反抗开始，对革命的特征与历史进行分析。他努力地向人们揭示，为了人类自由的形而上学的反抗基本上是有神论的，因为人们僭取神的特权，以为他们自己所谓征服与毁灭一切的绝对自由是无限的--法国大革命便是例证，那时，"理性"变成了神；纳粹政权误用尼采主义并使之变成极权主义；苏联，它使人类的幸福都成了愚蠢的极权的牺牲品。
加缪得出结论说：人道主义者应放弃瑜珈或政委那种走向极端的思想；相反，他应接受一种建立在古希腊文化基础之上的"有节制的哲学"。人类应该设立一个更为均衡的、具有相对性的目标：一个自由的、幸福的、公平的尺度。
这位桂冠获得者盛赞这种地中海传统，认为它比他所说的北欧日耳曼(Nordic)传统，诸如倾向暴力的德国黑格尔主义和尼采主义思想更为开明，更富于人道精神。在他的荒诞主义时期，加缪时而直接地、时而通过他作品的主人公问道："我如何才能在毫无意义的宇宙中找到富有意义的存在?"现在，他转向了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关心，他问道："我们怎样才能减少这个世界的痛苦和非正义?"?
在《鼠疫》中，他不仅讽喻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军占领法国犹如淋巴腺鼠疫，他还通过形形色色的人物的行为，表现了人类面对额外的痛苦和不公平死亡的挑战时，所作出的各种不同的反应。他的道德典范是故事的叙述者里约医生，他在那邪恶的神力面前镇静、老练、谦卑。里约像一个哲学家那样深知，他只能诊断鼠疫并与之斗争，但不能消灭它，也不能治愈遭受浩劫的人们。所有他能做的就是在他的职业范围内一丝不苟地工作，对势不可挡的疾病展开有限但是顽强不懈的斗争。对于他，鼠疫是对人类这种处境的清醒意识：他们注定要死亡，只是偶然、有限地生存于无神的世界里。在这部类似布道的小说中，加缪表达了他对那些"不能成为圣徒，但拒绝向瘟疫俯首称臣，竭尽全力做创伤的医治者"的人们的钦佩和认同。?
加缪50年代的生活以极端的精神和情绪上的紧张为特征。他与萨特的友谊总是不稳定，现在，由于萨特怂恿他的追随者弗朗西斯?让松写了一篇尖锐批评《反抗的人》的文章，他们的矛盾变得尖锐和公开化了。
不久，加缪与萨特就陷入了争吵和相互间尖刻的攻击，并将法兰西知识界分成了几个战场。加缪深信自己被误解了。他的孤独感由于阿尔及利亚危机而与日俱增，不管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都谴责他，因为他对他的故乡的穆斯林民族主义者的起义拒绝表示支持或反对。实质上，加缪不断重复他《反抗的人》中的观点：恐怖主义和迫害互相危害着对方；暴力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法国人与阿拉伯人应在阿尔及利亚和平相处；只有理智的、建设性的谈判才能打破仇恨与流血的恶性循环。加缪的日记表明，这十年他的思想常常萦绕着忧郁与死亡意识。他持续了一年的笔涩只是在他开始创作他的最后一部完整的长篇小说《堕落》时才被解除。?
这是一部反讽的、带有深刻两重性的作品。它以第一人称手法写成，主人公若望?巴蒂斯?克拉芒斯以一种意味深长的独白对一个不知名的听者(他可能颇有人道精神)面对面讲述他的经历。他坦白说，他作为一个卓越的、称职的辩护律师的所有德行都激起他潜藏的自私动机：虚荣、骄傲、对权力的追求。接着，没有任何先兆，他就堕落了：一天晚上，他从塞纳河桥上走过，一个少妇跳进了河里，尽管他听到了她的身体溅起的水声和绝望的喊叫，但没有去救她，就径自走开了。
这次心灵与精神堕落的记忆，一直萦绕在克拉芒斯的心头。他被这种根深蒂固的罪恶意识压倒了，于是改变职业成了一个法官-忏悔者(judge-penitent)，这种职业就是接近一个陌生人，对他们控诉自己的罪过，以诱导他们向他坦白他们自己的罪恶，如此迫使他与他们结成一种邪恶的共谋关系。在结尾那卓越的一章中，加缪揭示了克拉芒斯是人类弱点和卑劣性的伪预言家，一个虚无主义者和幸灾乐祸、玩世不恭的人，他企图"洗炼"公众，使之陷入普遍的羞耻感与罪恶感的折磨中。
对于克拉芒斯，人类罪恶是存在带来的礼物，最好的办法是放弃它，而做政治与宗教的奴隶则是一种安适的归宿："最根本的是放弃自由，是怀着悔恨之心服从比自己更狡黠的人。"对于加缪来说，这种结论无异于一种虚伪的宽宥，因为他认为罪恶是偶然的、相对的、个别的，而自由和人的尊严则是人类最为宝贵的价值。?
加缪的未竟之作《第一人》最后的面貌如何，只能凭推测。加缪构思的是一个大部头的作品，比他以前的任何小说都长得多。大约7000字的片断已写出来了，加缪的传记作家赫伯特?洛特曼报告说，那些手稿"对他在法属阿尔及利亚生活在一个神秘父亲的阴影之下的悲伤与欢乐作了艰苦细致的描绘"。加缪告诉他妻子，这本书的主要目的是要将他的出生地阿尔及利亚展现在法国本土人民的面前。书名的含义即所有的人都是那第一个人--亚当。?
加缪死后，他的声名时起时伏。英美世界继续推崇他的作品，而法国的年轻一代则几乎忽略了它们。但贝克特、欧仁?尤奈斯库、阿兰?罗伯?葛利叶和娜塔丽?萨罗特却更加青睐。然而，尽管公众的欣赏趣味变化不定，加缪作为一个富有启示意义的小说家、戏剧家、散文家和道德家将享有更高的声名。"在人们中间，可敬慕的东西比可蔑视的东西更多"，在《鼠疫》中，加缪让他的里约医生这样说。这种观点恰当地描绘了加缪本人为肯定人道主义而作的严肃的、痛苦的搏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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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1/10/10 10:36
南海出版公司《大师经典》
1954：海明威与《老人与海》(美)
海明威，美国人。1899年7月出生在密执安湖南岸的一个小镇。父亲是一名出色的医生，又是个钓鱼和打猎的能手。这个家庭的六个孩子中海明威排行老二，除了承继父亲捕鱼和打猎的特长外，十四岁时，又报名学习拳击，在一次训练中被击中头部，伤了左眼。中学毕业后，不愿上大学渴望赴欧参战，因为视力的缘故没被批准，便到《堪萨斯明星报》做了见习记者。
1918年五月，海明威如愿加入美国红十字会战地服务队，来到一战的意大利战场，后被炸成重伤，送进野战医院，膝盖被打断，身上中的炮弹片和机枪弹头多达二百三十余块，一共做了十三次手术，换上了一块白金做的膝盖骨，接受了意大利政府颁发的十字军功勋章和勇敢勋章，这时他刚满十九岁。
大战后，海明威回到美国，开始写作，在写作身涯中历经了多次失败，晚年中两次飞机失事，他都从大火中站了起来；爱情生活中四次结婚三次离婚，主要作品有《老人与海》、《永别了，武器》、《丧钟为谁而鸣》。195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1961年自杀，第二年，他的最后一位妻子发表了他的遗作《海岛激流》。
斯泰因对流落在巴黎的同胞说的那句名言“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后来被用作《太阳照常升起》的题词。海明威创作生涯开始的时候，正值西方世界沉沦为艾略特在社会崩溃背后所看到的荒原时期。对于这样一个年轻人来说，这句名言真可谓座右铭。海明威对传统价值沦丧的反应比本世纪中叶流行的批评意见所说的情况复杂，他不单单是形成一种行为准则，还包括玩世不恭的坚忍、男性的傲慢、一派正确无误的社会姿态以及酷爱见血的体育活动。海明威始终保持青少年式的情绪，常爱在公众面前精确表现他的经验的可靠性，为人矜夸自负，用以遮掩自己的不安全感，包括对艺术、对女人、对战争以及最终对自己的心理平衡。这一切都是现象，其实他是一个拼命追求写作技艺的人，下决心去探究生存的神秘，探索它们与严肃的伦理道德至关重要的联系。?
他的想像能力显然来自1918年在意大利前线那次众所周知的负伤，这不只是外伤，它激发了他的活力，加重他在行动中的激动感觉。这种感觉常常掩盖了他在没有明确行为准则的情况下的处事能力。他的确是热衷于纯粹是体力方面的活动，但公众过于强调这一点，以致盛名之下大家看不到他的其他更有意思的层面：一个“眼力不好、腿脚慢、容易出事、笨手笨脚的”人；那种詹姆斯?乔伊斯称之为“装出男子气”的“敏感型”的人；那种书卷气十足的人，他摆出可能是他捕获到的动物双角的姿势，但呆在他拥有的7400册藏书的图书馆里也同样自在。?
《太阳照常升起》是他头一部、也可能是他最完美的小说。小说成功地描绘了杰克?柏尼斯这个人物形象，他在战争中负了伤，丧失了性爱能力，在社会价值混乱与个人不幸之间努力保持人格的完整。柏尼斯是海明威第一个所谓“准则”主人公，他们形成了一套个人的原则来指导自己的行动。虽然柏尼斯热衷于钓鱼、斗牛、与男性交往，现在看得显得肤浅，但这个人物感情上的细微、矛盾之处，内心的恐惧感至今还有吸引力。斗牛士皮得罗?罗曼洛具有职业性的纯洁”，过去为人所钦慕，现在看来则扁平沉闷。布莱?特?艾?希利夫人同样可以列入海明威的人物画廊，这个荡妇型的妇女形象具有独立性格，不走放纵性生活的方便道路。这部作品一直受到世界各国读者的欢迎，这是由于读者能欣赏海明威的表现能力，他用清晰的、常常是抒情的散文写出两个人物的浪漫故事，他们感情的纵横度既不容易分析也不会轻易被人忘却。?
海明威开始创作时发表了两部出色的短篇集子：《在我们的时代里》(1924，1925年修订)，《双心河》即收在里面；《没有女人的男人》(1927)，包括《杀人者》、《在另一个国度》和《白象似的群山》。这些小说一发表，马上被人视为美国短篇小说的最佳作品，历时多年，这个评价始终不变。正如约翰?厄普代克说的，“一开始就形成率直、急切而又光彩照人的风格”。长篇小说篇幅大，要求作家逐渐展开意识与知觉活动，而海明威性近捕捉“完美的时刻”――类似乔伊斯的心灵顿悟，有别于最优秀的长篇小说所要求的结构完整的立体营造。弗瑞德里克?克鲁斯说，“海明威的气质倾向于选词简洁、动作洗练，适合写10页篇幅的故事……他的短篇作品中，人物性格往返于无声动作和简练得令人心烦的对话之间，意味隽永。”?
海明威自己也知道他最佳作品中短篇所占据的分量。1938年他收到他的短篇小说集后，写信给现在很出名的斯克利布纳出版公司编辑麦克斯威尔?珀金斯，说“书收到了，看到这些故事，我明白，即便我明儿蹬脚走了，我也会永垂不朽”。他也知道，哪个作家想上台跟“莎士比亚先生”较量，得在篇幅大的作品中取得成就。?
《永别了，武器》写在他第一次参战受伤的10年之后，小说联结爱情与战争的主题，并且用一种怀恨的绝望情绪把它们统一起来。它既是一部有机的长篇小说，也是由一系列精彩的情景描写组成的小说。弗?亨利的受伤、从卡波瑞达撤退、湖上逃往马格吉奥湖和瑞士、燃烧的木头上的蚂蚁乃至凯瑟琳?巴克莱死于难产都写得细致具体，能引起共鸣，但是它们没有融合在一起。海明威这本书的写法参照新闻报道，以军事史和通讯为基础，写得颇具真实性，难怪墨索里尼把它列为损害意大利军队荣誉的禁书。对人物性格的感情化处理后来
损害了他的创作生涯，其实在这里早已开始，他把巴克莱写成了一个罗曼蒂克的薄命人，而让亨利从自我克制滑向自我嘲弄。如果有什么东西把这本书串起来，那便是海明威出色的语言感觉，把美国口语同欧洲感觉创造性地结合起来(包括塞尚的风景画、司汤达的战争描写和马克?吐温有韵味的对话)。虽然海明威成了斯泰因所谓的“作文是解释”的范例，即使写得十分动人，整部小说还是未能经久流传。?
30年代，海明威继续投入可观的精力创作短篇小说，又出版了两个集子，其中收入《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和《弗朗西斯?麦康伯短暂的幸福生活》。但到了30年代末，他停止了短篇小说创作，而去写《丧钟为谁而鸣》(1940)，再次回到战争题材。他相信“伟大的作品来自正义感”，又急于颂扬处在危险期的西班牙共和派人士，于是以一位国际纵队的军官(也包括他自己)为基础，塑造罗伯特?乔登这个人物形象。这个形象是作为一位史诗英雄设计的，体现了一个行将灭亡的民族价值和遭到危机的文化。
他参照了他很佩服的T.E.劳伦斯(1888―1935，英国冒险家，曾从事谍报工作，策动阿拉伯人反抗土耳其统治，著有《智慧的七根支柱》)的创作，把主人公写成一个游击战的专家、一位学者和一个理想主义者；他也像劳伦斯一样，动用了自传、历史学、地形学和人种学知识。小说靠两组基本情节表现张力：围绕炸桥逐渐展开悬念，以及几个性格鲜明的人物之间的冲突。小说的缺陷仍在性格化的问题。乔登的情妇，村姑玛丽亚显得特别假，艾德蒙?威尔逊称她为“单细胞的西班牙姑娘”，乔登自己则显得呆板，性格没有展开。有些形象以现实中的人物为依据，有些形象则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这两者结合在一起预示了70年代和80年代所谓非虚构小说的出现。小说虽然有各种动人之处，但海明威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赋予乔登像柏尼斯那样动人的令人不安和烦躁的思想面貌。?
瑞典文学院实际引证的书是《老人与海》。这部书虽然畅销，但如肯?莫立兹所说，“是返祖性质的抒情退却，从20世纪的繁复逃避到单纯与原始”。许多人欣赏海明威笔下的老渔夫桑提亚哥，他出海太远，胜利了，又失败了，他说“一个人可以被消灭，可你无法将他打败”。自然界景物描绘的生动鲜明、崇高的价值得以弘扬以及讥讽性的结局，都是我们所熟悉的有名的海明威世界同等重要的组成部分，不幸的是，在早期作品中时有出现的自我怜悯、极端情绪化，过于简洁的话语以及头脑简单的自我克制反应，在这部小说里通行无阻，损害了行文的魅力。对小说的题材，作者运用自如，占有优势，对它们的描写却远不如从前那么成功；这表明海明威后期创作力的衰退。?
海明威后期真正成功的作品只有他死后发表的回忆录《不固定的节日》(1964)。它追述1921年至1926年在巴黎的生活。这两箱大事记原来存放在里兹饭店的地下室里，被人发现之后才得以问世。用杰弗雷?梅耶的话说，这本回忆录“使我们看到海明威间接提及过、但从未展开过的原始材料”。他议论他的老朋友，有时宽容大度，有时粗鲁，含有恶意，通过一件件事表现出来，用托尼?坦纳的话说，“使海明威比他在任何作品中显得更加粗犷，更加有才能，更加诚实，也更为可敬”。回忆录对一些事物进行再创造，读起来像小说，同时也是记载实事，澄清了海明威关于写作、友谊和巴黎的一些想法。严格说来材料不算新，但这部书具有海明威风格的明显印痕，可以说明如何使琐言碎语升华为艺术。由于家属默许和有关方面的兴趣，海明威的遗作得以问世，其中惟有《不固定的节日》可能是海明威愿意见到出版的一本书。?
1950年初，海明威在写给查尔斯-范顿的信中写道，“我不希望出版的东西，你无权公开”；给阿瑟?密执南的信中说，“我在考虑我入土之后将我的文稿和未完成稿统统烧掉”。不幸，他的遗愿没有执行，《漂流中的岛屿》(1970)把海明威战后创作中的毛病几乎全部复制了一遍。主人公托马斯?赫德逊写得极为乏味，是海明威最迟钝时期对自己形象的感情化的投射。梅耶说，海明威知道此书对他来说是“为了治病，而不是为创作”。
?《伊甸园》(1986)更糟。克鲁斯把这本书的出版当作“最出格的例子，说明斯克利布纳出版公司和海明威家属的一贯做法：把作者的未完成稿重新安排甚至重新构思”。
手稿所写的内容是有意思的，但是用其他形式公之于世是最严重的掠夺和欺骗。
?这样的亵渎也是海明威不得不付出的最后的代价，他在公众心目中树立形象，使大家对他做过的每一件事都发生巨大的兴趣，以致置其最严肃的艺术于不顾。他去世以后虽说声誉有所下降――任何作家在公众中的名声在达到顶峰之后都不可避免地回落，但他本人无意问世的作品的出版，就像生前发表的较差的作品一样，并不会损害他的声誉。
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海明威，距他最优秀作品的发表已有多年，但文学奖所尊重的他创作中的许多方面依然存在，尤其是他对语言的把握，对自然界的特殊感情，迷恋于人们为在艰难时世保持人格完整所作的斗争等等，都是创作伟大作品的优秀作家的基本因素。当前狭窄的、思想意识的斗争会被人遗忘，对海明威的狂热崇拜会成为文化史的一部分，他作为名人也会变成他的作品的一个有趣注解，但他的创作，也就是约翰-厄普代克指出的“那些优秀、美好、真实、动人的东西”将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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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1/10/10 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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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罗素与《哲学-数学-文学》
在《往事追忆》(1956)一书中，罗素指出："一种文风除非它是作家个性的直接的、几乎是无意识的表露，同时这种个性又是值得表现出来，否则不是好的文风。"经过一些探索之后，他选择了自己的文风，这种文风要求在把结论直接、
自然地写下来之前，首先要通过他的思考得出结论。他断言："在我看来，福楼拜和佩特是最好应被忘记的。"体现于明显值得表达的个性之中
的这种写作方式，使罗素的著作具有文学的价值，而不是哲学思想的一般表述。虽然他的专业著作对未受专门训练的读者来说不易于接受，但他那相同的犀利的文风明显地贯穿于所有著作。当然，乔治?桑塔耶纳认为罗素的著作中惟一真正有价值的是那些最抽象的著作。尽管桑塔耶纳对罗素著作的文学价值存在异议，但大部分评论家都赞扬罗素的散文简洁、明畅。?
在罗素论文的广泛视野中，有许多题目按常规足以使他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不仅是数理哲学家、研究形而上学和认识论的学者、经济评论家和现代科学的解说员，他还是个道德哲学家和教师，历史、宗教和语言哲学家，对人类持久的愚蠢行为的讽刺评论家--而且所有这些都足以造就他成熟的文学生涯。?
罗素许多对道德论点的阐述--有些最早写于20年代--今天看起来已经过时，然而，很容易理解当它们出现的时候，为什么激怒了这么多的道德家。他谴责人们存于宗教信仰和性蒙昧状态中残忍的天性，听起来很像鞭挞迷信和愚昧的最新启迪者，但罗素与具有许多相同激进观念的英国文学贵族集团处于同一时代。他对惯常于残忍的基督教讨伐，与文学批评家威廉?艾伯森反对基督上帝的残暴的严词谴责相类似。
罗素认为性关系中惟一的先决条件是忠诚和相互吸引，这一主张得到D.H.劳伦斯的赞同。因此，可以把罗素看成反传统的孤独的叛逆者：也许最好被看作到处漂泊的小牧人。现代避孕用具已使性自由成为可能，甚至远远超过了他所说的范围，同时仍存在着权力崇拜和宗教复仇的前哨，当罗素是个年轻人时候，有组织的宗教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所有这些都使罗素被视作改变民众思想的道德家之一。?
在他所有著作中，没有哪一部比1925年出版的《我信仰什么》这本小册子在道德问题上引起这么大的冲突，它成了1940年纽约听证会上认为他不适合在市立学院任教的重要依据。该书第一段就宣布，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并非单独的实体；接着将人解释为一种副现象，这种副现象的生理可以完全由物理学来阐明，这样，罗素立即就在所有的道德家面前成了众矢之的。在罗素看来，关于上帝的存在问题是"超于知识可能达到的范围之外的"。恐怖的宗教裁判已给人类带来了"极大的损害"。对取代基于恐惧无知的神学，罗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好的生活是由爱来激励，由知识来指导的。"?
罗素倾向于决定论，至少他相信所有的行为都有其动机。他又认为人类在一定范围内有自由意志，如除了他们愿意干的事情之外，他们还可能做些别的。但他否认动机对意志的作用无益于影响其他人的行为的尝试，因而决定论的主张必定是对的。所以按常规看，罗素对自由意志的定义太无力，我们无法给予褒贬。他自己也承认：这种褒贬可能成为其他行为的原因，但没有真正的道德意义。?
罗素对人如何行动这一问题的回答可概括为：经过适当的考虑后，听从良心的指令。一个特定行为可能最终从客观上来说并不正确，这个事实无法避免：道德受明达的良心支配。这两点--关于自由意志和良心--在《伦理学基本原理》(1910)和《伦理学和政治学中的人类社会》(1954)中得到了阐述。
?罗素对教育哲学有着浓厚的兴趣。他不仅开办学校，而且经常写一些关于如何教育孩子的著作。他的思想接近于卢梭的学说，反对教会和国家的义务是"浇铸"年轻人的思想。相反，正如他在《教育》(1916)中所说，对教育最至关重要的是老师对学生的尊重。老师应该"主要从孩子身上感觉到一些神圣、模糊、无限的东西，一些个别的特别宝贵的东西，逐步发展中的生活准则，还有这个世界无声无息的竞争状态的具体片断"。学校教育的危险是培养把历史搅混的爱国主义感情和向年轻人灌输宗教信仰。同样有害的是，在年轻人中反复灌输浅薄的"好的礼貌"观念，这种"好的礼貌"观念对自身的正确性确信无疑，并且认为合适的礼貌比才智或者艺术创造、或者生命力、或者世界其他任何进步的源泉更值得去期望和"追求"。
?在《教育的宗旨》(1926)一书中，罗素阐明了他关于好学校和好教师的看法。他区分了可视作理想品质的四个基本特征：活力、勇气、敏感和智力。例如，活力能使人们摆脱逐渐过时的旧思想，扩大他们对世界的了解和兴趣，由此减少他们对其他人取得成就的不恰当的忌妒。?
勇气的最高类型--不是仅仅建立在抑制的基础上--要求有两个方面的精神特征：自尊和不受个人情感影响的人生观。自尊必须避开谦恭的不诚恳的自卑，应该建立在对自己的目标有个真正了解的基础上。最重要的是，勇气必须面对现实世界，因为"勇气完善的典型出现在有诸多兴趣的人的身上，他感到自我仅是世界的一小部分。这不是通过鄙视自己、而是通过看重许多非他自身的东西而达到的。"?
良好教育的第三个特征是敏感，尤其是那种罕有的但却是重要的抽象的同情。这种同情有助于减轻那些远方和看不见的痛苦。罗素说，在个人交往中，友善和慷慨的人，有可能是依靠剥削许多穷人的工业来赚钱的人，他从未目睹过这些穷人的苦难。他写道："那就是为什么大规模的工业主义是如此的残酷以及为什么对隶属民族的压迫被容忍的基本原因。"?
最后，在学校教育中，智力必须得到发展。这种智力的培养不是通过向孩子们灌输信仰，而是建立在孩子对世界本能的好奇心上。一旦开明、耐性和工业结合，好奇心将造就一个由有教养的公民组成的社会。
?罗素的纯文学能力--以一种流畅的文风表述的讥讽和讽刺的天才--在《智力垃圾素描：关于组织和个人的蠢行有趣的目录册》(1943)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乔纳森?斯威夫特如果在世，一定会自豪地宣称这是他的杰作。《智力垃圾素描》对存在于许多宗教信仰、民族主义者的自我吹嘘和性行为的概念中的不一致性和非逻辑性进行了诙谐的揭露。它充分体现了罗素思想中的最优秀的特性和这位赢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数学家对文学艺术的鉴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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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福克纳与《喧哗与骚动》(美)
福克纳是作为一个充满热望的艺术鉴赏者开始他的文学生涯的。起先他追随英国诗人阿尔杰农?史文朋和法国象征主义诗人。他的第一部作品是组诗《大理石的牧神》(1924)。小说《士兵的报酬》(1926)的出版，使福克纳发现这种形式更适合自己，以后他就激励自己去精通小说这种形式，写出了自成体系的许多作品，创造了约克纳帕塔法县。
?他以密西西比州拉法耶特县的地理、文化、历史和人民为基础，虚构出“邮票般大
小的故乡本土”约克纳帕塔法县，它成为福克纳大部分作品的背景和凝聚因素。早期手稿表明，在福克纳出版他的第一本约克纳帕塔法系列小说《萨托利斯》(1929)以前，就曾以不同的方式表现过一些家庭、家族以及他的一部分主人公，那些具有悲剧性或喜剧性的人物。在他出版《喧哗与骚动》的同一年里，他似乎对材料已经有了充分的把握，从此开始建构一系列的巨著，直到1959年在斯诺普斯三部曲的高潮中得以完成。?
在《喧哗与骚动》中，福克纳尝试多层次的叙事角度，以不同叙事角度把小说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版后面还加上一个附录。他解释说他首先采用一位白痴(班吉)的视角来反映一个家庭的悲剧，因为他相信一位不能理解事情起因的人能够提供某种客观的东西。福克纳试图增加其他的视角来表现故事的内在意义，但是他发现就算用了五种视角，也仍然表达不了他在故事中所要说的一切。虽然这种表达方式看上去是不连贯的，甚至是拙笨的，但结果却成功地描绘出了深刻的悲剧色调。他运用意识流技巧是受了詹姆斯?乔伊斯和亨利?詹姆斯的影响；生动的长篇独白技巧也表明他曾从罗伯特?勃朗宁身上汲取过营养；他也运用海明威所强调的简洁的叙述表达方式，同时也学会了观察悲剧之中的荒谬，这显然能从马克?吐温身上找到源头。
从这部作品中，人们似乎可以看出他已经精通叙事技巧，但是如果不运用这些技巧把读者深深地、令人信服地引进他笔下人物的内心世界，那么对于技巧再精通熟练也显得毫无意义。读者经历了对三位兄弟――班吉、昆丁、杰生――的内心世界的一番游历，对这些形象一定会难以忘怀。同时，一定也忘不了他们的姊妹凯蒂和佣人迪尔西。?
在《喧哗与骚动》之后，每隔一隔时间，福克纳就有杰作问世。《我弥留之际》(1930)叙述的是本德仑一家为完成本德仑夫人的遗愿，把她葬在一个遥远小镇上父母身边而进行的荒诞的、带有悲剧色彩的努力。外部大水的阻隔和内部家庭成员的纷争，使这个家庭为实现他们的目标付出了太高的代价。《八月之光》(1932)写了弃儿裘?克里斯默斯的生活。他相信自己是个混血儿，并努力寻找使自己的双重血统得到承认而不受种族歧视的合法地位。就像哈克贝利?芬一样，他在实现自我的过程中遇到了来自外部和内部两方面的阻力。与以往那些杰作不同，这部作品场景广阔、内容丰富，对约克纳帕塔法县的文化背景作了视野开阔的描绘。?
随着《押沙龙，押沙龙!》(1936)问世，一般人都认为福克纳的创作达到了顶峰。这部小说把福克纳对约克纳帕塔法的建构、对小说叙述技巧的熟练掌握以及他对创造真理问题的持续性兴趣都汇合到一块。在这儿，福克纳从不同的角度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个虚构的历史问题上。在1909年和1910年之交，昆丁?康普生觉得自己也许能够发现1865年在托马斯?塞德潘的庄园里，托马斯的儿子亨利开枪将自己的好朋友、妹妹的未婚夫查尔斯打死的原因。福克纳通过昆丁的“侦查”，把这部小说与《喧哗与骚动》紧密地联系在一直。在《喧哗与骚动》中，昆丁在1910年他上哈佛的第一年春天里自杀了，部分原因是他不能忍受妹妹的性成熟。在塞德潘的故事中，昆丁能够看到决定自己的一生以及导致他自杀的一些因素。昆丁以后的遭遇就成了“历史”的真正的含义。?
这部小说就像许多历史学家的对话，各式各样的人物都以自己观察问题的方式、按照自己的理解来支配事实，企图得出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或为什么会发生的部分真相。最后一种观点认为真理出自于强调心灵的真实性、与心灵直接对话并难以证明的想像行为。昆丁和他的哈佛同学施里夫?麦坎农就是依靠想像力来认定亨利和查尔斯的身份，使这一重大事件得以重现：托马斯?塞德潘告诉亨利，查尔斯不仅是他的同父异母兄弟，而且他身上还有来自于母亲的黑人血统。就算亨利能够容忍乱伦现象发生，他也不能容忍自己的妹妹将嫁给一个黑种，因此他在庄园门口枪杀了自己最好的朋友也是自己惟一的兄弟查尔斯。托马斯和亨利之间的会面这一关键场景，没有任何一位证人在场――只是靠推测来认定它的必然性。?
《押沙龙，押沙龙!》充分表达了福克纳的几个典型主题。他的人物融合在他们的历史之中。这里的历史并不单单是一系列事件，而且还包括通过这些事件显露出来的生机勃勃的精神冲突，福克纳在受奖演说中称之为人类精神。依仗着对想像力自我超越的运用，昆丁和施里夫沟通了。在人类精神的领域里亨利和查尔斯同样也是相互沟通的，
在超出日常生活的平面上他们能够相互理解。在福克纳的所有作品中，想像力的自我超越使个体同群体连结在一起，同人类内心的真实连结在一起。福克纳作品中许多人物的悲剧性磨难起源于他们对旁人内心世界的茫然无知，或者他们企图把短暂的超越永恒化。?
从《押沙龙，押沙龙!》看来，福克纳的作品表现了技巧和主题的结合。他的许多杰作能够被看成是对构成自我超越的巨大障碍的研究，他把自我超越当作自己文化的一部分。在《喧哗和骚动》中，福克纳把焦点集中在古老南方社会秩序的崩溃以及由此给家庭价值观念所带来的压力上。《我弥留之际》讲述的是性别差异的残忍。
《八月之光》把注意力集中在种族主义和边疆地区的清教主义上。开始于《村子》(1940)的斯诺普斯三部曲强调了来势凶猛的资本主义对于人类精神的影响。《去吧，摩西》(1942)继续揭示种族歧视、贪婪占有以及物欲对于人类心灵交流的阻碍。对这些杰作的主题作这样的描述，很可能会使读者沉浸于这些故事之中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刻画和真实生动的场景、事件描绘，而不公正地忽视它们所具备的真正力量。?
虽然许多读者感觉到了在《去吧，摩西》之后福克纳创作能力的衰退，但他仍然向人们提供了大量受人尊重的作品。在40年代，福克纳写了许多短篇小说，后结集为《威廉?福克纳短篇小说选集》(1950)，这本书使他获得国家图书奖；他还为好莱坞写作剧本花费了许多时光，还帮助马尔科姆?考利整理《袖珍本福克纳文集》；他收选一批侦探故事出版了小说集《让马》(1949)，并完成了《坟墓的闯入者》(1948)。这是他自《圣殿》(1931)以来，第一本确切意义上的通俗读物，虽然它对罪犯审判中种族歧视的影响的关注远远超出对“性欲和**”的关注。福克纳在《坟墓的闯入者》出版以前就出卖了该书的电影版权。1949年，这部影片在福克纳的帮助下在奥克斯福摄制完毕，并受到广泛好评。
?获得诺贝尔奖以后，福克纳的作品似乎有些趋于保守。他写了斯诺普斯三部曲的另外二部：《小镇》(1957)和《大宅》(1959)。《劫掠者》(1962)出版后，读者对它的热情持续不衰，后来它被改编成一部成功的电影。福克纳在《修女安魂曲》(1951)中想作一番革新的尝试，他把类似于《圣殿》续篇的一个戏剧性场面同有关约克纳帕塔法县的虚构的历史故事结合在一起。这种与早期实验相类似的尝试，在《修女安魂曲》中反应出来的仍然是一些模棱两可的东西。《寓言》(1954)是一部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反战主义的寓言小说，获得了国家图书奖和普利策奖，但是人们并没有把它放进福克纳的最好作品之列。?
在福克纳获诺贝尔奖时，他主要还只是被一些有鉴赏力的读者所赏识。他的小说常常被大刊物刊登，他的作品也常被评论，虽然报刊上的评论常常并不是那么客气。他在欧洲却相当有名，尤其在法国和瑞典，那里有许多热情的翻译家介绍和出版他的作品。甚至在他得奖前，由于学术界的关注，由于《袖珍本福克纳文集》的出版和《坟墓的闯入者》的成功，福克纳在美国的声望也开始在上升。
但福克纳还是依靠诺贝尔文学奖才把他从一个相对说来是默默无闻的地位上突然提升上来，把他作为美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放在世界的面前。自1950年以来，福克纳的名望迅速增长，直到现在再也没有人会对福克纳置身于世界文学巨人的行列提出什么疑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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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1/10/10 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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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黑塞与《玻璃球游戏》(德)
黑塞的文学生涯前后长达60年，在这期间他兼收并蓄从丰富的来源中汲取思想、主题和叙事技巧。黑塞在校求学的时间短暂而无收益，他的学习主要靠自修，他贪婪地阅读各种书籍。黑塞专家们找出了他的阅读造成的几种最重要的影响。德国浪漫派作家中的歌德、让?保尔、诺瓦利斯和其他人对他的影响是如此深远，以致雨果?巴尔称黑塞是“浪漫主义最后一位骑士”。
在哲学家里面要数康德、叔本华和尼采给他的印象最为深刻。他还沉浸于东方哲学和宗教思想之中，其中包括中国古代诗人和印度的《奥义书》等。历史学家布克哈特、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和容格，以及俄国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对黑塞的思想和艺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浪漫主义者强调直觉的个人主义、叔本华和尼采的意志哲学以及弗洛伊德和容格的深层心理学中间，黑塞发展出一种类似现代存在主义的浪漫派个人主义，一种避免了早期德国浪漫主义那种多愁善感的个人主义。他的具有高度自传性和自白性的作品主要描述他称之为内心旅程的个体的发展。?
黑塞的阅读极其广泛，同样，他的艺术创作种类也极为繁多。他的第一部作品是一卷诗集，之后他的诗歌创作一直持续了大半生，计有几百首抒情诗问世。他撰写了大量的散文、杂文、书评和短篇小说。他擅长水彩画，曾经给自己的作品绘过插图。不过，他的主要文学成就是《德米安》(1919)、《玻璃球游戏》等写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小说。早期的6部小说清楚地反映了他的中心主题，但是没有像后来发表的作品那样受到高度评价。
?黑塞认为，有两种势力与他所珍视的个性发展相对立，它们是使人变得非人化的障碍性力量。这就是国家主义和技术。黑塞自始至终反对这两股势力所隐含的标准化和组织化。他坚信为了彻底地展现自我，人们必须超越这些障碍。在他早期的艺术家小说如《克林索尔》(1920)中，黑塞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为了求取个体的突出必须通过禁欲抑或纵欲这两条途径来躲避中产阶级的整齐划一。黑塞的主人公们就常常不是极端克制自我就是极端张扬自我。?
黑塞的主要作品――一种忏悔式的文学形式――表现出来的个人主义以自我为中心，它也同样暗含着外在的现实。黑塞所颂扬的内在旅程也不光是对个人主义一种浪漫派式的欢呼，它指的是个人潜能通过一种叔本华意义上的意志力量而得以实现的过程，这显然强调了人的实存这一面。黑塞的主人公们总是置身于旅程之中。他们由于无力控制外在的现实，转而寻求个体的发展、实现和意义。富有意义的是，黑塞追溯了主人公们发展过程中的各个阶段。?
与这一自我探求相伴随的是一组有关外在世界的主张。黑塞的东方主义将亚洲视为个人新生和精神价值的源泉，同时也反映了作家的这一观点：由于精神和思想上的破产，欧洲正在日益衰败。这一主题大胆地出现在《克林索尔》这部作品中。黑塞以一种近似斯宾格勒式的悲观主义确认了欧洲的衰败，后来有相当一部分小说反映了作家为表现这一现实所作的努力。
他通常运用表现主义手法来描述外在的衰败，这时主人公眼中的外在事物显得怪诞扭曲、混乱不堪。人们可以通过疏离其外――如在《悉昙多》那里一样――抑或感官享乐来逃避衰败的世界。也可以将一切投向将来，那儿一个理想的社会将取代这个败落的世界，就如在《玻璃球游戏》里那样。黑塞的散文作品中也有很大一部分反映了个体灵魂在一个衰落的文明中所遭受的厄运。?
黑塞的第一部重要作品是一卷抒情诗集，取名《浪漫主义之歌》(1899)，之后又有7卷诗集出版。但是，他的诗作在德语世界之外鲜为人知。这些诗歌在德国文化中则享有很高的声誉，几百首诗被配乐，其中有几首由杰出的作曲家，如理查德?施特劳斯谱曲。这些诗的英译则丧失了原作情感的猛烈、情调的优美和内容的深刻；再则，黑塞作品中突出的训诲因素在英译中则显得有点勉强。?
黑塞文学上的成功始于他的第一部小说，教育小说《彼得?卡门青特》。这部小说取材于他早年的生活和学习，包含着丰富的自然描写，其中有黑塞对童年时看到的那些牧歌式山谷的描述。这部有关青年人的友谊和少男少女热恋的小说多少受到了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1774)的影响。黑塞的第二部小说《在轮下》(1906)，又是一部教育小说，它具有浓重的悲观色彩。书名取自书中校长告诫年轻的主人公吉本拉特的一句话：抓紧研习，以免丢落在车轮下。这部小说取材于黑塞在毛尔布仑修道院的不愉快经历，其中有对一所寄宿学校生活和卡尔钟表厂工作的长篇叙述。小说引入了一个在黑塞后期小说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主题――青春期的友谊是浪漫异性恋爱的前奏。?
以笔名爱弥儿?辛克莱出版的小说《德米安》使黑塞被认为是现代文学中的一个主音。现代德国文学巨匠托马斯?曼曾对这部小说予以特别夸奖。这部深受精神分析方面的经验影响的教育小说，描述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主人公辛克莱。起初辛克莱处于孩提的天真和家庭温暖的保护之下。接着他就离开了家庭，试图确立自我，由此便招致了罪恶，领受到痛苦。在第三阶段，辛克莱接受了一种兼容和融合了善与恶的精神观，在小说中的诺替斯教神灵阿布拉哈斯便成为象征物。《德米安》这部充斥了梦幻和象征的小说，显示了灵魂通过经验和感知转化成精神象征物的发展历程。在辛克莱的发展中，他受到了朋友和人生楷模的帮助、
引导和启示，基督一样的德米安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位。
对精神成长的探求及其道路后来成为小说《悉昙多》的主题。这部小说以印度为背景，反映了作家对东方世界的毕生兴趣。在《悉昙多》中，尼采对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的区分得到了发展。书中主人公起先变成了一个印度圣人，而后又转向了感官生活。接着他又成为一个渡口的摆渡人，经历了精神上的成长。这种尘世生活和禁欲主义的冲突成了黑塞后来诸多小说的突出主题。悉昙多发现，为了获取外在于自身的理想，必须首先认识自身。小说暗示自我认识来自于感官生活，而后者则必须得到超越。悉昙多当上摆渡人后，通过神启认识到，爱这股力量远比知识强大。和《德米安》中的辛克莱一样，悉昙多也有一位亲密的朋友高万达，一个东方禁欲主义原则的遵循者。与辛克莱不同的是，在谋取自我独立之前，悉昙多必须寻求一条适合于自身的道路，而不是跟随一名楷模人物。?
通过酒神式的感性经验来发现自我这一主题在黑塞最著名的小说《荒原狼》中得到充分发展。主人公哈里?哈勒尔在一个混乱的世界里寻求自我。作为一位本质上离异的英雄，哈里抛弃了中产阶级的价值，致力于做一名圣者或者罪人。他放弃了作为一名作家的生活，在与海尔米娜这位具有象征意义、同时又是真实的女英雄的浪漫交往中体验了感官的愉悦。从这次经历出发，哈里进入了一个充满野性和同性恋的超现实主义式的幻想世界。就这样，哈里通过接触进而超越感官愉悦，改变了他的生活。?
《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1930)回到了两个男主角――像在《悉昙多》中一样――代表着禁欲主义和感性生活的冲突这一主题。纳尔齐斯是一位牧师，他的亲密朋友歌尔德蒙是一位充满冒险精神的纵欲者和焦躁不安的艺术家。小说的背景是动荡不安的德国中世纪。歌尔德蒙以贯彻一生的奋斗、艺术创造和各种经历证明了自身的存在。他的丰富经历甚至充实了他的朋友――苦行僧纳尔齐斯的生活。?
在以H.H为主人公的小说《东方之旅》(1923)中，黑塞预示了他最伟大、同时也是篇幅最长的小说《玻璃球游戏》。这两部小说开掘了小说中的主人公和周围环境的关系。这种环境在《东方之旅》中是一种神秘难解、捉摸不定的秩序，而在《玻璃球游戏》中则是一个较庞大的理想社会。小说《玻璃球游戏》以四个世纪以后的未来世界为背景，一个名叫卡斯塔里亚的社会以数学和音乐为基础建立了令人钦羡的秩序。小说中的英雄克乃西特却出于内心的压力离开了卡斯塔里亚这个理想王国，成了一名探求者。作为一部乌托邦式的虚构作品和影射小说，《玻璃球游戏》是黑塞最复杂的小说。?
由于托马斯?曼的提名，诺贝尔奖委员会早在1931年就开始考虑黑塞。从那以后一直到授奖为止的15年间，他曾多次受到重新考虑，但普遍认为他的兴趣过分局限于自我个性的表现。黑塞曾这样评价自己的作品：“我创作的几乎所有散文作品都是心灵的传记，其中没有一部是有关故事、情节和紧张事件的。”这段话既指出了黑塞作为一位艺术家的有力之处，也表明了他的局限。对一颗灵魂在充满敌意的外在现实世界中寻求自我本质、表明自身价值的历程的描写，也许是自19世纪早期以来小说中最重要的主题。黑塞剖析了处于为谋求自我本质和个性完满而奋斗中的心灵。不过，黑塞对心灵奋斗于其中的世界――就像乌儿从蛋壳里脱颖而出一样――的刻画始终是不清晰的。在黑塞的作品里我们找不到像托尔斯泰、福克纳、叶芝和乔伊斯的作品所具有的地方感，这些作家的作品为个人的发展提供了复杂的背景。
究其原因，也许是因为黑塞离开了德国，又从未培养起一种瑞士国民感，自身并不具有强烈的地方感。他所提供的小说背景是象征性而非神话般的。?
作为一位承继浪漫派个人主义传统的作家，黑塞当然也了解现代思潮及其内容和技巧上的发展。他首先使用弗洛伊德心理学说，并开掘人物塑造和主题发展方面的潜在力量，虽则他似乎更多地受益于容格而非弗洛伊德。黑塞在小说中突出地强调了东方宗教思想，这是他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方面。黑塞采用了一种被称为“倒写”的叙事技巧，这时一个意象在主人公眼中得到了变形。这一技巧往往表明容格意义上“变形符号”的重要性，另外，黑塞还大量使用象征物和重复出现的主题以丰富其叙述的肌理。至于对外在世界的描写方面，黑塞追溯绘画中的表现主义，将现实世界描绘成混乱的、有时是怪诞的。?
黑塞的重要小说仍将为人所捧读，虽则文化潮流的变迁无疑将使它们受欢迎的程度有所升降，但他的诗歌则仍有可能在德语国家里享有盛名。说他缺乏最伟大作家的力量和多样性，是承认他在地位上低于其他诺贝尔奖得主。然而，体裁多样、数量可观的文学创作以及对所选择的有限主题的强有力表达，确保了黑塞作为一名世界文学的重要贡献者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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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1/10/09 1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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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罗兰与《约翰-克利斯朵夫》
罗兰的文学生涯是从他个性中的矛盾体逐渐发展而成的。他从父亲那儿吸收了高卢人的精神――爱挑剔，喜自由；又从母亲那儿承接了艺术感受力――音乐性的、神秘性的敏感。这种心理家谱使罗兰具有以下常被描述的奇怪的特征：一个宗教社会主义者，一位反神权的神秘主义者，一位革命的理想主义者，一名非教条主义的基督徒。他还是一位在充满巨大国际竞争的世纪坚持国际合作主义者。罗兰爱法国，但他拒绝承认一个国家能够成为理性和必要的统一体。这样看来，他身上似乎具备一系列的二分法，而他又不断地在他的小说和随笔
作品里将这些体现出来。?
作为一位年轻人，罗兰发展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相信艺术对社会有一份责任。热切参与那个时代的知识界活动的罗兰探求着将信仰、希望、爱情以及勇气等品质带给他的社会。这种信念解释了他为何最初为舞台写作――重新激发英雄主义和对他祖国的信仰。他没有在古典作品或法国浪漫戏剧中寻到帮助，因此他倡导创立一种基于法国历史传统的新形式。一个好例子是他的剧作：《狼群》(1898)，这是启发于德雷福斯事件而作的。这个剧作后来被编进部分完成的10部革命组剧中，这些革命剧中最有名的是《丹东》(1900)和《七月十四》(1902)。对组剧的喜爱和剧中的广阔形式也是罗兰其他作品的特色。
?受挫于舞台条件的过分苛刻严格，罗兰转向对著名人物的研究。1903年，他成功地写成了一篇关于路德维希?冯?贝多芬抒情生活的文章，1905年和1911年又分别以同样的形式成功写出了关于米开朗基罗和托尔斯泰的研究文章。这些对他心目中英雄的纪念并非评论性传记，而是为获取这些伟人精神而作的充满诗意的努力。它们同时还是对创造精神的沉思默想，罗兰视这种精神比伟人本身的生活更富意义。也就是说，罗兰在描摹贝多芬的肖像时，同时试图画出20世纪的肖像及其梦想。?
罗兰对传记的兴趣充分体现在他的大部头著名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之中。这部循环式小说为20世纪力求捕获整个生命经历的伟大传记小说开辟了道路。《约翰?克利斯朵夫》追溯了一个德国音乐家在许多艺术斗争中演变的历程。批评家们辨认出主人翁身上贝多芬、沃尔夫冈?阿玛德斯?莫扎特以及瓦格纳的影子，但罗兰意在对欧洲的一个真实之子的研究，他未受任何先锋们的约束。?
罗兰否认这部作品是小说，作品松散的结构和文体也很自然地显示出他对形式的拙劣掌握。不过，在罗兰眼里，一个人的生活不能被关闭进文学形式的狭隘领地之中。《约翰?克利斯朵夫》写的是关于一位音乐天才与自身、与艺术以及与社会之间的斗争。罗兰刻画了一个充满矛盾和不协调的性格，一位满怀生命热情却又遭到敌对世界的误解的极其诚恳的艺术家。爱德蒙?高斯称《约翰?克利斯朵夫》为20世纪的最高贵的小说作品。?
另一方面，现代评论家们对罗兰的这部最著名作品便挑剔得多。对一些评论家来说，它过于零碎、冗长。对另一些评论家来说，它缺乏文体感：语调方面有一定量的跳跃性，语言也总在狂欢式和严肃式之间变化不息。即便在有生之年，罗兰也常遭到这些批评，他的辩护是《约翰?克利斯朵夫》恰似生活本身一样充满插曲和偶然。对他来说，作品的意义在于生命的延续，从一个灵魂到另一个灵魂的火花。?
《约翰?克利斯朵夫》牢固地建立了罗兰在20世纪早期的文坛的声望。有趣的是，他在这部小说中预示了一场毁灭欧洲的战争的来临。继作品完成不久，这样的战争就爆发了。他写了一系列文章，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他还出版了一个小册子《战斗之上》(1915)，呼吁作战国的知识分子们去争取和平。这本小册子引起了对他文学地位的强烈愤怒。法国评论家们认为他只是个智商高的骂街文人；这小小的册子使罗兰成为法国最不受欢迎的作家，留下了法国年轻人与他之间的也许永难愈合的一条裂痕。?
战争期间，罗兰在瑞士流亡生活中继续创作。他沿用阿里斯托芬的文体写了两部小说和一个剧本，但这些作品都没有影响力。他的拉伯雷式的小说《科拉斯?布里侬》(1919)其实写于1914年之前，只是后来才发表。更为不友善的评论家们认为这部小说标志着罗兰文学生涯的结束；而较同情的想法是，这部小说反映出一位与外界隔绝的作家的怪诞思想。?
罗兰的和平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影响了他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写作。1923年，他帮助建立了国际性评论刊物《欧洲》，这是左翼的颇具影响的杂志。他以后的作品中表现出对马克思主义和东方神秘主义高度个人主义的结合。这些主题可在他的循环式小说《着魔的灵魂》(1922―1933)中窥得一斑。在这部小说里，罗兰揭露了政治宗派主义的残酷。小说充满了政治力量：布尔什维克、革命者、反革命者。而主人翁却是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女性同伴；主要情节描述了这位年轻女人和她儿子由决不妥协的个人主义向一种更具共产主义性质的理想的转变。?
20世纪30年代，罗兰预见了一场新的战争，他写了一系列文章以反对日趋逼近的危机，它们被收集在两卷里，一卷名为《我不会停止》(1935)，另一卷名为《对于革命，和平》(1935)。战争爆发了，他继续写作。这时期他的最重要作品是对查里斯?倍归的研究，查里斯在德雷福斯事件中与罗兰结成好友，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丧生。1944年圣诞节的几天前，罗兰拜访了他在巴黎的出版商，为这本书组织出版，一本他永远不能看见的书。?
罗兰逝世之后，其名望在法国以至全世界都大大衰落。由于他对艺术多愁善感的态度，以及他写作中缺乏对古典式样的掌握，法国从没有全心全意地接纳过这位桂冠得主。他名声的衰落也是文化气候变化的结果：20世纪后期是个更为愤世嫉俗的时代，它发现罗兰的理想主义流派十分虚饰做作。弗朗索瓦?莫里亚克为《约翰?克利斯朵夫》遭到冷遇表示哀痛，尽管他也不得不承认作品中充满了粗劣描摹的肖像和伪造的悲剧。?
罗兰缠身于他的时代的主要社会、政治和宗教事件之中。他真诚地相信艺术应该描绘真实的情感，传达出使人变得高贵的道德感，它必须与思想和心灵的“熵”作战。他无间断地呼吁自由和人类精神的尊严，他还支持被压迫者。他的写作中也许有很深的瑕疵，但人们仍会羡慕他理想主义的高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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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1/10/09 1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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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泰戈尔与《吉檀迦利》(印)
在成长方面，没有几位作家像泰戈尔那般幸运，他生在一个文化和艺术家庭，这不仅鼓励了他的文学追求，也为他献身艺术准备了足够的经济来源。他的孩提时代几乎就是他毕生工作的预习期，他受益于有影响力的教育，受益于著名艺术家们的陪伴，受益于他的父亲。正是他父亲激发了他对宗教沉思的热情，对孟加拉语的忠诚，以及对孟加拉郊野风光的赏悦。?
因此，泰戈尔在8岁的时候便写成了他的第一首诗，就不足为奇了，之后他便以毕生的精力完成了数卷的诗作。1878年他前往英格兰时，已经发表了小说、随笔、剧作(有些便在泰戈尔家里上演)等作品。1880年，他放弃了在伦敦大学学院学习法律的机会，返回印度，但他带回了对英国文学和日后影响他音乐剧的西方音乐的鉴赏力。他25岁的时候，已经是一名卓有成果的抒情诗人，他对重复和叠句的运用使他在同代诗人中出类拔萃。?
他的诗歌也受波希?贝西?雪莱的影响，他特别欣赏雪莱的《知识美人之赞歌》。1886年之后的作品中含有不少实验成分，但泰戈尔生活中的变迁，他1883年的婚姻，他哥哥耶约提伦德拉那特之妻的死亡(她与泰戈尔一度关系甚密)，使他的青年时代趋于尾声。
事实上，在他的《回忆录》(1912)中，泰戈尔如此陈述，说1886年标志着他的一个文学阶段的结束：“如此将他们领进了内里的圣殿之门后，我便离开了我的读者。”?
爱德华?约翰?托马森将1887年至1897年标为“十雷达和沙得哈那时期”，因为在这段时间内，泰戈尔住在十雷达以掌管他家在孟加拉的房地产，并编辑定期刊物《沙得哈那》。他在帕德玛河岸看管地产的时候，同时观察起孟加拉农民和四季变化以及相应的季节情调。他的创作主题的大量获得和他收集的意象，他自己承认道，使这些年成为他的最高产期。产品陈列在《沙得哈那》里，写满了小说以及关于经济、政治和占去他这时期大部分时间之事的文章。?
这个阶段里，泰戈尔最著名的诗歌是《金帆船》(1893)，它反映了泰戈尔对生命神性的信仰，这是诗人与生命神性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相互影响；生命神性通过诗人的作品得以实现。这时期的剧作是有关政治问题的，他对政治问题深感兴趣。1897年，他参加了孟加拉省地方会议，他努力让这次会议用孟加拉语而非英语进行。尽管他十分欣赏英国文学，他明白语言与政治的彼此联系，懂得民族主义，包括孟加拉语的使用，是民族自我表达的途径。(1908年他更为成功，这次会议上他的致辞打破了英语语言传统。)?
在世纪转换之际，印度历史的特征是政治上的骚动不安，民族主义思想大大增强，而布尔战争又暗示了大英帝国并非战无不胜。泰戈尔一贯认为，文学与生活是一回事，他的政治活动的结果便是文学创作的滞减，虽然他也写了一些以昔日印度为背景的剧作。他这时期的诗作集中体现在《奉献集》(1901)中，其中的诗歌包括爱国抒情诗和宗教诗歌。他的编辑工作照常进行：1898年，他成为《布哈拉提》的编辑；1901年，他又成为《坂加达尔沙尔》的编辑，同一年他将家迁至桑提尼克坦，在那儿，他用家庭地产设立了一所实验学校。
这所学校成为他终生承担的义务，从他大量的旅行演讲得来的钱以及诺贝尔文学奖奖金，都用来资助这所学校了。学校也是泰戈尔的隐居所，在那贫瘠的高地平原，泰戈尔找到了与十雷达的河流相反的诗歌灵感和创作题材。“和平居所”，他父亲赋予他们地产的名称，在泰戈尔经历个人悲剧时是他的好住所：1902年，他妻子去世；1904年，他的二女儿去世；1905年，他父亲去世。?
1905年，泰戈尔为孟加拉分裂决议所激动，这个决议意欲削弱印度民族主义。他写出散文和爱国歌曲，并自己吟唱，以支持民族主义运动。尽管他被英国人认为是个起颠覆作用的民族主义者，他的民族主义与其说是政治性的，还不如说是文化性的；他希望建设印度文化，重建孟加拉乡村生活。当他对民族主义运动已不抱希望――因为它忽略社会改革并愈发野蛮――他突然退居桑提尼克坦，在那儿他重新开始写诗，尤其是象征主义剧作，它们强调共和主义，指责独裁主义。?
不过，使泰戈尔得以成为国际性作家，而非孟加拉诗人的，倒是他的诗歌。1910年，泰戈尔发表了《吉檀迦利》，一本充满自然景观细节描述的诗集。威廉?罗森斯坦，一位在伦敦组织了印度社团的年轻画家，1911年去印度旅行，拜访了泰戈尔。这是个频繁并长久来往的开端，也正是在罗森斯坦的催促下，泰戈尔将《吉檀迦利》译成了英文，并于1912年访问了美国和英格兰。那一年，在罗森斯坦的努力下，印度社团发表了泰戈尔译诗的自编版《歌曲献礼》。?
泰戈尔成为文学界一大知名人士，绝大部分归功于威廉?巴特勒?叶芝的努力，这位神秘主义诗人将泰戈尔的诗歌介绍给颇有影响力的评论家和作家――其中的厄内斯特?赖斯发表了关于泰戈尔的最早的英文评论书籍之一。泰戈尔的名声传到了美国，1913年他去美国访问，开设讲座，并在有威信的文学刊物《诗歌》上发表诗作。这些国际访问达成了泰戈尔和他的支持者们的愿望：1913年泰戈尔荣获了诺贝尔文学奖。?
其他荣誉奖接踵而来，其中有加尔各答大学的文学博士学位和1915年英国授予的爵士。除了巡回演讲和义务性的公众仪式聚会之外――他已经是个名人――泰戈尔发表了他最杰出的抒情诗集《飞鸟集》(1916)，当时正值他处于国际性声望的最高峰，此书是《歌曲献礼》的合订本。
因为天鹅在巴拉卡方言中象征自现世进入永恒的灵魂之旅，这本书更使他成为一位神秘主义诗人。1918年，泰戈尔用他的诺贝尔奖金、他的讲座和出版物的报酬，在桑提尼克坦建立了维斯瓦?布哈拉提大学，但是，紧接他的文学生涯最高峰之后是印度的政治问题，英国对印度的压制措施在1919年的阿姆里特沙大屠杀中达到顶点。作为反抗，泰戈尔退出了他的爵士封位。?从1919年直至他1941年谢世之间，泰戈尔继续发表诗歌，仅管他此时已认识到自己的诗歌才华已日薄西山。
事实上，西西尔库玛?葛斯写了一本关于泰戈尔“后期诗歌”的书，他发现泰戈尔后期的诗歌中有大量苍白的作品，他宣称这些诗歌与其身份不相称，自身也缺乏平衡感；另一方面，葛斯又宣称其中有些诗是泰戈尔最佳作品之一。不管怎么说，随他晚年的广泛旅行，泰戈尔已转为国际主义者，他在英格兰、美国、中国、阿根廷、意大利、日本、苏联以及东南亚举办讲座。尽管有许多成功，这些年里病魔、公共关系(贝尼托?墨索里尼曾利用泰戈尔的一次访问来为政治口号服务)以及对与其哲学观相悖的世界的兴趣日益淡减等问题一直缠着泰戈尔。泰戈尔的热情和多才多艺却并没有减退。
70岁之际，他开始绘画，不久便在国际上展出他的图画作品。1930年，他又在牛津大学举办希伯特讲座(这些讲座于1931年以题为《人之宗教》一书出版)。为赏识他的成就，他于1932年被授予孟加拉大学教授的职位，又于1940年获牛津大学博士学位。?
泰戈尔所获的荣誉，尽管十分重大，仍不能与他身为世界居民和文学家的成就相配，故很难对他进行评价。他的生活(包括其宗教、教育和政治上的成就)就是他的文学，泰戈尔的评论家们很难就作品本身来评定他的文学成就，因为泰戈尔生活中的伟大已经超过了它。他是一位诗人和一个象征――西方对第三世界文学的认可，印度教与基督教的综合――而他获得诺贝尔奖使他最终成为一位名人。
尽管在倡导孟加拉和社会改革方面他是个民族主义者，但他没有为他同时代民族主义者的狭隘目标所影响，那些民族主义者不想倡导一个世界文化综合体，而是逃进地方观念以及对外国人的憎恨感觉之中。必然地，他的政治观点遭到印度人和东方领导层的责备，这种批评有时还延伸至他的诗歌。事实上，在诺贝尔得奖者当中，他是最著名者之一，而他的诗歌却又是最不为人知者之一，原因在于语言障碍和人们意识中他对印度文化自19世纪进入20世纪之际进行的改革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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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1/10/09 13:17
南海出版公司《大师经典》